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杰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任元明 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師資博士后

本文轉載自5月30日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微信公眾號。

本文字數：1270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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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實踐中，我們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并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的重點改革任務。這是首次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層面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實際上，早在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后，中央財辦有關負責同志在解讀會議精神時就表示，從國內看，經濟大循環還存在一些堵點，其中之一就是“部分新興行業存在重復布局和內卷式競爭，一些行業產能過剩”。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指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這意味著，如何全面科學地看待中國“內卷式”競爭現象，并尋求破解之道已經成為前沿領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

因此，本文在深入分析“內卷式”競爭主要表現和特征及其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復雜影響效應基礎上，研究闡釋中國“內卷式”競爭在政府和企業層面的核心影響因素和形成機制，據此，提出破解中國“內卷式”競爭的有效治理模式和相應的改革舉措，希望對我國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有所助益。

一、“內卷式”競爭的主要表現、內在特征及其對經濟的復雜影響效應

（一）“內卷式”競爭及其內在特征分析

全面認識“內卷式”競爭的表現和特點，首先面臨的一個基礎性問題是如何精準認識和理解中國“內卷式”競爭的含義?也就是說，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核心概念是中國“內卷式”競爭，究竟“內卷”的是什么?從一般意義來說，所謂“內卷式”競爭就是圍繞特定市場空間的低質競爭、重復競爭。本文認為，“內卷”的是價格，或者說是部分行業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策略的競爭，普遍依賴的是“低價”“殺價”甚至“無法獲得正常市場平均利潤率”“難以積累創新研發能力”式的價格競爭策略。對于中國部分行業普遍發生甚至逐步固化的這種具有“囚徒困境”式納什均衡狀態水平的“競次競爭”格局(race to the bottom competition),需要從科學的系統性角度來分析“內卷式”競爭的核心內涵與內在特征。

依據本研究團隊的長期實地調研和觀察，本文將中國“內卷式“競爭的核心內涵和內在特征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表現為“同質化競爭顯著+低價格競爭模式盛行”的核心特征

要科學認識中國“內卷式”競爭的這一核心特征，不能脫離對中國多數行業內企業之間盛行同質化競爭行為的判斷和理解。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同質化競爭行為已經不僅僅在傳統行業領域根深蒂固，已日益蔓延到部分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領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在中國被稱為“新三樣”的新能源汽車、鋰動力電池和光伏產品領域，均不同程度地呈現出明顯的同質化競爭現象。集中體現在無論是東部發達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各級政府競相通過制定各類政府發展規劃和實施各種產業優惠政策，將“新三樣”產業設定為地區內的主導產業和優先發展產業，最終結果是造成了中國各地區之間“新三樣”行業的同質化競爭現象。由此深刻說明，同質化競爭不僅僅是中國產業競爭格局之中的某種突出現象，實質上背后反映的是中國特色產業發展的政府干預機制體制問題，并已經演化成為影響中國高質量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這里需要額外關注的一個重要特征事實是，同質化競爭行為往往集中表現在那些技術成熟度較高、行業市場增長機會明確、市場進入壁壘快速降低的特定行業或行業環節。相反，在那些技術不確定性高、行業市場增長機會不確定、市場進入壁壘高、需要前瞻性巨額投入研發創新的特定行業或行業環節，同質化競爭行為相對并不突出。而且，更為重要的特征事實是，在那些發生較為嚴重同質化競爭現象的行業之中，行業內企業普遍偏向于采取低價格競爭策略的共性行為模式，即行業內企業普遍出現了嚴重依賴低價格銷售獲得市場訂單與企業市場生存和發展機會的策略行為，企業產品即便面臨相對足夠的國內外市場銷售空間，但企業之間并不是依靠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等要素積累渠道來獲得市場競爭優勢，也不是依靠新產品開發、產品質量提升、商業模式、營銷渠道創新等市場手段來獲取市場競爭優勢，而是盡可能地普遍采用通過低價格市場銷售拓展策略來獲取國內外市場機會的行為模式。

