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的那個夜晚，注定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

當關東軍蓄意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并以此為借口發(fā)動對東北軍北大營的攻擊時，一場改變中國近代歷史走向的事件就此拉開帷幕。

在這場事件中，“張學良為何不抵抗”成為了縈繞在無數(shù)人心中的核心疑問，其背后隱藏著錯綜復雜的歷史脈絡與利益糾葛。
九一八事變：一場蓄謀已久的侵略鬧劇
1931年9月18日晚間10點20分，盤踞在遼東半島多年的關東軍精心策劃了一場陰謀。他們派出約250人的中隊，自行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這一行為看似是鐵路設施的意外損毀，實則是關東軍為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精心炮制的借口。

作為日俄戰(zhàn)爭后成立的滿鐵守備隊演變而來的部隊，關東軍一直以保護南滿鐵路為職責，鐵路被破壞無疑為他們挑起事端提供了絕佳理由。
炸毀鐵路后，關東軍迅速兵分兩路：一隊負責在現(xiàn)場拍照存證，為后續(xù)的輿論造勢做準備，試圖將破壞鐵路的罪名嫁禍給中國軍隊；另一隊則直接向北大營發(fā)起進攻。

消息傳至關東軍司令部后，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立即下令向奉軍開火，正式拉開了侵略的序幕。當時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第7旅，總兵力約1萬人，面對僅有200多名日軍的進攻，卻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局面。

這是因為此前張學良曾下達訓令，要求“我軍與日軍相處需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均應忍耐，不準沖突，以免事端” 。在這一指令下，第7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奉命撤退，僅有王鐵漢團長的620團拒絕執(zhí)行不抵抗命令，毅然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盡管620團官兵奮勇抵抗，與日軍僵持數(shù)小時，但由于己方援兵遲遲不到，而日軍援軍卻不斷抵達，最終在凌晨3點左右突圍撤走。到了天亮時分，數(shù)百名關東軍成功占領北大營；當日結束時，沈陽也完全落入日軍之手。
關東軍的野心遠不止于此，在發(fā)動對北大營和沈陽的攻擊同時，還對南滿鐵路沿線18座城鎮(zhèn)同時發(fā)起進攻，企圖一舉吞并整個東北。而各地的東北軍由于都收到不抵抗指令，使得日軍的侵略行動幾乎沒有遭遇實質性的抵抗，一路如入無人之境。

短短72小時內，遼寧、吉林兩省相繼淪陷，東北大半河山插上了日本軍旗。面對日軍的侵略行徑，南京國民政府雖宣布了三項外交原則，但日本方面對此不予理會，侵略步伐并未停止。
“不抵抗”指令溯源：真相究竟為何？
多年來，關于張學良不抵抗的原因，有一種廣泛流傳的說法，即蔣介石通過“銑電”要求張學良不抵抗，這一說法被稱為“銑電說”。民國時期電報以韻目代日，初六稱“魚電”，十六日稱“銑電”。

據(jù)說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發(fā)出銑電致張學良，大意是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抵抗，力避沖突，還要求張學良“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這一說法最早源自張學良機要室主任洪鈁1960年撰寫的《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一文，此后被眾多有關張學良的著作引用，如《張學良世紀傳奇》《張學良研究續(xù)集》等，使得“蔣介石是不抵抗政策元兇”的結論廣為流傳。
然而，深入探究這一說法，卻發(fā)現(xiàn)存在諸多疑點。

從檔案資料來看，歷來研究蔣介石的重要檔案《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完整整理了1923 - 1971年之間與蔣介石有關的各類檔案、文獻等，共計444冊，資料十分豐富，但其中并未收錄所謂的“銑電”。

同時，學者對照超過1000頁的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同樣沒有找到這份關鍵電報。

若“銑電”真實存在，且如洪鈁所說曾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長官，那么至少應有超過10份以上的公文檔案以附件形式被轉送，理應分別保存在各地機關檔案室，且由于事關重大，必然會被慎重保存，但幾十年來卻從未出現(xiàn)過任何相關原件。

在1931年8月18日至9月18日期間，張學良檔案中收錄的19封電報，涉及日軍演習、中村事件、南方長江流域水患賑災、和平救國與保護日韓僑民等諸多內容，唯獨沒有“銑電”，且此后各軍事長官間的電文往來，也無人提及“銑電”相關內容。
此外，從當事人的回憶來看，也存在矛盾之處。1951年7月，張學良的心腹、后來成為漢奸的遼寧省政府主席張式毅，在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的口供中，只是提到向張學良報告并請示應對方策后，奉命采取不抵抗主義，并未提及蔣介石的事前指示。

而張學良本人在人生的最后十年，曾三次談到此事，說法始終一致，明確表示“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

1990年12月9日，他在回答日本廣播公司記者提問時如此表述；1991年5月28日，在紐約曼哈頓，面對紐約東北同鄉(xiāng)會會長徐松林關于是否有相關手諭的提問，張學良也明確回答是自己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在口述自傳時，張學良也強調“這個事我根本沒請示政府” 。

