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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朝君臣的想法是一廂情愿的。他們只看到了自己優勢的一面，而忽視了弱點。首先，他們完全低估了太平天國的實力。太平天國仍然據有天京上游安慶、蕪湖等幾個戰略重鎮，可以拱衛和支援天京。

皖北的形勢

至于皖北的形勢，處于戰略相持，曾、胡集團在皖鄂邊界的爭奪中得到了先手，陳玉成兵團雖遭受了一定的損失，但主力尚存，且具有以桐城、舒城為前沿、以安慶為中心的戰略基地，況且北有捻軍對皖北基地屏蔽，南有李世賢、劉官芳、黃文金等在皖南的戰略支援，皖北基地相當鞏固，陳玉成兵團亦可能參加機動援京戰役。事實上，陳玉成已經為此作過多次機動，對江南大營構成頗大威脅。

其次，在太平天國各支主力被牽制的同時，清軍的幾支主力，也同樣受到壓制，雙方的戰略相持實質上是相互牽制，維系動態的軍事平衡。最后，他們忽視了江南大營自身的致命弱點，就是江南大營自身的保護問題。蘇浙和皖南都是江南大營的防區，漫長的縱深，寬廣的腹地，絕不是什么“完善之區”，而是兵力空虛的“易滲之區”。

而且，清王朝對曾、胡集團的戒心決定了江南大營戰爭目的保守性，江南大營的天京戰場和曾、胡湘軍的安慶戰場是互不統屬的，根本不可能協同作戰。江南大營很難得到新的支援，只能獨自圍困天京和保衛蘇浙，兵力顯然不足。清軍的戰略分裂便為太平天國的戰略機動提供了機會。

戰史表明，后來，李秀成兵團從蕪湖經廣德奔襲杭州，主力從而由戰場內線機動到外線，然后又從建平重新由外線機動到內線，所運動的區域正是既在江南大營戰區之外，而安慶戰區又兼顧不到的皖、浙、蘇交界的寧國、徽州地區。因此，借1860年天京合圍所形成的天京戰場上的優勢向太平天國發動全面戰略進攻的設想，是難以實現的空想。

援京破圍的戰略經驗和前提條件

太平天國方面必須解天京之圍，這首先是一個政治上的考慮，因為天京一失守，太平天國就滅亡了。而從軍事意義上說，天京從定都開始就沒有擺脫被圍困的夢魘，這對于各戰場來說都是難以釋懷的心病。天京始終處在圍困與解圍的拉鋸中，既不能為其他戰場的提供后援，也成為開辟新戰場的直接障礙。楊秀清時期北伐之所以得不到支援，西征戰場長期相持，都證明了這一點。

太平天國以往破圍的主要經驗，是從其他戰場抽出機動兵力投入天京戰場，以優勢兵力將孤立于天京戰場的清軍擊破。1856年破江南大營集中了秦日綱、石達開兩大主力兵團，1858年破江北大營也是陳玉成、李秀成兩支主力合作的結果。這種解圍模式的前提有二：第一，從天京以外戰場趕來的機動兵團是在本戰場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后得以抽出的，如果在本戰場處于相持或者劣勢，那么就無法組成這樣的機動兵團。

1856年一破江南大營的主力石達開兵團是從西征戰場抽來的，石達開之所以能夠撤南昌之圍而東指天京，是因為他在西征戰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西征戰局穩定是他抽身東援的前提；而1858年陳玉成、李秀成合作攻破江北大營，也是基于樅陽會議后勝利規復廬州、滁州及和州的基礎之上，是皖北戰場局部反攻的繼續。第二，一元化的戰略指揮中樞是完成破圍的保證。

楊秀清擁有一元化軍事指揮大權，其個人權威可以把正在開拓江西戰場的石達開迅速召回參加援京會戰。這樣的絕對權威，是確保能夠及時抽調機動力量、集中一線決戰的保證，一破江南大營之役就得益于此。這樣的指揮中樞在天京事變后就不存在了，以后的指揮體制遠沒有這樣的權威。1858年實行的“五軍主將制”，由天王在中樞決策與指揮，在肯定了陳玉成兵團主力地位的前提下，為陳玉成和李秀成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體制框架。

陳玉成的外線作戰與李秀成以守衛天京為責任的內線作戰的結合，仍然是在作戰目的一致基礎上的統一，只是這樣的統一不再僅由中樞號令，而是依賴在戰爭現實下形成的一種默契。李秀成在打不開天京局面的時候，自然會求助于陳玉成，陳玉成也會幫助李秀成扭轉天京戰場的局面。同時李世賢和楊輔清乃至韋志俊都在這種體制下與陳玉成和李秀成形成這種默契。

總之，不論是楊秀清的絕對權威，還是“五軍主將制”下的默契，其指揮系統在全局上看還仍然是一元化的。這種一元化的指揮系統比較清朝方面的戰區分立的指揮體系，自然是太平天國方面的一個優勢。可是，1860年春的形勢使第一個前提無法實現。如前所述，太平天國的幾支主力分別在各自戰場與敵軍處于戰略相持狀態，特別是1858—1859年兩次破江北京圍的陳玉成兵團剛剛遭受重創，正處于休整期，而正面的湘軍則乘勝向皖北基地的腹地緊逼。

