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以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的歷史性演進為脈絡，聚焦NPE在政策體系中的功能定位與治理路徑，揭示在培育知識產權運營主體、優化價值實現路徑、擴展知識產權運營客體及構建風險防控體系中的協同邏輯，并提出NPE對保障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安全與降低知識產權交易流轉的交易成本等方面所具有的意義，促進現代知識產權運營發展為融合技術轉化、資本運作與戰略競爭三位一體的價值生態系統。知識產權運營政策表明，知識產權運營的核心在于實現知識產權的動態流轉，知識產權運營過程的本質在于將靜態的法律權利轉化為流動的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化配置機制釋放其潛在價值。知識產權流轉并非簡單的權利轉移，而是構建起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之間的高效連接通道，使得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的供需關系得以精準匹配。對于知識產權的流轉而言，交易安全性與交易成本是關鍵制約因素，專利非實施實體對知識產權的交易安全的保障與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專利非實施實體 知識產權運營 交易安全 交易成本前言
引言：在全球知識產權運營生態中，專利非實施實體（英文全稱為Non-Practicing Entities，簡稱NPE）的政策定位與治理邏輯深刻影響著知識產權市場的健康發展和創新要素的高效配置。本文以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的歷史性演進為脈絡，聚焦NPE在政策體系中的功能定位與治理路徑，揭示在培育知識產權運營主體、優化價值實現路徑、擴展知識產權運營客體及構建風險防控體系中的協同邏輯，并提出NPE對保障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安全與降低知識產權交易流轉的交易成本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的演進
知識產權運營是知識產權運用的高級階段，更加明確地強調發揮知識產權制度功能、實現知識產權制度價值；更加明確地強調知識產權的專業化運作和全鏈條運營，更加明確地強調將知識產權作為核心資產，嵌入創新全過程，進行全生命周期的經營。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的發展歷程始終圍繞知識產權價值實現這一核心目標持續迭代升級，深刻反映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化實施。從“十二五”時期的萌芽探索到“十三五”時期的體系構建，再到“十四五”時期的提質增效、聚焦專利轉化運用，既遵循知識產權市場化的內在規律，又通過持續的制度供給與政策創新，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我國的知識產權運營概念萌芽于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1]提出的“有效運用”方針。2011年被定為“知識產權運營元年”，《全國專利事業發展戰略(2011—2020年)》[2]首次出現“專利運營”一詞，推動形成全國專利展示交易中心、高校專利技術轉移中心、專利風險投資公司、專利經營公司等多層次的專利轉移模式，加強專利技術運用轉化平臺建設?！皩＠\營”這一概念提出的重要標志是2013年4月2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印發的《關于實施專利導航試點工程的通知》（國知發管字〔2013〕27號）和國家知識產權局辦公室印發的《關于組織申報國家專利運營試點企業的通知》（國知辦發管字〔2013〕34號）。在市場經濟體系中，知識產權運營政策作為公共治理工具承載著多重功能。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內涵分散融入專利產業化（含科技成果轉化、專利導航等相關政策）、知識產權運營平臺建設、知識產權金融服務等關聯領域中，形成多維協同機制。專利導航、科技成果轉化等專利產業化政策著力強化知識產權運營客體范圍拓展及質量優化，知識產權運營平臺建設政策推動知識產權運營主體多元，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政策則通過資本賦能探索新型運營場景與模式創新。這些政策通過互補性制度設計，共同構建起質量提升、主體培育、模式優化的全鏈條政策支持，為知識產權運營生態的演進提供支撐。因此，以下對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的梳理主要聚焦于上述幾個方面。