2、表現為“行業內無序競爭格局突出+企業之間模仿跟隨行為盛行”的核心特征

依據長期實地調研和深入觀察，可以將中國多數行業內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行為模式歸納為典型的“一哄而上”或者“原子式”競爭模式,即一旦某個領先企業開發開拓了某種新產品或商業模式盈利機會，大量企業和資本采取針對領先企業產品或商業模式的模仿和同質化復制，迅速進入到該行業或該產品領域爭奪快速增長的市場機會和行業短期的盈利機會。隨著大量企業的市場進入，該產品或商業模式所帶來的高盈利機會迅速耗散和平均化，導致領先企業針對新產品和新商業模式所花費的前期研發投入和市場開發成本，難以通過后續的市場規模擴張和產品高價格得到有效的收回和補償，從而迫使中國多數行業陷入到“行業內無序競爭格局突出→企業之間模仿跟隨行為盛行→企業研發投入能力弱化→行業同質化競爭狀態強化固化→行業有序市場秩序缺位”的惡性循環模式之中。其中，可以深刻理解的關鍵在于，中國行業無序市場競爭狀態的形成與固化與中國企業之間普遍盛行的模仿和同質化模仿擴散密切相關。換言之，中國企業之間對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新商業模式、新市場機會普遍偏好的模仿和跟隨行為是造成行業無序市場競爭格局形成的主導因素，而中國多數行業內無序市場競爭格局的形成，也集中表現在行業內企業之間普遍盛行的模仿和跟隨行為。二者相互作用，已經演變成為催生中國行業“內卷式”競爭現象凸顯的重要因素。

3、表現為“行業層面產能利用率低下+產能過剩現象突出”的核心特征

客觀而言，中國部分行業“內卷式”競爭的結果，已經造成了難以忽視的產能利用率低下和短期產能過剩現象。需要澄清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在本文看來，并不能由此將中國行業“內卷式”競爭直接等同于產能過剩，二者既有表面現象的相同之處，更有深層次形成機制方面的本質性差異。具體來看，產能過剩的含義是某個行業層面在一段時期內出現了供給數量絕對大于需求數量的現象。短期產能過剩的驅動因素比較復雜，既有經濟周期導致的周期性產能過剩因素，也有供給側結構調整滯后于需求側結構調整導致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動因；既有企業面臨市場不確定所引發的短期波動式產能過剩因素，也有政府不合理干預政策刺激所造成的扭曲性產能過剩因素[5-8。然而，中國“內卷式”競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某些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短期下滑甚至短期產能過剩現象，但是，更需要關注到的基本特征事實是，即便在某些行業內沒有明顯發生產能過剩現象的前提下，甚至在某些行業仍然維持一定較高水平產能利用率的情形下，仍然發生了典型的行業“內卷式”競爭現象。最為典型的案例是，2024年中國電解鋁行業的產能利用率達到97%,接近行業產能利用率的正常上限。但是，電解鋁行業恰恰是顯著存在“內卷式”競爭現象的典型行業，突出表現在電解鋁行業內主要企業的利潤率劇烈波動現象和行業總體利潤率相對低下現象。中國電解鋁行業雖然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和成本優勢最為顯著的領先行業，但是，行業內企業之間的同質化競爭和無序市場競爭格局問題并未得到徹底有效治理，突出表現為行業獲得的整體長期利潤總額并未達到合理水平的重要現象。

