蔣介石 白崇禧

在 1926 年春，當廣東革命政府于廣州籌備北伐之際，蔣介石已然掌控了軍政大權。

那時，李宗仁提出要將廣西軍隊編為兩個軍，然而蔣介石堅決反對，僅僅準許編為一個軍（也就是第七軍），并且拒絕在財政及軍需方面給予任何的補助，第七軍的裝備與給養完全得由廣西自行去解決。

廣東革命政府從蘇聯運來了大批軍火，包含一萬余支步槍、100 挺重機關槍，李宗仁幾經交涉，蔣介石才分給第七軍 1000 支步槍、4 挺重機關槍，其余的大部分都歸蔣介石直接指揮的嫡系部隊第一軍所有。

對此，李宗仁與白崇禧內心頗有意見，卻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從北伐伊始，蔣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之間，既相互合作，又彼此防備。

蔣介石起用白崇禧擔任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為李濟深，留守于廣州后方），還命白崇禧兼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從表面上看似乎對其頗為信任，但在李宗仁看來，蔣介石對白崇禧的任用實則別有用心。

其一，蔣介石深知李宗仁與白崇禧關系緊密，將白崇禧安排在總司令部擔任高級幕僚，便能更好地指揮第七軍；

其二，白崇禧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有諸多保定同學在北伐軍中擔任中上層軍官，蔣介石妄圖利用白崇禧來籠絡這些人；

其三，蔣介石讓白崇禧擔任參謀長，有時讓其出面代理指揮作戰，必要時還可將其當作替罪羊。

白崇禧曾對李宗仁說，蔣介石的參謀長并不好當，蔣介石私心頗重，偏愛第一軍，引發了其他各軍的不滿，由此而產生的錯綜復雜關系極難處理；

再者，蔣介石為人控制欲極強，事情不論大小，都必須由他來決定，白崇禧每走一步都得請示。

這充分表明了李宗仁與白崇禧對蔣介石的疑忌由來已久。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與國民黨的一些元老交談時，也時常在背后指責白崇禧“辦事超出了他的職權范圍”。

白崇禧 李宗仁

在 1926 年 11 月上旬，第七軍與第六軍于江西馬口一戰中收繳了孫傳芳部隊三萬多支步槍。

白崇禧曾當面跟蔣介石提議，打算將這批槍支分發給第一、二、三、六等各軍，用以彌補他們在作戰時的損失，蔣介石并未作聲。

其后，白崇禧就將這些槍支分發出去了。蔣介石對于白崇禧的這一舉措極為不滿，覺得這是白崇禧為了討好各軍從而樹立起個人的威信。

蔣介石與李宗仁雖是結拜兄弟，曾發誓要“同心同德”、“始終如一”，但實際上他們自己內心都清楚，這全然是一場互相欺騙、利用的鬧劇。

當北伐軍攻克南昌之時，蔣介石將隨軍的總司令部設立在南昌，并且想要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遷移至南昌，結果遭到了大多數國民黨人的反對，李宗仁對此也并不熱心支持。

所有這些都表明，蔣桂雙方自北伐開始以來就已然是表面上合作而實際內心背離，并且相互猜忌、彼此防備。

李宗仁

1927 年，蔣介石與汪精衛先后于上海、武漢發動政變之后，蔣、汪之間對于國民黨領導權的爭奪斗爭愈發激烈。

7 月之時，汪精衛提出“在夾攻中奮斗”這一口號，也就是一面進行反共，一面反對蔣介石。

當時，在武漢的第四軍張發奎、第八軍唐生智，在湖南的第二軍譚延闿，在江西的第三軍朱培德等都擁護汪精衛。唐生智和張發奎更是蠢蠢欲動，出兵向東行進到安慶一帶準備攻打南京。

在這個時候，李宗仁、白崇禧擁有三個軍，分別是第七軍、十二軍、十九軍，并且都在南京附近，他們在蔣、汪的爭斗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蔣介石曾多次主張征伐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卻遭到李宗仁的反對。

李宗仁堅決主張繼續進行“北伐”，并且極力主張與武漢政府和解。

實際上，他暗中傾向于擁護汪精衛來反對蔣介石，還曾派遣第七軍參謀長王應瑜前往武漢與各方面進行接觸并保持聯系。

在“四一二”政變之前，蔣介石曾讓張群出面，邀請孫傳芳的代表楊文窊到南京秘密會談。

蔣介石期望孫傳芳能懸掛青天白日旗，許諾孫傳芳擔任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兼華北聯軍總司令。

由于孫傳芳撤退到江北后，依舊擁有 20 萬完整的部隊，并且已經與東北軍閥張作霖展開合作（張作霖除給予孫傳芳部分軍餉外，還命令山東張宗昌全力支援孫傳芳）。

所以，蔣、孫的密談并未達成協議。孫傳芳反而趁著寧漢分裂之際，在津浦線上對蔣介石發動反攻，占領了徐州。

“四一二”之后，蔣介石又一度通過汪精衛的親信褚民誼向汪精衛試探有無合作的可能性。汪精衛估計當時的形勢對他有利，于是拒絕了蔣介石的提議。

蔣介石察覺自己正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于是在 1 月 25 日率領第一軍的兩個師離開南京奔赴津浦路前線，并親自指揮第十軍、二十七軍、三十三軍、四十軍攻打孫傳芳所占領的徐州。