制度萌芽：“十二五”時期的基礎探索?！笆濉睍r期是我國知識產權運營體系從概念萌芽邁向系統化發展的重要奠基階段，這一時期我國在知識產權運營的多個關鍵領域進行了積極探索。專利產業化方面，2013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專利導航試點工程”，首次將專利導航納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通過產業園區、龍頭企業試點探索專利分析與產業決策融合機制，開啟了專利導航助力產業發展的初步實踐；運營平臺建設方面，2014年，國家知識產權局會同財政部確立了在北京建設全國知識產權運營公共服務平臺，并分別在廣東珠海和陜西西安試點建設面向創業投資的知識產權運營特色分平臺和軍民融合知識產權運營特色分平臺，初步搭建起知識產權運營的平臺架構，為知識產權的交易、轉化等提供了基礎支撐。知識產權金融方面，同年，財政部辦公廳、國家知識產權局印發《關于開展市場化方式促進知識產權運營服務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確規定設立知識產權運營政府資金。此外，國家知識產權局等有關部門出臺了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發展、指導商業銀行規范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業務、加強知識產權資產評估管理、推動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工作等方面的系列政策，逐步建立起了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政策體系，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探索新模式、新方法的試點。[3]
這一時期的系列戰略舉措以《全國專利事業發展戰略(2011—2020年)》為統領，通過專利導航工程優化資源配置、運營平臺強化服務供給、引導基金激活市場動能，形成了政策牽引與市場響應協同發展的雛形，為后續知識產權運營生態的完善奠定了制度基礎。
制度深化：“十三五”時期的系統構建。進入“十三五”時期，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呈現體系化、縱深化發展特征。專利產業化方面，我國制定了系列促進知識產權運用的政策法規，如國家知識產權局聯合教育部出臺了《高校知識產權信息服務中心建設實施辦法》[4]，以推動高校產學研協同創新、促進高校知識產權轉移轉化為宗旨?！秾＠ā返牡谒拇涡薷耐ㄟ^完善我國職務發明制度，鼓勵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實行產權激勵，從法律層面為專利產業化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知識產權運營平臺建設方面，隨著2017年國家知識產權局批復建設深圳南方知識產權中心及中國汽車產業知識產權投資運營中心成立，我國初步形成了包括全國平臺、特色分平臺、區域知識產權運營中心和社會運營機構等在內的全國知識產權運營網絡體系；知識產權金融領域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國家知識產權局首次開展專利權質押登記試點。廣州開發區知識產權局和廣州開發區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我國首個以專利許可費為基礎資產的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廣州開發區專利許可資金支持專項計劃”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成功發行設立。多項由政府引導，專注于特定產業的知識產權運營引導基金也積極發揮效能，如北京市重點產業知識產權運營基金、國知智慧知識產權股權基金、七星天海外專利運營基金、廣東省粵科國聯知識產權投資運營基金等。十三五后期，我國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模式日趨成熟，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工作亦步入規模發展階段。[5]
這一時期的系列舉措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運營體系在制度支撐、平臺布局與金融創新等維度實現系統性升級，形成了“政策引導-平臺支撐-金融賦能-協同創新“的全鏈條運營生態，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堅實基礎。
效能提升：“十四五”時期的高質量發展?！笆奈濉睍r期，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聚焦于提升質量效益與促進產業融合，展現出強烈的問題導向和系統思維。針對高校、科研機構專利轉化率低的痛點。2021年以來，國家出臺了《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6]《“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7]等綱領性文件，將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視為知識產權運營的重要方向。隨后，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8]進一步細化了具體行動路徑，從多個關鍵維度對專利轉化運用進行了系統部署，涵蓋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多維主體的專利產業化激勵、專利密集型產品的推廣、高標準知識產權市場體系的建設等方面。
