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長沈榮勤被帶走調查的消息傳來時，浙江金融圈并不意外。這已是第四位落馬的“四大行”浙江分行原行長——中行郭心剛、建行高強、農行馮建龍此前已相繼被查，已經湊齊了一桌麻將。

這場金融反腐風暴始于2024年4月，中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長郭心剛被紀委監委通報接受審查調查7。一年后的2025年4月29日，建設銀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長高強應聲落馬；5月7日，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長馮建龍主動投案。5月27日，直到沈榮勤被查的消息傳出，為這場反腐風暴畫上階段性句號。

明眼人已經看出，這已經不是個別事件，而是系統性崩塌。浙江，怎么就成了金融腐敗的重災區？

這一切都要從浙江金融圈的“傳統”開始講起。

四大行分行長的“信貸黑洞”

四位落馬行長雖然均已退休，卻無一幸免，反映出金融腐敗的延續性和隱蔽性。他們的案件揭示出一個共同特征：信貸審批權成為腐敗的核心工具

郭心剛利用職務便利在“信貸審批、礦產開發等方面謀利”，通過多種隱蔽手段非法收受巨額財物。高強則被曝在任期間違規審批貸款，造成項目爛尾等嚴重后果，并從中收取巨額“顧問費”。

更具系統性的是馮建龍案。其副手、農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呂曉東早在2023年5月就已主動投案并被“雙開”，通報直指其“違規發放貸款和處置信貸資產，造成重大損失”。

退休成為腐敗延續的偽裝。郭心剛2020年5月離職后，仍以浙江省金融業發展促進會會長身份活躍于金融圈，利用“職務便利和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持續斂財。

高強2020年初離任建行浙江分行行長職務后，當年10月即當選財通證券獨立董事。沈榮勤2017年退休后迅速轉型，身兼錢塘江金研院院長、謙瑞置業董事長、金研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三職。

這種“旋轉門”現象在金融系統腐敗中尤為突出。2024年金融反腐數據顯示，去年68名被處分金融業領導干部中，至少有18人“以股牟利”，占比近三成，其中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的達13人，投資入股企業的有7人。

在四大行反腐浪潮之外，浙江本土銀行系統同樣深陷漩渦。浙商銀行成為重災區，形成了一條自上而下的腐敗鏈條

2023年2月，原董事長沈仁康被查，據媒體報道，其受賄或達數億元，主要包括通過給民企放貸謀求私利8。更令人震驚的是原副行長張長弓案，其受賄金額約3億元，挪用公款超6億元，總貪腐金額近10億元。

2024年8月16日，浙商銀行舉行20周年行慶大會前夕，時任行長張榮森被有關部門帶走，自此與外界“失聯”。進入2025年，原副行長兼董秘劉龍也被曝失聯，可能卷入沈仁康貪腐案。

不良資產背后的內控危機

杭州銀行頻發的負面新聞背后，是日益暴露的內控漏洞與資產質量壓力。2024年，該行及其分支機構因多項違法違規行為累計被罰沒超千萬元

1月因余額包銷業務未嚴格執行統一授信要求等問題被罰210萬元；3月舟山分行因業務管理不審慎被罰100萬元；8月因違規向借款人收取委托貸款手續費等問題被罰110萬元；11月因外匯業務違規被罰沒645.50萬元。

這些處罰勾勒出一幅內控失守的圖景。

更嚴峻的是資產質量壓力。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杭州銀行房地產貸款不良余額從13.65億元飆升至26.16億元，房地產不良率從3.78%激增至7.07%。這一數據遠超行業平均水平，折射出區域房地產風險向金融系統的傳導正在加速。

浙商銀行則背負著歷史包袱。董事長陸建強在業績說明會上坦言：“這三年尤其是2024年，我們實際上在化解不良資產方面的力度是很大的。通過三年時間把浙商銀行影子銀行業務形成的近2000億元不良歷史性地化解掉了。”

去年4月，新“國九條”重磅出臺，明確將整治政商“旋轉門”、不當入股等問題提上日程，旨在打造一支“政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的監管鐵軍，為金融監管領域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而今年巡視組的到來，猶如為浙江金融圈的反腐工作按下了加速鍵。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巡視組此次緊盯“一把手”和領導班子，嚴查深挖潛在問題。今年年初的大會也進一步明確指出，金融領域將成為接下來的反腐重點區域。

浙江已然作出了堅定的選擇，決心以一場短期的“手術”來結束長期的“陣痛”。盡管這一過程充滿艱辛與挑戰，但卻是浙江金融業邁向健康發展、實現長治久安的必經之路，唯有如此，才能還金融圈一片風清氣正，為經濟的穩健前行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