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在唐朝貞元年間（785—805）。

南海人崔煒是個“官二代”，不事家產，喜歡行俠仗義。父親去世沒幾年，崔煒已將家財蕩盡，只好長期寄宿在寺廟中。

這一天是中元節，寺廟內外信眾云集，熱鬧得很。人群中，一名行乞的老婦人不小心打翻了街頭店家的酒缸，店主一邊毆打她，一邊索要賠償。這一幕恰好被崔煒看見了，他覺得老婦人可憐，可自己又身無分文，便脫下衣服替老婦人頂了債。

老婦人無以為報，給崔煒送了一些越井岡出產的艾草，并告訴他：“遇到贅疣病，只需用這些艾草灸一下就會好的。不僅可以為人解除病痛，還可助你收獲艷福。”

說完，老婦人一下子就不見了。

▲野生艾草。圖源：攝圖網授權

數日之后，崔煒邂逅了一位長著肉瘤的任姓富翁。他忽然想起老婦人之語，于是取出艾草，嘗試著為任老爺灸治，果然藥到病除。任老爺擺脫了肉瘤之苦，連連道謝，聲稱要贈錢十萬答謝崔煒，并讓恩人在府上留宿幾日。

然而，任老爺的挽留，實則包藏禍心，意欲將崔煒殺害，獻祭給家中所供奉的一頭名為“獨腳神”的鬼怪。好在任家小姐不忍心見到崔煒遇害，私底下如實相告，崔煒于是連夜逃出了任府。

逃命途中，崔煒墜入一口枯井，井底堆滿枯枝敗葉。糟糕的是，枯井口小底大，且深達百余丈，崔煒只得另尋出路，卻意外地在井底撞見一條嘴上長著肉瘤的巨型白蛇。白蛇無意加害崔煒，崔煒便大膽取出艾草，為其灸治。很快，蛇唇上的肉瘤就脫落了。

為報治病之恩，白蛇帶著崔煒穿梭于綿延曲折的地下隧洞，來到南越王墓中。在地宮里，崔煒得到四名奇女子的款待，不僅獲贈墓中珍寶——陽燧珠，還在“羊城使者”的護送下平安離開。

重返地面后，崔煒方知人世間已過去三年之久。此后，崔煒變賣陽燧珠，成為一方富豪，并由那四名女子牽線搭橋，與一名喚作“田夫人”的婦人成婚，收獲一段佳緣。也就是說，當初老婦人跟崔煒說的話全部應驗了。

崔煒從田夫人口中得知，那名老婦人，原來是鮑靚之女、葛洪之妻——鮑姑。

這是宋代小說《太平廣記》中的故事。在離奇的情節背后，艾草不光是一劑能除瘤治病的良藥，更超越了草藥本身，化為一面鏡子，照出世間的善惡美丑，從而勸諭世人——為善之人，終有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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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在現代植物學劃分中，屬于菊科蒿屬。因其生命力頑強，隨處可見，古代醫學典籍往往不說其產地，只說生于田野之間。

對于這一常見植物，古人已學會物盡其用。《莊子》和《呂氏春秋》不約而同地記載了一則越國人使用艾草生煙、迎立國君的故事。

勾踐死后，越國政局陷入無序狀態。自越王不壽起，三代君主接連被人殺死于王位之上。公元前375年，越王諸咎遇害，王子搜擔心王位更迭帶來的災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急忙逃走，躲進丹穴避難。可是，越國不可一日無君。時間一長，人們紛紛想到素有賢名的王子搜，并得知他的行蹤。已成驚弓之鳥的王子搜卻拒絕和他的支持者見面，躲入洞穴深處，無論如何也不肯出來繼承王位。

于是，越國人找來艾草，點燃，將濃煙灌入洞中。不多時，王子搜被煙霧熏得淚流滿面，被迫出洞，接受眾人擁立，成為新一任國君。

問題來了，為何越人偏偏獨用艾草，而非他物？已故學者陳奇猷在校注《呂氏春秋》時，特意點出其中緣故：“薰之以艾，所以去不祥也。”在越國人的世界觀中，“越人三世弒其君”的血光之災將會延續，只有艾草才能幫助新任國君消除災禍，求得平安。