4、表現為“行業總體利潤率低下+企業利潤短期大幅度波動”的核心特征

本研究團隊對全國范圍內的代表性行業內代表性企業進行了實地調研和深入訪談，通過多數企業所反映的共性問題來看，中國行業“內卷式”競爭的具體表現，可以提煉和歸納為“賣得越多、越不掙錢”的特征事實和典型現象。這就深刻說明，中國行業“內卷式”競爭的核心特征，表面上來看表現為行業內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格局和同質化競爭狀態，甚至出現產能利用率下滑和具體領域短期產能過剩的現象，但是，從深層次來看，中國行業內卷式競爭的核心特征，應該集中反映在行業總體利潤率低下和企業利潤短期大幅度劇烈波動的現象。從企業全生命產業周期的發展規律來看，能否在企業整體生命周期內維持一個穩定且合理的利潤率水平，對于企業的健康成長和正常運營至關重要，而短期大幅度劇烈波動的企業利潤率和長期行業相對較低利潤率，會嚴重影響和沖擊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這不僅僅會對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策略造成嚴重負面沖擊，更會對企業的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使用決策產生難以忽略的根本性負面沖擊，最終對企業謀求長期市場競爭優勢造成嚴重負面沖擊。因此，中國行業“內卷式”競爭所集中表現出來的“企業利潤短期大幅度波動+行業總體利潤率低下”的領域基本特征，是識別和判斷中國行業“內卷式”競爭的根本性特征。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明確判斷是，要科學識別和判斷中國“內卷式”競爭的基本內涵和內在特征，需要從多維度來加以定義和理解。針對中國“內卷式”競爭的核心內涵和內在特征，本文設計了以下分析框架，如圖所示。

（二）行業“內卷式”競爭對中國經濟的復雜影響效應

中國部分行業“內卷式”競爭可能對中國經濟所產生的復雜影響效應，需要客觀辨析和理解，而不能僅僅局限在單純的負面效應或者是單純的正面影響。在本文看來，“內卷式”競爭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效應。體現在：

一方面，“內卷式”競爭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沖擊，集中表現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國多數行業部門陷入到“模仿跟隨行為盛行→企業研發投入動力弱化”的惡性循環路徑，顯著制約了中國新舊產業動能的正常轉換進程，嚴重阻礙了資本向高科技產業、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部門的轉移和集中。當前，中國經濟正在處于新舊動能轉換以及傳統產業部門向新興產業部門轉型升級的重要關口，培育和強化產業企業部門的自主創新能力，構建中國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體系，確保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在全球的獨立自主優勢，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中國新舊動能轉換以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程的成敗。然而，中國眾多行業之中普遍存在的“內卷式”競爭，對行業內企業造成的最顯著負面沖擊效應，突出表現為造成了行業內企業之間模仿和跟隨行為的盛行，造成了行業內企業偏好于依靠低價格策略獲取市場競爭優勢和市場占有率導向的生存發展模式固化，造成了多數行業內企業通過高價格產品市場銷售策略回收和補償前期巨額研發投入的負向激勵效應，造成了多數行業內企業依靠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積累來獲得市場差異化競爭優勢內在動力缺失的負向激勵效應。最終迫使當前中國大量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堆積和沉淀在這些“內卷式”競爭比較突出的行業之中，阻礙了金融資本、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向高科技產業、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部門的轉移和集中。2024年1—11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465839億元，同比增長3.3%，已經較大幅度低于中國同期的GDP同比增速水平。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不包含農戶)的50.17%，同比增速下降0.4%。民間資本投資動力的弱化，深刻反映了中國“內卷式”競爭對其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不能僅僅看到“內卷式”競爭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也要看到其對中國產業全球競爭優勢的快速確立所帶來的正面激勵效應。不容否認的基本事實是，中國特定行業的產能快速擴張與全球競爭優勢的快速建立，是與中國“內卷式”競爭效應密切相關的。可將之描述為“中國‘內卷式’競爭→行業和企業層面規模經濟快速形成→確立全球低成本低價格競爭優勢→全球市場占有率快速上升→確立中國產業的全球獨一無二規模競爭優勢”的發展邏輯。這其中，難以忽略的是第一個傳導環節，中國國內行業內以低成本低價格為主要手段的“內卷式”競爭行為，必然會倒逼國內企業盡量通過短期固定資產大規模投入來促進自身產能規模的短期快速擴張，進而在最短時期之內相比國內其他地區企業搶先獲得產業外部規模經濟和企業內部規模經濟所帶來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從而率先確立企業在國內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實現國內市場占有率的快速提升。一旦企業在國內市場確立了低成本市場競爭優勢，就必然會誘使這些企業利用國內低成本優勢轉向全球市場的快速滲透和擴張,進而逐步利用中國超大規模經濟體所蘊含的獨特規模經濟及其背后的全球獨一無二低成本優勢，確立中國產業和產業鏈在全球市場的低成本競爭優勢。而且，中國企業和產業一旦確立了全球低成本競爭優勢，相對于發達國家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就會牢牢樹立這種源自于產業鏈供應鏈外部規模經濟和企業自身內部規模經濟共同構成的低成本優勢，成為支撐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難以被替代和超越競爭優勢源泉的核心力量。

