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看見光明（ID：kjianguang）

韓國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以高票當選第21屆總統，標志著韓國外交政策進入“實用主義”新階段。

作為韓國歷史上首位從基層檢察官成長起來的總統，李在明的執政理念與尹錫悅政府的“價值觀外交”形成鮮明對比，其政策調整將深刻重塑中韓關系的戰略格局。

政治互信：從意識形態對抗到務實主義回歸

李在明的外交政策以“國家利益優先”為核心，主張在中美間保持戰略平衡。

其競選綱領明確提出“修復中韓關系是首要任務”，承諾重啟中斷三年的中韓戰略對話機制，并計劃在2025年9月前實現對華國事訪問。

這種轉向具有深層邏輯。

尹錫悅政府將韓國綁上美國“印太戰略”戰車，導致中韓關系跌至建交以來冰點，而李在明深知韓國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高達21%，必須通過務實外交修復受損的政治互信。

值得關注的是，李在明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與尹錫悅形成鮮明對比。

他明確表示“韓國應尊重臺海現狀，保持適當距離”，并批評尹錫悅政府的錯誤言論“損害中韓戰略互信”。

這種立場回歸“一中原則”的傳統框架，為兩岸關系的穩定發展創造了空間。

更具突破性的是，李在明提出“半島無核化三階段路線圖”，主張以經濟合作換取朝鮮棄核，這與中國的“雙暫停”方案形成戰略呼應。

經濟合作：從產業鏈脫鉤到深度融合

中韓經濟關系正經歷結構性變革。

2023年韓國對華貿易出現31年來首次逆差，半導體、汽車等傳統優勢產業面臨中國本土企業的激烈競爭。

李在明政府敏銳捕捉到這一趨勢，提出“科技共贏”戰略，計劃采取三項關鍵舉措。

一是推動中韓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重點降低鋰電池材料、AI芯片等關鍵領域關稅，吸引寧德時代等中國企業投資建廠；

二是建立“中韓半導體聯合研發基金”，在3D封裝、功率半導體等領域開展技術合作，共享研發成果；

三是擴大本幣結算范圍，2025年5月起韓國企業在華采購新能源材料可直接使用人民幣支付，預計每年減少30億美元匯兌成本。

這些政策已顯現成效：2025年1-6月，韓國對華半導體出口同比增長4.3%，三星電子在西安增設的12英寸晶圓生產線實現量產，SK海力士與長江存儲達成專利交叉授權協議。

在綠色能源領域，中韓聯合建設的“新順化港”成為東盟物流樞紐，采用中國標準軌距與韓國信號系統，2025年貨物吞吐量突破1億噸。

這種“技術親美、市場聯中”的雙軌策略，既維護了韓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又為中國產業升級提供了關鍵技術支持。

安全博弈：從軍事對抗到危機管控

朝鮮半島局勢的演變是中韓關系的關鍵變量。

李在明政府采取“軟硬兼施”策略：一方面，恢復韓朝軍事熱線，重啟開城工業園區，并推動朝韓鐵路對接工程采用中國標準軌距，建立“人民幣-韓元-朝元”三角結算體系，三個月內園區貿易額突破10億美元；

另一方面，在美韓聯合軍演中加入“非對稱作戰”科目，模擬對朝核設施的網絡攻擊，同時與中國建立“中俄韓技術聯防”機制，將北斗衛星系統納入半島早期預警網絡。

這種策略的核心是稀釋美日安全主導權，為朝鮮提供“無核化換發展”的激勵機制。

2025年6月朝鮮罕見停止導彈試射，釋放緩和信號，正是中韓政策協調的直接結果。

在臺海問題上，李在明政府采取“戰略模糊”立場：既拒絕美國要求的“明確支持臺灣”，又通過《海上危機管控協議》與中國建立海軍艦艇相遇通報機制，避免誤判引發沖突。這種平衡術為區域安全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區域治理：從單邊依附到多極共治

李在明的“實用外交”正在重塑東亞秩序。

他提出“G7+韓國”構想，主張聯合中等強國構建多極世界，并在2025年東亞峰會上推動簽署《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2035》，計劃2030年前建成統一市場。

在數字經濟領域，中韓聯合制定的《存儲芯片能效國際標準》取代美國JEDEC標準，成為全球通用規范，預計使芯片能耗降低25%。

這種“規則制定權”的爭奪，標志著東亞治理模式從“美國主導”向“多元共治”轉型。然而，李在明的政策調整面臨多重挑戰。

美國通過《芯片四方聯盟》施壓韓國限制對華技術出口，要求其在半導體供應鏈安全上全面配合；韓國國內保守勢力持續炒作“親華威脅論”，2025年5月民調顯示62%的韓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

更嚴峻的是，李在明本人身背多項司法指控，若選后遭定罪可能引發執政危機。

李在明當選為中韓關系提供了“修復-升級-重構”的歷史機遇。

其政策調整既符合韓國經濟復蘇的現實需求，也契合中國推動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的戰略目標。

然而，兩國關系的改善取決于三大關鍵變量：一是李在明能否頂住美國壓力，在半導體、薩德等敏感問題上保持政策定力；二是中韓能否建立有效的危機管控機制，避免歷史問題、領土爭議等摩擦升級；三是朝鮮半島局勢的演變方向，若朝核問題出現突破性進展，將為中韓合作開辟新空間。

在這個百年未有之變局中，中韓關系的深度調整不僅關乎兩國利益，更將影響亞太秩序的重構。

李在明政府的“實用主義”轉向，或許能為大國競爭中的中小國家提供一條“戰略自主”的新路徑——在維護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過靈活外交實現多方共贏。

這種探索的成敗，將成為檢驗“亞洲價值觀”能否超越西方霸權邏輯的試金石。李在明當選，中韓關系既引來了轉機，也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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