在南方，艾草驅邪避禍之說，的確流傳久遠。

南梁時期，大臣宗懔曾以江漢一帶的風土人情和歲時節令等內容為基礎，寫成著名的《荊楚歲時記》。書中記錄了荊楚地區百姓于端午時節用艾草驅邪的一些辦法。

五月初五，曾被視為“惡月”“惡日”。這一天，荊楚百姓會提前到野外收集艾草，扎成人形，“懸于門上，以禳毒氣”，將邪祟之物阻擋在戶外。同時，人們用艾草做成老虎的形狀，“或剪彩為小虎，帖以艾葉”，隨身佩戴。

▲清·徐揚《懸艾人》。圖源：網絡

到了晚唐時期，艾草的避禍功用進一步被強化。

民間傳說，黃巢起義后，率軍向長安進軍，在河南鄧州偶遇一名攜子逃難的女子。該女子將年齡較大的孩子抱在懷中，卻讓較為年幼的孩子下地步行。黃巢見之大怒，質問女子為何重長輕幼？女子解釋稱，年長的孩子是夫家大伯的遺孤，年幼的才是自己的親生孩子。黃巢聽罷，感念女子在戰亂時期仍不忘親人托孤之重，便告知女子，大軍即將攻城，可在家門前懸掛艾草菖蒲。破城之時，可憑此記號得到起義軍的保護。

女子攜子回到鄧州城中，將此事遍告鄰里，人們紛紛照做。等到黃巢大軍攻破鄧州城時，只見家家戶戶皆懸掛艾草菖蒲。黃巢見狀，只好信守諾言，引軍離去，鄧州百姓因此免于兵戈之禍。而這一天，恰好是五月初五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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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之所以能從普通野草中脫穎而出，除了辟邪避禍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藥用價值。

艾草治病始于一則古早的民間傳說。據說武王伐紂時，正值盛夏，酷暑難耐，士兵紛紛病倒，不少人還感染了痢疾。周武王只能暫停軍事行動，就地扎營休整，但軍醫們對疫情束手無策。

一位名叫蕭艾的軍醫因身體虛弱，不慎踏入了焚燒野草的火堆。過了一段時間，他驚奇地發現，除了些許燙傷之外，自己的痢疾竟然痊愈了。隨后，蕭艾抱著試驗的心態，使用這種野草去給一些患病士兵熏灼相同的部位，結果全部見效。

見士兵們得救，周武王要重賞蕭艾。但蕭艾拒絕了，坦言“非蕭艾之功，實野草之力也”。周武王仍堅持有功必賞，于是宣布：“野草本無名，從今以蕭艾之名名之。”自此，艾草之名及其醫藥之用開始流傳于后世。

▲艾草。圖源：攝圖網授權

艾灸，是古今利用艾草治病最常見的一種形式。這一療法與早期的天火信仰有關。

在醫學欠發達的時代，人們往往將疾病與體內疫鬼作祟聯系在一起。古人相信，太陽照耀萬物，必定有著神奇的靈力。東漢經學家鄭玄在給《周禮·司烜氏》作注時曾說：“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潔）氣也。”天火象征純陽之氣，可以祛除病邪。而成書于漢代或稍晚的醫學典籍《黃帝蝦蟆經》則認為：“太上陽燧之火以為灸。”在古人可以獲取的眾多火源之中，天火（陽燧之火）被視為艾灸的最優選。

但，想要獲取天火并不容易。

西漢時期，淮南王劉安與門客編纂了《淮南萬畢術》，書中說道：“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這一技術，實際上是利用了凸透鏡聚光的原理。奈何，冰塊是寒冬才有之物，顯然不是獲取天火的最佳途徑。同樣出自劉安之手的《淮南子》又提出了另一個辦法，即“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按照漢代人高誘的注解，陽燧其實是一塊青銅制凹面鏡，每遇晴天，“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

在這些取火方式中，由艾草制成的艾絨因其易燃等屬性，從戰國時代起，便成為最為常用的引取天火之物。人們相信，艾草在燃燒時，能將天火轉化為純陽之氣，因而逐漸演化出了艾灸。