二、中國“內卷式”競爭形成背后的政府干預邏輯及突出機制體制因素

中國“內卷式”競爭格局形成的背后，不僅僅反映出當前中國產業發展模式之中所存在的諸多政府不合理干預行為的重要問題，深層次反映出的是中國經濟治理模式所蘊含的不可忽略的機制體制性障礙因素。本研究團隊通過選取全國代表性地區的代表性行業和企業進行了實地調研和深入觀察，針對中國“內卷式”競爭格局形成進程之中的諸多政府不合理干預行為及其背后所蘊含共性因素，將之具體歸納和提煉為以下幾方面：

（一）各級各地政府競相實施的以財政資金補貼為主的招商引資政策和產業培育扶持政策等手段，是導致中國多數行業“內卷式”競爭機制產生的核心原因。

前文構建的中國“內卷式”競爭基本特征的分析框架邏輯表明，中國“內卷式”競爭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同質化競爭格局的形成和盛行。因此，要科學認識和理解中國“內卷式”競爭的形成機制，首要的就是要理解中國各級政府的干預行為是如何誘發激發中國多數行業內的同質化競爭格局發生的。這其中，需要認清的一個核心邏輯是，中國行業內同質化競爭格局的形成與各級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以財政資金補貼為主的產業政策干預手段，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容易理解的一個基本規律是，倘若不存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各類財政補貼政策和產業培育扶持政策干預，完全遵循市場有效競爭邏輯，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決策主體，在面臨短期市場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可能出現不同地區不同企業“扎堆”某個短期高利潤產業或新興產業的現象，進而產生特定行業內的短期同質化競爭現象。但是，隨著市場競爭機制的激活和加劇，同質化競爭之中的失敗者就會逐步退出，進而恢復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然而，在中國各級各地政府為了獲取地區經濟增長錦標賽優勢的激勵下，紛紛依賴各類稅收返還和財政資金補貼為主的干預政策來招商引資和培育扶持本地區企業產業發展。這對中國“內卷式”競爭機制的影響效應表現在：

一方面，中國各級各地政府遵循“由上到下”邏輯的產業發展規劃模式是誘發同質化競爭的核心因素。客觀事實是，中國各級各地政府如何定位和布局自身地區的主導產業發展特別是新興產業發展，基本上是依靠謀劃和制定五年一輪的具有政府法定約束效應的地區發展規劃和相應的產業發展規劃。問題在于，地方產業規劃所瞄準的不僅僅是扶持和強化當地既有產業，也需要前瞻性謀劃和布局一批新產業。而多數地方政府謀劃和布局地區新產業，基本上是完全遵循甚至照搬國家規劃從國家層面所布局的新興產業，強調和突出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政策的堅決執行和具體落實。這里就導致的一個問題是，越是產業發展綜合條件相對落后的地區，政府在招商引資和培育壯大這些新興產業領域的過程中，越是容易形成依賴政府提供各種優惠條件的困局。而客觀事實是，中國東中西和東北地區不同區域板塊以及各省份地區甚至同一省份地區內各地區的要素稟賦、產業基礎、科技創新、人力資源均存在相當的差異性特征。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針對地區內產業企業以財政補貼為主的各類產業干預政策，本質上是降低了企業的市場進入壁壘，尤其是降低了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成本，增強了企業短期盈利能力，縮短了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回收周期，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投資和盈利的不確定性和未來風險，這就會誘使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乃至金融資本快速進入到這些政府引導和鼓勵發展的各項新興產業領域，刺激了中國在新興產業領域的同質化競爭格局的形成。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地方政府以財政補貼為主的各類產業政策，特別是針對長期經營不善企業和處于虧損狀態企業的持續性巨額財政資金補貼，表面上是保住了地方短期就業和GDP,最終結果必然會嚴重干預和扭曲正常市場競爭的運行機制，突出表現在對經營不善企業和長期處于虧損狀態企業市場退出和破產機制的嚴重干擾。中國各級各地政府對地區內企業的財政補貼，實質上延緩、阻礙甚至破壞了這些長期處于虧損狀態企業甚至僵尸企業的市場正常退出和實施破產決策行為，是造成中國部分行業同質化競爭格局蔓延的不可忽略因素。