基于此，2024年全年，專利行政管理部門不斷健全政策機制，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牽頭，聯合22個部委組成的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推進機制高效運行，圍繞科技、產業、企業、金融等領域密集出臺相關政策文件50余份。同時，各地方結合實際制定專項行動落實方案，出臺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部門協同、央地聯動的良好局面；不斷加快專利轉化重點任務推進，歷史上首次完成全國高校和科研機構134.9萬件存量專利的全面盤點，組織45萬家企業進行精準對接和匹配推送，有效盤活存量專利資源。實施專利產業化促進中小企業成長計劃，出臺重點產業知識產權強鏈增效等系列政策文件，指導認定第二批專利密集型產品3000多件，產值超9400億元，有力推動了專利技術的產業化應用；不斷疏通轉化堵點和難點，強化專利轉化運用激勵導向，推動優化各類評價指標。推動建立專利申請前評估制度、專利轉化的盡職免責和容錯機制等有利于專利轉化運用的長效機制。會同科技部等5部門建立財政資助科研項目形成專利聲明制度，并已完成聲明專利25.6萬件。
“十四五”時期的知識產權運營政策通過“政策完善+重點任務推進+堵點難點疏通”三方合力，著力破解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有效融合，推動創新成果高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縱觀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的發展歷程，政策焦點經歷了“基礎構建-機制創新-價值實現”的轉移。“十二五”時期主要完成了框架搭建，“十三五”時期重點推進體系完善，“十四五”時期則關注轉移效能提升。這種演進過程不僅體現了政策制定者對知識產權市場化規律的深刻把握，更展現了通過制度創新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的堅定決心。未來，隨著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深入推進，我國知識產權運營政策將繼續優化升級，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撐。
二、NPE的運營模式分析
隨著全球知識產權競爭格局的深刻變革，國內外知識產權運營政策體現出知識產權運營體系已從單一主體驅動向多元生態協同演進。NPE是重要的知識產權運營主體，我們在《一文讀懂NPE：含義如何、從何而來、如何理解？》一文中對NPE的內涵與外延、興起與發展、合理性基礎等進行了討論，并在在《同源異流：專利非實施實體運行模式正當性探析》一文中，對不同類別NPE機構的運營模式進行了詳細的論述。NPE作為目前市場上專利運營體系的重要主體，實現技術要素的優化配置，彌合實體制造企業與科研機構間的信息鴻溝，通過專業化運營形成的規模效應，能夠顯著降低專利匹配與許可談判的交易摩擦。從NPE運營主體、運營方式及運營客體層面對其知識產權運營模式進行分析無疑可以觀察知識產權運營平臺的實踐發展。
第一，從知識產權運營主體層面來看，NPE知識產權運營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對知識產權資產進行運營操作的主體，可以包括科技型企業、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也可以包括促成知識產權交易、產業化和資本化的專業服務性中介機構。按照知識產權運營主體的不同，可以將運營模式分為以中介為運營主體的模式、以企業為運營主體的模式和以科研院所為運營主體的模式。[9]其中，以中介作為運營主體的商業模式包括專利化運營資金、交易撮合平臺和專利聯盟。企業為主體的運營模式主要分為企業內部自行運行、設立許可公司及委外實施等模式。以科研院所為主體的運營模式主要有技術轉移辦公室模式、產業園區模式及與企業直接合作模式等類型。[10]這些主體通過專業化分工與協同創新，共同推動專利資產的價值轉化。
第二，從知識產權運營模式層面來看，NPE已形成多層次的價值實現路徑?；A層面包括專利許可（普通許可、排他許可、獨占許可）與所有權轉讓等傳統方式，進階層面涵蓋專利布局、專利池構建形成的戰略性標準運營，以及專利質押融資、證券化等金融創新模式及專利作價入股、NPE專業化運營及復合型訴訟維權戰略等資本運作手段。
第三，從知識產權運營客體層面來看，NPE運行所針對的專利類型呈現多樣化特點。知識產權運營客體涵蓋基礎專利資產及其衍生形態，既包括具備技術先進性的核心專利組合，也延伸至專利質押融資中的金融衍生品、專利池構建中的標準必要專利包，以及NPE機構運營的防御性專利集群。這種客體范圍的擴展，使得現代知識產權運營發展為融合技術轉化、資本運作與戰略競爭三位一體的價值生態系統。

圖1 NPE運營模式

三、NPE的總體政策定位
作為現代知識產權制度與市場機制深度結合的產物，對知識產權運營的治理范式深刻反映了全球創新戰略的動態調適邏輯。NPE作為重要的知識產權運營主體，當前知識產權運營政策在制度設計層面呈現出對NPE創新價值的系統性認同，其核心邏輯體現為三方面治理取向：