陳玉成決不能對湘軍的威脅有絲毫的閃失，必須穩定皖北基地。陳玉成的窘境使得天京事變后陳、李南北夾擊、以陳為破圍主力的模式無法在1860年重現。至于蕪湖地區的李世賢，正與清湖南提督周天受打得難解難分，況且他還必須策應徽州、池州一帶的楊輔清與黃文金、劉官芳等。

楊輔清與黃文金等人的當務之急是保住池州，盡力挽回因韋志俊叛降帶來的損失。所以太平天國以往破圍模式的第一個前提是不存在的，太平天國中樞必須探求新的對策。軍事指揮上的一元化領導使太平天國仍然可以利用清朝方面天京、安慶兩大戰區因不相統一而形成的“邊緣化地區”做文章，可以在薄弱地區首先突破，以激活全局，尋求援京破圍的戰機。

關于二破江南大營戰略決策研究之爭議

太平天國二破江南大營之役被認為是援引了中國古代軍事史著名的“圍魏救趙”的戰術，即攻敵之所必救，扯動敵人分兵而尋機集中優勢兵力破敵。從這次戰役的進程和結果來看確實如此。但是太平天國方面是否在戰役開始前就制定了這一為后人津津樂道的“圍魏救趙”的戰略呢？學者們大多對此持肯定態度。簡又文認定是洪仁玕在李秀成向他問計時，提出了這一“圍魏救趙”的奇計，并指出這是“干王執政后，第一次陳出之軍略也”。

之后“忠王贊成之，并負責執行”。簡還認為是洪仁玕“另約英王陳玉成虛攻江北皖北一帶，以掩護江南之軍事大活動”。酈純的說法與簡又文一致，他明確指出：“李秀成在天京與干王洪仁玕三次商量解救天京之圍之策，洪仁玕建議效‘圍魏救趙’故智。”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指出：“忠王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商定戰略，強請出京，謀解長圍，天王允準。

”至于所商定的戰略是什么，郭廷以仍然引用了“逸經”第二十期所錄“干王洪仁玕親筆供詞”，說明郭廷以與簡又文、酈純持相同看法。(14)羅爾綱的論斷則出語謹慎，他認為這一戰略“固然不能說是李秀成的計策，更不能說是洪仁玕的主謀。洪仁玕自述的話并非事實”。綜合簡、酈、郭、羅四位先生的觀點，他們都認定有這樣一個“圍魏救趙”性質的戰略，而且早在戰役前就制定了。

《供詞一》

至于誰是主謀是個問題，除羅爾綱之外的三位先生都以為出此計者是洪仁玕，李秀成想不出這條妙計，他三次向洪仁玕問計，或者是“商定戰略”，由洪仁玕提出。特別是三人都認為李秀成離浦口南下蕪湖正是執行這一戰略的第一步。李秀成是這一戰略的積極響應者和執行者。羅爾綱先生的說法則回避了主謀問題，但他也不否認這一戰略是在戰役前李秀成離開浦口前就制定好了的，因為他認為李秀成在蕪湖會集諸將開會布置的也是這個方案。

簡、郭、酈三位先生認定有“圍魏救趙”戰略且認定是由洪仁玕制定的基本論據看來是《洪仁玕自述》。那么我們就先來分析洪仁玕的自述。洪仁玕被俘后所留下的口供、親筆供等共7件，其中有4件提到了二破江南大營史事。在席寶田軍營中的親書供詞（以下簡稱《供詞一》）和在南昌府親書供詞（以下簡稱《供詞二》）較詳，而在南昌府之供詞（以下簡稱《供詞三》）和在江西巡撫衙門的口供（以下簡稱《供詞四》），則較略。《供詞一》稱：

“（忠王）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救當攻取之策。予見其求救心切，乃曰：本軍師前在粵東時，知天京四面被圍，乃不避艱險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豈貪祿位而來乎！今京都被圍，只有江北一線之路運糧回京，何能與敵爭長？為今之計，可潛師遠出，攻擊其背之虛處，彼處無余兵相救，必請圍京之兵以救之，度其離京既遠，即行撤攻潛回，約定英、忠王合解京圍，此必有建瓴之勢也。

忠王曰，果見殿下如算矣……忠王即回府具稟謝指教之恩。次晚又來稟求將浦口、江浦二處兵馬撤去。予曰，若救此二路，兵去，則一線之路既斷，江北之糧不能進京，其勢必急迫，若請安省英王之兵去，又恐安省有急，若如弟高見撤兵，未審京內糧餉足支幾久也？……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長策，遠擊虛處，求兄寬心，求主勿慮，吾誓報吾主知遇之恩也。……伊又著人面謝……即行備辦纓帽號衣，偽裝敵兵模樣，一路前行，不曾走漏。直至杭州城門……

參考資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中朱批奏折》、《軍機處錄副奏折》，《革命運動·太平運動》，南京大學圖書館藏縮微膠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迄2001年已經出版26冊，其中第1—2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朱學勤等纂《欽定剿平粵匪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