（二）中國部分行業企業陷入到依賴短期內盡快實現“規模經濟—低成本優勢”競爭模式陷阱，缺乏依靠持續性前期巨額研發投入和維持高成本研發團隊能力來營造產品差異化競爭優勢的激勵動機，導致了“內卷式”競爭機制的形成。

筆者在實地調研中觀察到的一個典型事實是，中國部分行業內同質化競爭格局的形成，低價格市場競爭行為的盛行、產能過剩現象頻頻發生等背后的關鍵驅動機制，與中國部分行業內企業陷入到依賴短期內盡快實現“規模經濟一低成本優勢”競爭模式陷阱密不可分。從中國企業之間競爭行為的內在邏輯來看，無論是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還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或者是從大中小規模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來看，并不是通過前期巨額研發投入來創造企業自身的差異化競爭優勢，從而形成基于企業研發投入所造成的產品差異化特征的壟斷競爭性格局。相反，而是普遍陷入到依靠誰比誰更快實現、更能實現規模經濟，以及背后所蘊含的低成本優勢主導的“規模經濟—低成本優勢”競爭模式陷阱。針對先發企業或領先企業而言，核心競爭策略是盡快通過自身產能規模擴張，優先構建起在市場競爭中的絕對產能規模優勢，依靠企業絕對領先的低成本優勢來營造強大的市場進入壁壘，阻止其他企業的競爭追趕和市場進入。而針對后發企業或落后企業而言，與先發企業或領先企業仍然比拼的是誰的產能規模更大。產能規模越大意味著企業自身的絕對成本相對較低，就可以通過低價格競爭策略實現對領先企業既有市場競爭優勢的趕超。由此可以斷定，中國部分行業已經陷入到“規模經濟—低成本優勢”囚徒困境式的納什均衡模式。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鋼鐵行業，2016—2018年期間，通過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去產能”行動去除了1.5億噸鋼材產能，然而，之后中國主要鋼鐵企業的產能持續擴張，造成中國總體鋼鐵產量持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粗鋼產量為10.05萬噸，產能過剩現象再次凸顯。需要客觀認識到的是，中國各級政府以財政補貼為主的各類產業干預政策，核心的實施邏輯并不僅僅是降低企業投資和利潤的未來風險，更是試圖通過政府財政資金補貼促進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短期內的快速擴張，進而促進地區內企業產業產能規模的快速擴張。這既可以通過刺激企業自身固定資產投資的大規模投入，支撐地區作為GDP構成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又能夠促使企業盡快投產實現企業銷售規模，支撐地區GDP增速。同時，又可以創造地區就業崗位和政府稅收收入來源。因此，從這層意義來看，中國各級各地政府以財政補貼為主的產業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刺激和強化了中國部分行業內企業之間“依賴規模經濟+偏好低成本市場競爭策略”發展模式的盛行和固化，是“內卷式”競爭格局形成的助推器和催化劑。與此同時，中國部分行業內的這種普遍盛行和固化的“依賴規模經濟+偏好低成本市場競爭策略”競爭模式，造成的必然結果就是企業之間同質化競爭和低價格競爭行為的盛行和固化。雖然這種模式有助于中國企業部門依靠自身規模經濟基礎獲得全球低成本競爭優勢，在特定產業產品領域形成了全球規模最為龐大，工業體系最為齊全的整體競爭優勢。但是，其帶來的負面代價也不容小覷，嚴重制約了中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自主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尤其表現在對中國企業依賴自身前期巨額研發投入，特別是原始創新和顛覆性技術創新能力，來創造新產品、前沿技術產品、高質量產品、品牌產品的差異化競爭優勢動力機制的削弱和抑制效應。

