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門決策”是由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研究中心主辦的法律、經濟類開放性論壇。每星期舉辦一期，每一期選擇時下社會熱點問題，采取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主持，邀請一位專家學者進行主講，并由數位嘉賓進行點評的形式進行。論壇地點通常為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校區。

常錚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分案審理制度的合理適用關乎司法公正與當事人權益的核心保障。5月10日，北京衡寧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常錚律師受邀參與薊門決策論壇第139期“刑事分案審理的問題與對策”，從刑事辯護視角出發，結合實務經驗，就分案審理對辯護權的影響及優化路徑發表深度見解。

常錚律師系統回顧了分案審理制度的起源與實踐困境，2014年最高檢與公安部出臺分案處理指導意見，其初衷在于規范復雜案件的審理。然而在實踐中，分案制度逐漸演變為“化整為零”的審理模式——原本關聯緊密的共同犯罪案件被拆分為多個獨立案件審理，表面上提高了司法效率，卻為辯護權的行使埋下隱患。

常錚律師指出，分案審理的核心矛盾在于案件事實的關聯性與程序割裂的沖突。例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分案后各案被告人無法當庭對質，辯護律師難以通過交叉詢問還原事實全貌，導致“卷宗筆錄中心主義”取代庭審實質化，直接影響辯護策略的有效性。

常錚律師從豐厚的刑辯經驗出發，總結了分案審理對辯護權的三重侵害。第一是發問權受限，分案后，關聯案件的被告人或證人常以“不屬于本案當事人”為由不出庭，辯護律師無法就交叉事實進行當庭發問。常錚律師分享辦案實例：某分案處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辯護人為申請關聯被告人出庭質證據理力爭，卻因程序規則模糊未能實現，最終導致部分關鍵事實認定存疑。第二是質證權虛化，被告人缺乏與同案人對質的機會，辯護人亦無法通過觀察陳述細節、捕捉言詞矛盾來質疑證據真實性。“當筆錄成為‘唯一真相’，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將更難被發現”。常錚律師強調，質證權的實質化是防范冤假錯案的重要防線，分案審理若導致質證流于形式，將直接動搖司法公正根基。第三是閱卷權縮水，分案后，律師往往只能查閱本案卷宗，關聯案件的關鍵口供、物證可能被“切割”在其他案卷中。盡管法律允許申請調閱全卷，但實踐中能否獲批取決于辦案機關自由裁量，辯護方常陷入“信息不對稱”的被動局面。

常錚律師認為，當前分案審理的適用范圍已遠超立法初衷，分案制度被濫用，從“特殊情形”異化到“普遍適用”的。一方面標準模糊化：大量案件以“其他適宜分案處理”為由拆分，如行受賄案件中行賄人與受賄人分案審理，后案判決直接依賴前案結論，形成“有罪推定”的邏輯閉環； 另一方面程序工具化，部分共同犯罪案件為追求“快速定罪”分案審理，先判主犯再定從犯，導致從犯辯護空間被大幅壓縮。常錚律師以某國家工作人員與非身份人員共同貪污案為例指出：“分案審理若異化為‘有罪預斷’的程序工具，將徹底架空辯護權，背離刑事訴訟的公平原則。”

針對分案審理的制度性缺陷，常錚律師從“以權利保障重構分案審理規則”的角度提出三方面建議。一是立法完善：將分案規則納入刑訴法體系，推動分案制度入法，明確適用情形（如被告人人數過多、案情嚴重復雜等），刪除“口袋條款”； 同時建立分案錯誤救濟機制，明確違法分案導致的程序瑕疵可成為上訴、抗訴理由。二是價值平衡，效率讓位于公正的底線思維。借鑒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設計邏輯，分案審理必須以“不犧牲實體公正”為前提。“司法效率應建立在準確查明事實的基礎上，絕不能為追求‘快審快判’而犧牲當事人訴訟權利。”常錚律師強調。三是程序落地，激活辯護權的保障性機制。實質化庭前會議，允許辯方就分案合理性提出異議，申請合并審理；具體化權利救濟，保障律師跨案閱卷權、關聯被告人出庭申請權，明確法院對異議的審查義務與說理責任。

衡寧結語

刑事辯護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程序正義推動實體公正。分案審理制度的優化，不僅是司法技術的調整，更是“尊重和保障人權”憲法原則的具體實踐。衡寧律所始終致力于在刑事司法前沿問題中深耕細作，以專業視角揭示制度痛點，以實務經驗推動規則完善，為當事人權益保障構筑堅實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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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常錚律師在薊門決策論壇發言整理，觀點僅代表個人，不構成法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