由此可見，“銑電說”缺乏足夠的檔案支撐，很可能是以訛傳訛。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南京政府完全沒有責任。

張學良在口述自傳時曾提到，政府的回復都是“妥善辦理相機處置”之類的套話，從未有過直接明確的答復，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南京政府對東北局勢的曖昧態(tài)度，也讓張學良在面對日軍挑釁時處于更加艱難的決策境地。
歷史的伏筆：中東路事件的慘痛教訓
要深入理解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決策，就不得不提及此前發(fā)生的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是沙俄帝國修建的一條從俄國赤塔經(jīng)中國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最終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其向南延伸至旅順的支線，構成了東北地區(qū)重要的交通命脈。

日俄戰(zhàn)爭后，日本取得長春以南路段，改稱南滿鐵路，并據(jù)此成立了關東軍；長春以北路段理論上由中俄共管，但實際上長期被蘇俄控制。
蘇俄誕生后，列寧曾兩次發(fā)表對華宣言，表示要將中東路歸還中華民國，但由于北洋政府不承認蘇俄，此事一直懸而未決。此后兩國政府頻繁更迭，中東路的出資方式和歸屬問題也多次被討論。

1924年9月，蘇俄與張作霖簽訂《奉俄協(xié)定》，約定中東路無涉中國主權問題，蘇俄政府允諾中國贖回該鐵路，若60年內未贖回，則無條件歸還中國。然而，這一承諾背后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當時正值斯大林與托派激烈斗爭時期，蘇俄為避免節(jié)外生枝，在對外態(tài)度上較為軟化。

但隨著局勢穩(wěn)定，蘇俄開始支持馮玉祥與奉系作戰(zhàn)，并以拖欠鐵路貸款為由，禁止奉軍使用中東路，變相介入中國內戰(zhàn)，中東路始終牢牢掌握在蘇俄手中。
1928年，張學良接班后，東北易幟，全國實現(xiàn)形式上的統(tǒng)一。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發(fā)動的“革命外交”運動（旨在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列強在華特權）影響，張學良也萌生了“革命外交”的想法。

在他看來，東北面臨的兩大外部威脅是日本和蘇俄，他將二者稱為“紅白帝國主義”。經(jīng)過分析，張學良判斷1929年是擊潰蘇俄的最佳時機。

當時蘇俄正在實行農村集體化，國內出現(xiàn)嚴重饑荒，張學良的白俄友人向他進言，稱“天下苦秦久矣，若將軍親率遼吉之眾，出于爾賓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成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民國可興矣”，這進一步堅定了他的決心。
當然，對蘇開戰(zhàn)并非張學良一人能夠決定。1929年3月起，張學良開始逐步收回中東路相關權益，幾次強硬交涉后，蘇俄都選擇了退讓，這讓他信心大增。

5月27日，沖突升級，張學良派軍警突襲搜查蘇俄駐哈爾濱總領事館，逮捕39人，并搜出大批文件，這一舉動幾乎等同于絕交。蘇俄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外交部長王正廷致電張學良詢問東北方面有無抵抗實力，張學良以全面征兵、北上防蘇的行動做出回應。

7月7日，蔣介石與張學良在北京飯店會面，蔣介石堅定表示“不惜以武力奪回中東鐵路，若是發(fā)生戰(zhàn)爭，中央一定做你的堅強后盾。十萬大軍，百萬軍款，那都不成問題”，這給張學良打了一劑強心針。
然而，戰(zhàn)爭的結果卻讓張學良陷入了絕境。從1929年7月底到11月底，東北軍與蘇軍發(fā)生大小戰(zhàn)斗數(shù)十次。東北軍出動10多萬兵力，蘇俄出動約8萬兵力。

在東線，三江口、同江、富錦三戰(zhàn)中，東北軍松花江艦隊全軍覆沒，海軍力量損失殆盡；在西線，扎賴諾爾、滿洲里、海拉爾三戰(zhàn)，東北軍傷亡超過萬人，被俘8000多人，幾乎是屢戰(zhàn)屢敗。而蘇俄方面公開的損失數(shù)據(jù)則是戰(zhàn)死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雙方勝負一目了然。
在這場戰(zhàn)爭中，南京政府的表現(xiàn)讓張學良大失所望。除了7月20日蔣介石發(fā)表的一紙鼓勵電文，以及戰(zhàn)后頒發(fā)的青天白日勛章外，南京方面沒有派出一兵一卒，也未兌現(xiàn)“十萬大軍，百萬軍款”的承諾。