（三）特定類型企業所遭遇的源自機制體制層面的市場進入壁壘，是造成特定行業領域“內卷式”競爭日趨嚴重的重要因素。

可以觀察到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當前“內卷式”競爭效應比較突出的領域，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經濟部門之中的中小微企業群體。這就深刻揭示出，中國“內卷式”競爭現象的發生、固化和蔓延，是與中國所有制類型這個重要制度層面參數變量密不可分的。一方面，難以否認的是，即便中國從頂層設計層面一直在強調針對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的公平市場準入和平等市場競爭條件。然而，筆者長期的實地調研和深入觀察發現，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仍然程度不等地面臨諸多顯性或隱性市場進入壁壘，尤其表現在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進入到高科技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等關鍵領域所面臨的各種顯性或隱性、直接或間接層面的制度性進入壁壘。這就迫使部分民營企業或民營資本被迫集聚在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特定行業領域，難以通過實施巨額研發投入策略來獲取企業差異性競爭優勢，從而被鎖定和固化在“依賴低成本競爭模式”和“模仿跟隨行為盛行”為主的“內卷式”競爭嚴重的行業領域；另一方面，特別要注意的是，國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試圖擺脫同質化競爭和模仿跟隨行為所造成的“內卷式”競爭格局，最為重要的途徑或者說是唯一途徑，只能通過自身前期持續性巨額研發投入來主動創造產品差異化競爭優勢以及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構成的壟斷競爭優勢。然而，中國國內市場普遍存在的企業物流成本高、應收貨款長期拖欠、金融機構融資難融資貴、市場銷售活動中仍然需要通過特定關系運營等一系列機制體制層面障礙因素所帶來的高昂制度性交易成本，嚴重制約了企業通過持續性巨額研發投入渠道和自主創新能力構建途徑來獲得市場競爭優勢的基礎性功能的發揮。在這兩個源自制度體制因素所構建的不平等市場進入壁壘和針對民營經濟的高昂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作用之下，必然會導致中國的國有經濟部門能夠獲得相比民營經濟部門更具有市場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資源條件，從而迫使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經濟部門之中的中小微經濟主體，集聚和沉淀在那些容易激發“內卷式”競爭行為的低技術含量和勞動密集型部門。