他期望能打一場勝仗，從軍事上挽回聲勢。但結果卻與他的愿望相反，部隊從 8 月初開始進攻，沒幾天就被孫傳芳打敗，退回到長江北岸，損失極為慘重。

8 月 6 日，蔣介石回到南京，既惱怒又羞窘。他將前敵指揮官王天培逮捕起來當作替罪羊，未經審訊就將其殺害。

他自己也在 8 月 12 日宣布“下野”，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對于蔣的“下野”，外界傳言是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何應欽逼迫蔣介石下臺的。對此，李宗仁極力否認。

而蔣介石以退為進，不到半年就卷土重來，重新上臺，這便是后話了。

孫傳芳部隊

在 1927 年 8 月，蔣介石宣告“下野”后，便前往上海，接著轉至奉化老家，沒多久又奔赴日本。

受其影響，南京國民黨的一些要員如吳稚暉、戴季陶、陳果夫、陳立夫等也紛紛離開南京。

蔣介石曾密令何應欽將第一軍從南京及滬寧路一帶朝滬杭路方向撤走以保存實力，然而何應欽并未來得及執行蔣的這一密令。

此時，孫傳芳已分兵兩路，一路沿運河，一路從江蘇北部順著津浦線，徑直撲向南京。與此同時，武漢國民黨政府正由唐生智調動大批部隊沿長江兩岸向東行進，南京的形勢極為嚴峻。

8 月 19 日，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召開了蔣介石下臺后的首次軍事委員會議，他們當即決定把所有在江北的部隊向南撤退，沿長江南岸布防，以保住南京。

為緩解武漢政府的進攻，避免兩面作戰，李宗仁還急匆匆地于 8 月 22 日前往九江和廬山，與武漢政府的首腦汪精衛、譚延闿、孫科、宋子文、陳公博、顧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張發奎、鄧演達等舉行會談。

李宗仁裝作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政大計的樣子，要求武漢方面停止軍事行動，并派代表到南京去商談“寧漢合作”事宜。

汪精衛同意并推舉譚延闿、孫科二人為代表，隨李宗仁前往南京探討“合作”前景。但唐生智堅持武漢部隊至少要推進到蕪湖。

23 日，李宗仁偕同孫科、譚延闿回到南京。

他在回南京途中經過蕪湖時，發現孫傳芳的一小部分部隊已在南京以西地區渡江，他判斷這是孫傳芳向南京大舉進攻的征兆。

此時，南京的國民黨要人，除了李宗仁、孫科、譚延闿外，就只有何應欽、李烈鈞二人。

白崇禧為向江浙財團籌措軍餉，前些天已前往上海。

當時，負責守衛南京附近以西地區的是桂系的第七軍和第十九軍，在南京以東附近地區守衛的是何應欽的第一軍。

25 日，李宗仁為加強南京以東地區的防務，將第七軍主力從西區秘密調至東區布防，并趁機提出要何應欽發放 60 萬發子彈。

何應欽認為這個數目過大，只勉強答應給 30 萬發，約為當時南京庫存子彈的十分之一。

可見即便大敵當前、兵臨城下，他們之間依然存在矛盾。

孫傳芳果然傾巢而出（共計 11 個師、6 個混成旅，官兵總計 7 萬人），分三路渡江，會攻南京。

第一路以鄭俊彥為總指揮，以鄭的第十師為主力，從浦口附近渡江；

第二路以劉士林為總指揮，以劉的第十二師、馬葆珩的第十一師、上官云相的第四師、段承澤的第九師、崔錦桂的第八師、陸殿臣的第十二師為主力，從大河口附近渡江；

第三路以馬玉仁為總指揮，以馬師和張定奎旅為主力，從揚州攻鎮江。

25 日晚，從浦門渡江的孫軍占領了第一軍防守的南京東郊戰略防御要地棲霞山等陣地。第七軍立即協同第一軍為奪回棲霞山而與孫傳芳軍隊展開激烈戰斗，陣地多次得而復失。

與此同時，從大河口搶渡長江的孫軍大部隊在 26 日早晨占領了南京以東 30 余華里的戰略要地龍潭。

孫傳芳親自到龍潭火車站督戰，揚言“要到南京過中秋節”。白崇禧從上海回南京途中受阻于鎮江，他便在鎮江組建臨時指揮所，指揮附近的第一軍衛立煌師，又從滬杭線上調來第二十一師（師長陳誠），從東面進行反攻，配合在南京的第七軍和第一軍的一部分從正面、第十九軍從西面向龍潭發動總攻擊。

經過三晝夜的激戰，孫傳芳背水一戰，彈盡糧絕，死傷一萬余人，被俘繳械 4 萬余人，基本上全軍覆沒。

孫傳芳只身帶著隨從、警衛人員乘小汽船逃往北方。李、白、何的軍隊傷亡約 8000 人。這是國民黨北伐之戰中傷亡最為慘重的一仗。

在此役之前，楊樹莊統率的海軍曾對孫傳芳表示嚴守中立，但后來還是幫助了國民黨軍，發揮了一定的助戰作用。

孫傳芳軍隊大敗后，戰場上丟滿了槍炮和其他軍用品。

第七軍和第一軍爭著搶奪這些“勝利品”，再度加深了蔣桂之間的矛盾。李宗仁、白崇禧四處宣揚他們的龍潭戰功，多少顯得有些盛氣凌人，又引起了蔣系的嫉恨。

后來，蔣介石砸爛李、白樹立的“龍潭戰役紀念碑”，便是他們之間尖銳矛盾的體現。

北伐軍攻占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