首先，公共政策旨在完善NPE等知識產權運營主體培育機制。通過構建知識產權運營市場化框架，支持諸如全國專利展示交易中心、高校專利技術轉移中心、專利風險投資公司、專利經營公司、專利聯盟等組織形態的建立與規范化發展，推動知識產權運營服務融入國家創新鏈條。正如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運用促進司司長在2024年知識產權工作進展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的那樣，要“進一步推進產業知識產權協同發展，一體推進產業知識產權創新聯合體、專利池、知識產權運營中心建設”。這種制度安排承認NPE作為技術要素市場專業化分工的必然產物，將其定位為銜接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的關鍵樞紐。在運營模式優化方面，旨在優化知識產權價值實現路徑，構建多元化知識產權運營模式。專利導航工程引導NPE聚焦高價值專利組合，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激活NPE對接高校院所與產業端的通道價值，知識產權金融創新催生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知識產權證券與知識產權保險、知識產權作價入股等多元金融形態。上述舉措反映出對NPE在提升知識產權流動性、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核心功能的戰略性認可。誠然，部分NPE的投機訴訟行為可能會帶來潛在的風險，但是基于我國目前尚未大規模爆發NPE訴訟的現狀，可以通過借鑒國外治理NPE的投機訴訟行為的經驗，并利用我國法律制度的優勢，通過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和司法程序予以引導和規制，如涉及標準必要專利（SEP）禁令救濟的反壟斷執法、SEP的經營者集中審查、專利侵權賠償制度、行為保全制度、惡意訴訟制度及其司法實踐，避免投機者惡意利用NPE牟取暴利，充分發揮NPE在知識產權運營方面的優勢。由于上述內容并不屬于本文討論的公共政策的范疇之列，故在此不做過多討論。在專利客體方面，系列政策將NPE運營的對象從傳統的基礎知識產權資產擴展至諸如標準必要專利包、NPE機構運營的防御性專利集群等知識組合，從知識產權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基礎運營擴展至知識產權擔保權益、作價入資產生的股權權益的利用。上述政策體現出對NPE促進創新要素市場化配置、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方面積極作用的重視。相關政策還包含建立風險防控體系，平衡創新激勵與市場秩序。政策框架在承認NPE促進技術流動、激勵小微企業創新的正向作用基礎上，通過審查質量提升、侵權訴訟規則優化等制度設計，精準規制投機性行為。這種包容審慎的治理理念，本質上確認了NPE作為市場必要組成部分的合法性地位。政策演進的內在一致性表明，NPE已被視為現代創新生態中不可或缺的市場化主體。制度設計既通過正向激勵引導其服務國家創新戰略，又通過負向約束防范系統性風險，這種雙向治理范式本質上構成了對NPE創新促進價值的制度化認同。知識產權運營政策均表明知識產權運營的核心在于實現知識產權的動態流轉，知識產權運營過程的本質在于將靜態的法律權利轉化為流動的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化配置機制釋放其潛在價值。知識產權流轉并非簡單的權利轉移，而是構建起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之間的高效連接通道，使得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的供需關系得以精準匹配。對于知識產權的流轉而言，交易安全性與交易成本是關鍵制約因素，NPE對知識產權的交易安全的保障與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公共政策完善NPE等知識產權運營主體的培育機制旨在于促進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安全。NPE依托其專業團隊與技術工具構建的專利交易周期風險評估體系，系統性降低了知識產權交易中的法律風險與市場不確定性，推動專利交易環境向安全可信轉型。在傳統交易模式下，專利權屬模糊、價值虛高及侵權風險等問題長期制約市場活力，NPE則可以通過全鏈條風險防控機制創新，促進專利交易的合規性與安全性。以美國專利防御聯盟RPX Cooperation（RPX）為例，其通過建立核心防御性專利收購網絡，幫助會員企業規避在訴訟許可方面的財務風險，同時依托專利數據分析、專利市場和訴訟報告（Patent Marketplace and Litigation Report）[11]以及專利質量計劃（Patent Quality Initiative）[12]的現有技術檢索與專利有效性挑戰機制，為會員提供精準的市場風險評估與應對策略。斯坦福大學技術許可辦公室（Stanford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則通過許可經理與發明人的深度協作，在專利預審階段即對技術的可專利性、轉化可行性及市場價值進行多維度研判，從源頭把控專利質量并預判商業化風險。[13]據《2024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我國企業對專利挖掘和申請（需求比例42%）、知識產權運營（需求比例29.4%）、專利產品開發前的侵權風險調查（需求比例25.6%）、專利維持、專利分級分類管理（需求比例21.5%）等NPE核心業務存在顯著需求，[14]這印證了NPE在構建穩定可預期的專利交易生態中的核心作用和廣泛的市場需求，其不僅將知識產權交易從“風險博弈”轉向“安全可控”，更通過專業化服務增強了市場主體參與知識產權運營的信心，為全球統一大市場下的知識產權要素高效流通提供了保障。

圖2 《2024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企業對知識產權市場化服務的需求