（四）知產權保護和執行制度自身存在的多重缺陷是驅動中國“內卷式”競爭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國“內卷式”競爭的內在特征之一，突出表現為中國部分行業企業之間“模仿跟隨行為+低價格市場競爭模式”的盛行與固化，尤其表現為企業之間普遍盛行且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技術創新、商業模式、產品設計等領域的模仿和跟隨行為。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中國“內卷式”競爭現象主要發生在那些“技術成熟度”比較高的行業。相反，在那些需要前期持續性巨額研發投入和高成本研發人員團隊的行業領域卻難以形成同質化競爭行為和低價格競爭行為。這其中，需要深入理解中國不同行業所面臨的不同性質市場進入壁壘。客觀事實是，構成市場進入壁壘的來源主要有三種：技術壁壘(巨額研發投入壁壘)、固定資產投資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壁壘。在那些“技術成熟度高”“市場增長空間和盈利機會明確”的行業之中，技術壁壘和固定資產投資壁壘并不會成為約束企業市場進入和阻礙同質化競爭現象的主要屏障。相反，只有低成本實施和執行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方可成為約束企業之間模仿跟隨行為和同質化競爭格局形成的關鍵工具。換言之，在缺乏缺位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的激勵效應之下，既然企業不能依靠前期巨額研發投入策略來創造自身的產品差異化競爭優勢，營造中國產業內的壟斷競爭格局的形成，進而實現自身的創新收益最大化生存和發展，必然只能陷入到“依賴模仿跟隨行為→攫取低成本競爭優勢→采取‘以鄰為壑’式競爭策略”的中國特色“內卷式”競爭模式陷阱。然而，筆者在實地調研和深入訪談中發現，眾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普遍反映的一個共性問題是中國企業之間普遍盛行以模仿跟隨行為為主的侵犯知識產權現象，一旦某個企業投入前期研發資金開發出某種新產品、新生產工藝、新產品功能、新商業模式或開拓了國內外新銷售市場，很快就會有大量企業跟隨和模仿，而且跟隨和模仿企業在不需要支付前期研發投資成本的情形下，往往能夠生產出比研發企業成本更低的產品，進而利用低成本優勢搶占研發企業的產品市場空間，迫使研發企業難以通過正常市場銷售渠道獲得前期研發投入的收回補償。針對這種困局，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理論上是解決問題的最優策略。然而，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中國在專利、商標等領域的知識產權執行方面存在多重制度性缺陷，具體表現在：一方面，異地起訴行為通常由于被起訴企業在當地所擁有的政商關聯網絡及各種顯性或隱性地方保護主義，使得被侵權企業的裁決和賠償訴求通常難以在有效時期內得到真正落實，即便被侵權企業贏了官司，也難以在有效期內獲得有效賠償，這極大地挫傷了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法的信任和使用；另一方面，即便不存在知識產權司法活動中的政商關聯網絡或者地方保護主義問題，但中國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往往存在認定難取證難、侵權損害認定彈性大、賠償金額不確定以及賠償金額執行難等一系列問題。更有甚者，侵權企業往往會聘請律師拖延認定和裁決時間，造成被侵權企業往往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和時間來應對各種法律程序，極大地挫傷了被侵權企業依靠法律途徑來保障自身利益的行動動機。特別是針對那些創新性中小規模企業，更是難以支付如此巨額成本來合理主張和捍衛自身的知識產權權利。這就從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層面助推了中國“內卷式”競爭機制的蔓延和固化。

（五）全球價值鏈體系乃至國內價值鏈體系所蘊含的獨特治理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國“內卷式”競爭格局的形成。