南北朝時期，陶弘景《名醫別錄》第一次將艾草作為藥物載入醫書：“搗葉以灸百病。”并特別強調，采藥最好是“三月三日采，暴干”。

但這種點燃艾草、熏炙穴道的療法，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

▲南宋·李唐《村醫圖》，患者因艾灸疼到表情扭曲。圖源：網絡

艾灸之痛，唐代詩人韓愈深有體會。永貞元年（805），唐順宗登基，大赦天下，被貶于陽山的韓愈得以回京。途經郴州時，韓愈不幸感染瘧疾。為了對付所謂的“疫鬼”，郴州知府李伯康找來一批能人異士救治好友。事后，韓愈作詩《譴瘧鬼》，記錄了這一場景：

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
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
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
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韓愈清楚地記得，參與救治的針灸師使用了艾草。艾草燃燒產生火光和濃煙，仿佛將瘧鬼困住，治療場面堪比圍獵，以圖剿滅韓愈體內的邪祟。但這種強烈的灼熱感，不亞于將韓愈置于烈火中烘烤，身體上的不適可想而知。

南宋名醫聞人耆年在《備急灸法》中提及：“富貴驕奢之人，動輒懼痛，聞說火艾，嗔怒叱去，是蓋自暴自棄之甚者。茍不避人神，能忍一頃之灸，便有再生之理。自當堅壯此心，向前取活，以全膚體，不致枉夭，豈不誠大丈夫歟？”一些富貴人家自幼養尊處優，受不了半點疼痛，一旦面對艾灸的高溫熏灼，內心恐懼感迸發，寧愿抱病，也要拒絕艾灸。

另一位南宋名醫竇材向世人推薦艾草，也時常碰壁。心情低落之時，竇材抱怨說：“生今之世，思欲展抱負，施姜附尚且難入，而丹藥、灼艾之說，斷乎其不可行也。”可見對于艾灸的普及之難，一代名醫也是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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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盡管因灼燒之痛頻頻遭拒，但也逐漸收獲了一批擁躉。

兩宋時期，醫學獲得大發展，中國最早的銅制針灸人體模型便出現在這一時期。后世談及中醫時，不免夸贊“有宋一代于醫學最為留意”。“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風氣，離不開趙宋皇帝們的親身示范。

史載，宋太祖趙匡胤極為推崇艾灸，還不時安利給下屬們。

▲宋太祖趙匡胤畫像。圖源：網絡

開寶二年（969），客省使盧懷忠到江南出差，返程途中突然病倒，一路乘坐肩輿才得以回京。趙匡胤聽說后，立馬“和艾以賜懷忠”，并以資深病友的口吻叮囑道：“我嘗灸，得力，汝當勉之。”

開寶四年（971），永興節度使吳廷祚進京面圣，也突發疾病。趙匡胤親自前往探視，再度推薦起了艾草，“命爇艾灸其腹”，并派太監王繼恩留守看護。

據《宋史》記載，某日，晉王趙光義患病，趙匡胤急忙前往探病，并命人取來艾條，親自動手為弟弟灸治。然而，治療過程中，趙光義因無法忍受艾灸灼燒帶來的痛感，不停地呻吟。趙匡胤心疼不已，于是每次艾灸時都要先在自己身上做一次試驗，把握痛感的輕重后再施針。這則兄弟情深的故事，后來還衍生出了一個成語：灼艾分痛。

遺憾的是，趙氏兄弟這種“灼艾分痛”的親密感，在開寶九年（976）戛然而止。當年，趙匡胤在“斧聲燭影”的疑云中暴斃身亡，趙光義成為北宋第二任皇帝，也成為這樁歷史疑案的頭號嫌疑人。不過，艾灸的熱度并未隨著權力的轉移而降溫。

太平興國三年（978），宋太宗趙光義將吳越末代國王錢俶扣留于汴梁，迫使其自獻封疆，實現了北宋版圖的又一次擴張。作為“主動合作”的回報，錢俶得到了宋室的優待。翌年（979），在隨宋太宗征討太原的途中，錢俶突患足疾。宋太宗得知此事后，“車駕親臨問，令太醫然艾以灸”。不多時，錢俶的足疾便好轉了。

宋真宗繼位后，亦如其先輩一樣，常賜生病大臣以艾灸。大中祥符二年（1009），趙匡胤之孫、同平章事趙惟吉舊病復發，宋真宗極為關切，“屢臨省之，親視灼艾，日給御膳，為營佛事”。

到了宋仁宗時期，皇帝對艾灸的喜愛有增無減。相傳，宋仁宗有一次感到身體不適，用艾灸調理，但艾灸之痛又讓人難以忍受，于是他想到了一個妙招——“令優人競說笑話”。聽著優人講笑話，轉移注意力，宋仁宗從而“忘其痛”。