經(jīng)此一役，張學良不僅在軍事上遭受重創(chuàng)，對國民政府的信任也幾乎消耗殆盡。這一慘痛教訓，使得張學良在面對后來的九一八事變時，對依靠南京政府支援產生了極大的疑慮，也為他的不抵抗決策埋下了重要伏筆。
內憂外患下的艱難抉擇：九一八前夕的局勢困境
除了中東路事件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前夕中國復雜的國內局勢，也是導致張學良做出不抵抗決策的重要因素。中原大戰(zhàn)后，蔣介石雖然取得勝利，但并未完全掌控全國局勢，國內依舊是軍閥割據(jù)、內憂外患的局面。
在南方，李宗仁、陳濟棠割據(jù)兩廣，隨時可能對蔣介石的統(tǒng)治發(fā)起挑戰(zhàn)；江西部分地區(qū)被紅軍占據(jù)，成為蔣介石的心腹大患；

西南各省如云南、四川、貴州等地，大小軍閥林立，處于半自治狀態(tài)，南京國府對這些地區(qū)的控制力十分有限。

在北方，局勢同樣錯綜復雜，最大的勢力山頭當屬張學良，他掌控著東北四省；馮系勢力中，韓復榘擁兵7萬占據(jù)山東，楊虎城7萬人馬控制陜西，宋哲元4萬人駐守察哈爾；

閻錫山麾下傅作義5萬人駐軍綏遠，商震5萬人掌管山西；河北省則被多方勢力分割，張學良指揮的于學忠與王樹常各帶5萬人馬進駐北部，馮系的石友三也有7萬人馬盤踞于此。各方勢力相互牽制，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局面。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蔣介石與張學良結盟，東北軍10萬精銳駐扎河北，中央軍8萬駐守河南，以此來震懾其他蠢蠢欲動的軍閥，勉強穩(wěn)住南京國府的統(tǒng)治局面。然而，這樣的部署卻大大削弱了東北的防御力量，30萬東北軍中有三分之一被調離關外。

更糟糕的是，內部叛亂接踵而至。石友三素有“倒戈將軍”之稱，毫無底線可言，因軍費問題，在1931年6月，他在關東軍和廣州國民黨的支持下，聯(lián)系宋哲元、韓復榘、傅作義等人密謀攻打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了應對此次叛亂，張學良不得不再次抽調8萬人入關平叛，這使得留在東北的兵力僅剩10萬出頭。
此時東北的兵力部署情況不容樂觀。遼寧僅有三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旅，其中只有王以哲的第7旅是張學良的嫡系部隊，其他部隊多為士官派，忠誠度和指揮調度存在很大問題；

吉林有4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旅，但從張作霖時代起，吉林部隊就處于半獨立狀態(tài)，張學良難以有效指揮；

黑龍江的情況更為糟糕，正規(guī)軍都被省主席萬福麟帶進關內協(xié)助張學良鎮(zhèn)壓石友三兵變，剩下的兩個騎兵旅和三個步兵旅都是由土匪招安而來，忠誠度極低。

1931年8月，張學良好不容易擊潰石友三，但關東軍又迅速采取行動，土肥原賢二用日本軍機將閻錫山送回山西。蔣介石得知此事后，擔心閻錫山生變，要求張學良將18萬東北軍留在關內繼續(xù)監(jiān)視閻錫山。

而就在九一八事變前17天，廣東國民黨也突然發(fā)難，陳濟棠、李宗仁率軍攻打湖南衡陽，蔣介石不得不抽調部隊南下平叛。這一系列事件導致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東北軍幾乎得不到關內的任何支援。
此外，1931年夏秋之際，長江流域遭遇嚴重暴雨，洪水泛濫成災，湖北受災最為嚴重。據(jù)武漢警備司令部檔案記載，湖北有54個縣受災，災民多達1400萬，受災耕地800萬畝，流失房屋700萬棟。

南京國府救災經(jīng)費嚴重不足，起初僅撥出17萬，后追加到47萬，但仍遠遠不夠，無奈之下只好公開向全球華人求助，最終籌集到250萬銀元和7萬兩白銀。令人諷刺的是，其中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竟然來自日本天皇裕仁，他捐出了10萬日元。

內憂外患交織的局面，讓張學良在面對關東軍的挑釁時，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當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時，張學良很難準確判斷關東軍的真實意圖和侵略規(guī)模。

如果將其視為一次普通的局部沖突或日軍的挑釁行為，從避免事態(tài)擴大、保存實力的角度出發(fā)，選擇不抵抗或許是他認為較為穩(wěn)妥的做法。但他沒有料到關東軍的野心如此之大，目標是吞并整個東北。

等到南京方面和張學良反應過來，認清關東軍的真實企圖時，東三省已經(jīng)大半淪陷，局勢早已無法挽回。此時若要與日本全面開戰(zhàn)，以當時中國內部四分五裂、軍事經(jīng)濟實力薄弱的狀況，獲勝的希望十分渺茫。
結語
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決策，是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絕非簡單的個人失誤或賣國行為。

中東路事件的慘痛教訓，讓他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失去信心；國內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兵力分散、軍隊忠誠度不足的局面，使東北在面對外敵時防御力量薄弱；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內憂外患的局勢，進一步削弱了中國應對外部侵略的能力。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張學良在事變初期做出不抵抗決策，雖然后來證明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但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其中也有著諸多無奈與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