還有，公共政策完善NPE等知識產權運營主體的培育機制旨在于降低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成本。NPE通過構建專業化的知識產權運營網絡，有效解決了傳統知識產權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等痛點，顯著提升了技術要素的市場流動性，其通過專業化分工和資源整合優化了知識產權市場的運行效率。在開放式創新范式下，技術要素市場存在大量分散的專利權人和潛在需求方，信息不對稱、專利碎片化等問題顯著推高了技術交易的搜尋、談判和維權成本。NPE通過橫向整合特定領域的專利資源，構建規?；藴驶闹R產權組合，使得實施主體無需逐一對接分散的知識產權權利人，有效簡化了許可談判流程。同時，NPE憑借其資金和專業優勢，成為連接權利人與實施人的關鍵節點，既幫助中小企業解決知識產權轉化能力不足的困境，也為大企業提供技術集成方案，從而降低專利叢林效應帶來的商業化阻礙。此外，NPE通過市場化運作盤活閑置知識產權資源，將難以獨立實現商業價值的知識產權納入流通體系，既避免了技術沉淀的社會損失，也通過風險分擔機制緩解了原始創新主體的維權壓力。這種基于專業分工的交易模式重構，實質上推動了知識產權二級市場從零散博弈向集約化、規范化運作轉型，最終實現交易成本的整體性削減。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運營政策的演進軌跡揭示，NPE作為技術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專業化主體，其政策定位已從早期的爭議性存在轉向戰略性的制度接納。我國的系列政策更是折射出市場對諸如NPE等知識產權運營主體提供的知識產權集成運營服務的現實需求，及對NPE在保障知識產權交易安全、降低知識產權交易流轉成本方面積極作用的認同。未來，我國需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立足本土創新需求，繼續通過專利導航工程引導NPE聚焦戰略性產業的高價值知識產權運營，強化知識產權證券化、質押融資等工具創新以釋放NPE的資本融通功能，最大限度激活知識產權運營市場活力，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兼具效率與公平的制度保障。此外，開放式創新與NPE知識產權運營相輔相成。開放式創新模式的興起，為NPE的運營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深入研究開放式創新的樣態新近發展，以及NPE在其中的可能定位和作用，探討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的優化，進一步推動NPE知識產權運營與開放式創新的深度融合。
注釋：
[1]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通知，https://www.gov.cn/zwgk/2008-06/10/content_1012269.htm
[2]全國專利事業發展戰略(2011—2020年)，https://www.cnipa.gov.cn/art/2010/11/18/art_65_11353.html
[3]國家視角：中國的歷程，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709&plang=ZH
[4]知識產權局辦公室 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印發《高校知識產權信息服務中心建設實施辦法》的通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1/07/content_5254106.htm
[5]同4
[6]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22/content_5638714.htm
[7]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8/content_5647274.htm
[8]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10/content_6910281.htm
[9]王瀟，張俊霞，李文宇.全球知識產權運營模式特點研究[J]，電信網技術，2018(1):6.
[10]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知識產權運營與實務 [M].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23
[11]Reports，https://www.rpxcorp.com/intelligence/reports/
[12]Patent Quality Initiative，https://www.rpxcorp.com/solutions/iprs/
[13]OTL's Process，https://otl.stanford.edu/researchers/otls-process
[14]2024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1/22/art_88_197320.html
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
作者：張鵬 郭婷婷 鄭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