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時期，一大批將領跟隨著朱元璋征戰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立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舉行了“開國”大封，分別對這些將領進行了爵位的分封，還給予其世襲的地位及特權，以獎勵他們立下的開國功勞，這便是明朝的勛臣。之后，朱元璋又進行了兩次大封，逐漸完善了明朝的勛臣制度，勛臣群體便就此延續了下去。

奇怪的是，縱觀整個明朝，大多數勛臣們雖然世襲爵位享受朝廷供奉，但其手中卻并沒有符合其地位的實際權力。

當然，明朝并非所有的勛臣都是地位虛高卻沒有多少實際權力的。

開國時期，各位謀士將領長期跟隨朱元璋征伐，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各種權力都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他們對于處理各種軍政事務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立國之后，朝廷的各種事務由這些謀士將領們接手也是順理成章的，因此此時的勛臣還是位高權重的。

然而，朱元璋畢竟生性多疑，再加上國家之大不同于營帳，他不能時時監控各勛臣，將各種軍政大權賦予這些人始終不能讓自己放心，因此他便制訂了一些制約制度。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發布了“鐵榜”，明確了勛臣犯罪的懲處辦法，希望使勛臣有所忌憚，安分守己。

然而，總有人膽大包天，比如說胡惟庸專恣擅權，甚至還意圖謀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事情敗露之后，朱元璋大怒，誅殺了胡惟庸，廢除了中書省丞相這一官職，并且對于各勛臣的猜忌也更重，開始了對勛臣權力的削弱。

朱元璋把大部分由勛貴任職的原大都督府改為五軍都督府，并暗中把原大都督府的軍事管理權移交給兵部。

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效仿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多次勸慰勛臣放棄權力頤養天年，并且遣老將還鄉。

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規定“禁武臣預民事”，即禁止武臣處理一般的政治事務，而大明的勛臣們都是跟著朱元璋打天下的，其中必然絕大多數為武將，這一規定無疑使勛臣的政治權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開始對有反意的勛貴大肆誅殺，三年后更是爆發了著名的“藍玉案”，大量朝廷勛貴被殺或被革爵。

至此，開國勛貴所剩無幾，權力也大大不同于往日。

然而，這還并沒有結束，洪武以后至明中期，朝廷還逐漸形成了“禁勛臣預九卿事”和“以文統武”的政策。

“禁勛臣預九卿事”這一政策是洪武時期“禁武臣預民事”這一政策的加強，使勛臣基本喪失了處理中央政務的權力，而“以文統武”則使勛臣的權力受到文臣的制約，這些措施將勛臣本就所剩無幾的權力進行更進一步的削弱。

為了安撫權力受到削弱的勛臣，朝廷“重勛舊武臣”，提高了他們的地位，改善其待遇，于是明朝勛臣位高權輕便成為了普遍的現象。

然而勛臣們畢竟地位高貴心高氣傲，“以文統武”這一措施讓他們受到了地位遠不如他們的文官的制約，他們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會有加強自身權力的想法和行為。

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本為生長在湖北安陸（今湖北省鐘祥市）的一個藩王——興王，與朝廷官員相交很有限，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開始拉攏朝中勢力。

然而，在朱厚熜登基時，楊廷和與毛澄厚等一眾文臣堅持讓其認明孝宗為父以符合正統，這讓朱厚熜對文臣的印象很差，于是他便自然更傾向于親近勛貴。

不久，明世宗便恢復了之前被革的李、常、鄧、湯、劉五家勛臣的爵位，同時重用武定侯郭勛和咸寧侯仇鸞，賦予他們軍政大權，以使他們壓制文臣，制衡朝廷政局，不過明世宗并沒有對其他勛臣的權力進行調整。

之后，由于統治已經穩固，再加上郭、仇二人仗著權力欺瞞犯上，明世宗最終將兩人制裁并收回了權力。

雖然勛臣的權力最后沒有變化，但既然有郭、仇兩人的先例，其他勛貴自然也看到了參政的希望，開始蠢蠢欲動，復爵后第二代誠意侯劉世延便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嘉靖三十九年（1560）劉世延斥散了南京振武營嘩變的士兵，自認為有大功，便開始積極上奏議論朝政，即使因此被停職也不悔改，甚至還因為奏疏沒得到回應而憤恨，開始蓄意擾亂政局，胡攪蠻纏，據稱清算張居正這一事便是其授意挑起的，但最終他也沒有改變勛臣的權力。

到了崇禎末年，國家動蕩不安，崇禎皇帝又不信任朝臣，于是便開始重用勛貴。只可惜，明朝開國時一共有三十六家勛貴，但此時只剩三家還在傳承，而且這些勛貴們已經被體制束縛長期未能參政，政治能力極差，明廷便因此失去大部分戰力，最后北京被攻破，崇禎帝也上吊自殺。

開國大業已成，鳥盡弓藏，勛臣地位被抬高而其權力卻喪失殆盡，沒有了長期參政的鍛煉，最終當動亂再次出現之時，強弓已然腐朽，慌忙中求助于他們的崇禎帝自然只有歪脖子樹這一條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