▲艾灸療法。圖源：攝圖網授權

經過北宋皇室的推廣，艾灸療法逐漸打開知名度。

黃庭堅客居鄂州時，與當地太守交好。當時，地方文人學士經常進獻詩文，請太守評定優劣，祈望獲得資助。太守便邀請黃庭堅一同評閱。一次，太守帶來了一篇文章，黃庭堅看后，不禁皺起眉頭，沉默許久。

太守忍不住詢問：“酬以幾何？”

黃庭堅答道：“不必他物，取公庫干艾四兩。于生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問爾后敢作詩耶？”

意思是，讓太守大人到官府庫房里拿些艾草，照著大夫們的做法，往這名作者的尾椎骨上來上一次艾灸，正好治一治他那文筆不佳，還隨意投稿惹人嫌的壞毛病。

如此犀利點評，恰好說明艾草療法在當時已然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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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之前，醫學界普遍認為，天下艾草以河南湯陰的復道艾和浙江寧波的四明艾最為出眾。

宋朝人蘇頌在《圖經本草》里對復道艾不乏溢美之詞：“艾葉，舊不著所出州土，但云生田野，今處處有之，以復道者為佳，云此種灸病尤勝。”但蘇頌也不忘提醒世人：“近世有單服艾者……其毒發則熱氣沖上，狂躁不能禁，至攻眼有瘡出血者，誠不可妄服也。”意思是說，艾草不可以隨意單獨服用，否則將有中毒、甚至是陷入瘋癲的風險。

在明朝醫生李時珍看來，蘇頌的艾草“有毒論”是聳人聽聞的謬論，實則是因為艾草辛熱的偏性，由于長期服用“致火上沖之故爾”。

李氏一族是醫學世家，對于艾草的研究，早在李言聞（李時珍之父）時期就已經開始。李言聞曾到家鄉蘄州（今湖北蘄春）麒麟山挖掘艾草，并移栽于自家庭院中。經過長期觀察與藥物試驗，李言聞寫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本艾草專著《蘄艾傳》。同時，作為《人參傳》的作者，李言聞在對比二者藥性與功效時，不免夸贊：“艾有參之功，參無艾樸實之德。”作為補虛神草的平替，艾草因隨處可采，較之人參更具備惠民和普世的價值，也更符合傳統醫家懸壺濟世的初衷與愿景。

24歲那年，李時珍科場失意后，重拾家族衣缽，投身醫學。35歲那年，李時珍開始重修醫家典籍，“歲歷三十稔，書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復者芟之，闕者緝之，訛者繩之”，終于取得了比父親更高的成就——著成190多萬字的藥物學巨著《本草綱目》，對許多草藥的錯誤記載進行更正補全，其中也包括了艾草。

▲李時珍放棄科舉，改讀醫書。圖源：影視劇照

宋元時期，復道艾和四明艾是艾草中最閃亮的兩顆星，其他品種則始終處于陪跑的位置。但，自明朝成化以后，蘄州人逐漸發現，當地出產的艾草藥效并不差，甚至比復道艾和四明艾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即便如此，蘄州出產的艾草在名氣上，還是被占得先機的前兩者壓了一頭。

李時珍在編纂《本草綱目》時，特意為蘄艾正名：“自成化以來，則以蘄州者為勝，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謂之蘄艾。”借助《本草綱目》的影響力，蘄艾逐漸與復道艾、四明艾平起平坐，且大有超越之勢。到了清代，許多新著醫書在提及艾草時，都不乏“產蘄州者為勝”“蘄州艾為上”等類似的贊美之語。

俗話說，人紅是非多。艾草亦然。蘄艾持續走熱，陷入了一樁“李鬼”事件。

安徽人陳嘉謨，是和李時珍同處一個時代的醫藥學家，擁有自己的醫藥專著《本草蒙筌》。在這本著作中，陳嘉謨聲稱所謂的蘄艾并不是艾草。他認為，蘄艾“獨莖、圓葉、背白、有芒”，“今以形狀考之，九牛草者即此，人多不識，并以艾呼”。陳氏之論一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醫藥學界引發了一場跨時空的論戰。