倘若按照一般邏輯來理解，中國全面參與到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與貿易體系，使得中國本土企業能夠利用更為龐大的國外需求市場構建規模經濟優勢，中國本土企業對國外需求市場的積極開拓和滲透，應該可以在一定程度緩解企業在國內市場所面臨的同質化競爭行為和低價格競爭行為，進而成為緩解中國“內卷式”競爭的重要外部機制。然而，依據筆者的實地調研和深入思考，發達國家主導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和貿易體系以及蘊含的利益分配機制，非但沒有成為緩解中國“內卷式”競爭的外部機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助推中國“內卷式”競爭的重要機制。其中的核心機制在于：一方面，從中國國內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構成來看，不容否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中國全面實施對外資企業開放政策之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外資企業利用自身長期積累形成的技術優勢、生產工藝領先優勢、先進設備和先進零配件元器件優勢，甚至低成本資金融資優勢，迅速布局和搶占了中國國內重點產業鏈供應鏈的龍頭環節和關鍵配套環節，對比而言，多數處于創新研發劣勢和技術劣勢的中國本土企業被動地集中在那些產業鏈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生產制造組裝配套環節，被迫集中在市場進入門檻和技術壁壘較低的行業和環節領域，不可避免地成為刺激中國國內行業本土企業之間“內卷式”競爭機制形成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更難以忽略的是，發達國家主導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最為核心的驅動機制仍然是發達國家企業和資本投資者試圖在全球范圍內更大程度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國際大買家和資本擁有者，主動利用類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低成本勞動力和低約束的環境成本，將自身產業鏈供應鏈之中的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和環境依賴環節轉移和布局在上述國家和地區。為了確保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國際大買家和資本擁有者自身在全球價值鏈貿易和分工體系之中的利益最大化，有效保障其在全球貿易和分工利益分配格局之中的絕對控制權和分配權，針對類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鏈供應鏈所需要的國外核心原材料、關鍵零配件和國外產品訂單，均傾向于采取壟斷價格效應和縱向價格壓榨效應策略，采取針對外包訂單的企業分散競爭策略和強迫外包訂單采購價格逐年壓低策略，試圖迫使中國的本土出口企業長期被限制或者壓制在依賴低成本競爭優勢的發展軌道之中。這顯然是造成中國出口部門本土企業同質化競爭格局形成和低價格競爭策略盛行的重要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全球價值鏈體系之中的龍頭企業和國際大買家對從事外包訂單生產和出口活動的中國本土企業所采取的縱向價格壓榨行為，也逐步在中國國內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運行體制之中日益凸顯和暴露。處于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之中的國內龍頭企業和主導企業，利用自身在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體系之中的控制地位和壟斷勢力，強迫為其提供零配件、元器件和其他配套材料產品的企業持續性降低供貨產品價格，甚至采取長期拖欠應付賬款策略來緩解自身資金鏈壓力，事實上形成了國內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之中龍頭企業和主導企業對配套企業和供應鏈企業的壓榨效應，進而加劇了中國國內“內卷化”競爭格局的形成。

（六）部分居民群體真實收入水平下滑及增長乏力所帶來的消費能力下降和消費層次降低，是激化當前中國“內卷式”競爭現象加劇的重要因素。

當前，針對中國“內卷式”競爭加劇現象的驅動機制，不能僅僅局限在以上各類因素的討論層面，而是要科學認識到其與中國當前部分居民群體真實收入下降所造成的消費層次下降這個因素直接相關。事實上，類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之中，必然會存在“收入結構→需求結構→消費結構→生產結構→市場競爭結構”基本規律所決定的經濟運行機制。這其中，收入結構對市場競爭結構的影響最為深刻，一國的收入結構最終會傳導和影響到該國的產業結構以及相應的產業市場競爭結構。在那些低收入群體占比水平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多數消費者群體偏好的是“價低質低”或“價低質中”產品，那些依靠巨額研發投入所生產出的具有市場產品差異化特征的高質量高價格產品，難以獲得國內消費者的接受和青睞，這就孕育產生了以依賴低成本競爭優勢為主的“內卷式”競爭格局。基于此邏輯，當前中國部分行業內“內卷式”競爭的激化、加劇和蔓延，本質上與當前中國部分居民群體真實收入持續下滑和多數居民群體收入增長存在不確定這個因素直接相關。事實上，當前中國已經發生了部分居民群體真實收入水平短期下降的突出現象。筆者的實地調研和統計分析發現：一方面，當前出現了公務員群體普遍降薪、國有企業部門就業員工大面積降薪、金融部門從業人員等群體大幅度降薪等突出現象，影響了國內至少6000萬群體的中高收入群體的未來收入預期和消費信心；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實地調研發現，2023—2024年期間低收入群體和打工群體發生了自身真實收入水平短期顯著下降的現象。例如，重慶市相對較低層次打工群體(服務業)的月薪，由疫情前的3000多元，普遍降低到疫情后的3000元以下。由此可以得出的一個基本判斷是，中國當前正在發生的顯著消費層次降低甚至消費降級等現象，逐步滲透和傳導到部分行業部門，必然會刺激和加劇了“內卷式”競爭程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