蘄艾作為家鄉特產，李時珍自然是再熟悉不過。為避免陳氏之論誤導醫者與病患，李時珍毫不客氣地在《本草綱目》中指出：“陳嘉謨《本草蒙筌》以此（九牛草）為蘄艾，謬矣。”

蘄艾是否為九牛草？清代醫者大多贊同李時珍之說。比如，《本草從新》的作者吳儀洛就認為：“《蒙筌》發明以野艾（九牛草）為真蘄艾，雖香，實非艾種。”與此同時，也有人支持陳嘉謨之說。陳士鐸在《本草新編》里聲稱：“世人俱以蘄艾為佳，然野艾佳于蘄艾。蓋蘄艾九牛草也，似艾而非艾，唯香過于艾，而功用殊不若野艾。”艾草界的“李逵”遇到了“李鬼”，真假竟一時難辨。

到了近現代，蘄艾又遇到新的挑戰者。

祁艾，因產自河北安國（古稱祁州）而得名，是艾草中的新興品種。據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的一些科研成果表明，祁艾在某些特性上，還要優于蘄艾。而隨著河北祁艾的出現，中國“四大名艾”之說開始定型，并流傳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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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質疑中醫之風興起。受此連累，艾草文化遭遇了一些波折。

打壓，率先來自于帝國高層。

道光二年（1822），道光帝以“針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為由，下令“太醫院針灸一科著永遠停止”，包括艾灸在內，針灸學術被官方摒棄。從表面上看，道光廢止針灸，是因針灸需要患者坦露身體，容易使九五之尊難堪。但，深究其故，面子問題可能不是根源之所在。

▲艾灸條。圖源：攝圖網授權

道光是個缺乏安全感的人。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意欲刺殺嘉慶帝，當時的皇次子旻寧（即日后的道光帝）率眾抵抗，并用火槍擊斃了兩名殺手。這場“癸酉之變”雖被成功鎮壓，卻也讓旻寧心有余悸。據一些御醫后人講述，道光帝繼位后曾因騎馬跌傷，就找來御醫做針灸。怎料，御醫一針刺中道光的環跳穴，致使其腳底短時間陷入麻木狀態。道光立即聯想到了刺殺，于是將御醫處死，針灸也因此遭道光厭惡。

有清一代，中央醫學教育歸屬太醫院管轄。道光的禁令，使針灸在上層社會不但無容身之地，更是釜底抽薪，令針灸的傳承面臨著中斷的風險。

鴉片戰爭后，中國面臨的不僅是西方世界的軍事打擊，還有文化沖擊。對于中醫，西方人一度嗤之以鼻，將其視為邪說。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傳教士將針灸形容為“醫療上的折磨”，在《華人論病篇》中稱之為“致死的針”。

西方人的排斥，亦在國內引起共鳴。辛亥革命后，一些對傳統文化持悲觀和否定態度的人士開始站到了中醫的對立面。

1914年，北京醫學會向北洋政府提交立案申請，但教育總長汪大燮堅決不同意，并揚言：“我決意今后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是難照準的。”消息一出，各地中醫紛紛組織“醫藥救亡請愿團”赴京抗議，汪氏因此未能遂愿。但是到了1929年，余巖等人在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并表示“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這一提案，將醫學改革的矛頭直指中醫。

在文化界，質疑中醫的聲音也是不絕于耳。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就因童年時期所購中藥未能延續父親的生命，而積怨于中醫，直言“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魯迅，曾對中醫有著深深的成見。圖源：網絡

覆巢之下無完卵，在中醫和針灸被質疑、打壓、謾罵與詆毀的時代大背景下，艾草文化只能潛入波濤之下，躲入民間。

上層社會的變革與轉型，到了底層社會，反應往往有所遲滯，有時不光是滿了半拍，甚至是無動于衷，紋絲不動。在民間，自古以來對艾草的文化信仰依舊堅挺，治病驅邪之說早已根植于人心。這一相對寬松的底層社會環境，為艾草文化的復興留下了火種。

1949年以后，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余年動亂得以結束。得到重建的，不單是國家與社會，還有人們對于艾草文化的信仰。在“團結中西醫”的時代背景下，艾草不再躲躲藏藏，終于能堂堂正正地從時代的角落中走向臺前。

時至今日，艾草于民間社會時常展露身影。有時，是青團中的那一抹綠色；有時，又是針灸時的那一縷輕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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