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方志學教育的

發展歷程、特點及啟示

沈松平 朱瑞陽

提要:中國高校方志學教育歷經民國、新中國兩個時期,其發展歷程與國家大規模修志互為促進。方志學附屬于歷史學,具有偶然性較大、穩定性不強的特點,游離于高校學科(專業)正常發展軌道之外,師資不穩定。深入研究方志學教育發展歷程對當下高校方志學學科建設、專業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方志學應通過在歷史學專業下面設置方志學專業方向,依托傳統歷史學專業實行人才分流培養;集中全國方志學師資,扎實推進方志學理論研究,建立起完整的包括各分支學科在內的較為成熟的方志學理論體系;并以校地合作為紐帶,協同培養應用型本科修志人才,如此方能在方志學學科建設、專業建設上取得大突破。

關鍵詞:高校 方志學教育 發展歷程 特點 啟示

1997年5月,原寧波大學、寧波師范學院、浙江水產學院寧波分院三校實質性合并,組成新的寧波大學后,鑒于綜合性大學辦師范的改革思路,以學科為基礎調整原有院系、專業,實施“分別招生,按系培養,打通基礎,單向分流”的辦學原則,原歷史學教育專業被調整為歷史學專業,下設歷史學教育和方志學兩個本科專業方向,這是全國高校中首創方志學本科專業(方向),迄今為止仍是國內高校中唯一的一個方志學本科專業(方向)。方志學者魏橋評價說:“1998年寧波大學在歷史系專設方志專業,并在全國統一招生,實屬創舉。”但方志學進入大學、開課教學比專業的設置要早很多年,可上溯到民國時期。本文旨在追述方志學教育在國內高校的發展歷程,揭示高校方志學教育開展的特點,以期對今后高校方志學教育有所啟示。

寧波大學校園一隅

民國時期高校方志課程的開設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方志學研究始于民國時期。1924年6月,梁啟超發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首次提出“方志學”的概念,旨在“分科治學”和“整理國故”的背景下把方志學打造成“專門學問”,推動民國方志學研究,方志學教育從此進入高校課堂。南北高校的史地學者,如南高史地學派的柳詒徵、張其昀等,《禹貢》雜志及“禹貢學會”的顧頡剛、譚其驤,以及瞿宣穎、朱士嘉、傅振倫、張國淦、吳宗慈、朱希祖、唐祖培等,或直接開設方志學課程,或在“中國沿革地理”課中講授方志學知識(由于長期以來地方志被視作地理的支派,所以一些學者也通過開設“中國沿革地理”課程,來傳授方志學知識),或創辦雜志,撰寫文章介紹方志知識,并登載學生課堂習作,以各種方式參與到方志學的教育與普及中去。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東南大學、中山大學等成為當時的方志學教育重鎮。

最早在高校開設“方志學”課程的民國學者是瞿宣穎,他曾任教于南開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1930年春,他在南開大學開設“方志概要”課程;同年秋,又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講授此課程。同為燕京大學教授的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也十分留心方志學教育。1931年2月,顧頡剛與朱士嘉共同起草《研究地方志的計劃》,介紹地方志“是什么”,“為什么要研究”地方志,呼吁編修地方志總目,提倡用現代方法編修志書,意在將“編纂”與“研究一種學問”結合起來。1932年9月起,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程,傳授方志學知識。1934年2月,顧頡剛與譚其驤等人組織“禹貢學會”,這是一個研究中國沿革地理、邊陲民族史、地方志的學術團體,辦有《禹貢》半月刊,以登載燕京、北京、輔仁三校學生的課堂習作為主,其中不乏與地方志相關的論文習作,促成教研互動的良性循環。顧氏弟子譚其驤、朱士嘉、史念海、侯仁之等人都參加了禹貢學會,并在此前后,在顧頡剛的引導和扶持下開始接觸和研究地方志。朱士嘉是顧頡剛在燕京大學時的研究生,后來成為我國方志學領域的杰出學者。他曾說:“我之對于方志,從不知到知,從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從‘食桑的蠶’,到‘吐出絲來’,以微薄的研究成果獻給四化建設,都是顧老師循循善誘和諄諄教導的結果。”史念海是輔仁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畢業后成為禹貢學會的駐會研究人員,受到過顧頡剛的激勵與指導。他回憶說:“我最初和方志接觸是在1935年,那時我還在大學里讀四年級……當時我已偏重于學習歷史地理這門學科……頗受知于顧頡剛先生。可能是張石公張老(指張國淦——筆者注)為了撰寫《中國方志考》,需要人襄助,顧頡剛先生就推薦我前去。……就是這樣,我曾經翻閱過許多方志,不是說有什么講益,至少是大開眼界。就方志的范圍來說,我是才知道天下之大,也是才稍稍領會到天下之大的奧妙深處。”后來史念海撰《方志芻議》一書,也與他早年的這段學習經歷有關。1944年起,顧頡剛擔任已遷至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史地系的教授,1945年10—12月,他曾在復旦大學授“方志實習”課。在其日記中記述道:1945年10月5日“到復旦,上‘方志實習’課”,11月2日“到清涼亭,上‘方志實習’課。教范純善、林月彩看地方志”,等等。1937年,曾擔任北洋政府總統府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教育總長的民國方志學者張國淦也曾在燕京大學開設“中國地方志學”課程。

在輔仁大學教授方志學的是譚其驤和朱士嘉。譚其驤作為顧頡剛在燕京大學時的研究生,與顧頡剛一起創辦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1932年,譚其驤畢業后在北平圖書館當館員,同年在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教“中國地理沿革史”課程,后來又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代替顧頡剛教授該課程,傳授方志學知識。《禹貢》刊載的學生習作部分即來自譚其驤在輔仁大學所講的“中國地理沿革史”課程。顧頡剛的另一研究生朱士嘉1932年從燕京大學碩士畢業后,留校任圖書館中文編目部主任。1932至1934年,朱士嘉擔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教授“方志學”課程,其自述道:“解放前,我在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講授方志研究,因而對建立了一代方志學的章學誠的方志理論體系有了日益明晰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我讓學生張樹棻編輯了《章學誠方志論文集》。”

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早年曾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國文、歷史、沿革地理諸課,培養出胡煥庸、陳訓慈、鄭鶴生、張其昀、繆鳳林、向達等著名地理、歷史學家,與竺可楨并稱為南高史地學派的“兩大導師”。柳詒徵在教學中也十分重視地方志的運用。據曾在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求學的近代著名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張其昀回憶,其關于方志學的最初認識即來自柳詒徵。“當時我校新設地理課程,他指示我們應多讀地理,研習科學,并以追蹤二顧之學——顧亭林的史學和顧景范的地理學——相勖勉。現在回想起來,得益最多的有三點,就是(一)方志學,他以為各省、縣的志書,卷帙浩繁,比國史所記載尤為詳備,應該充分利用,以補國史之所不足。”張其昀畢業后逐步成為著名的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方志學者,在研究和任教中推動高校方志學教育的發展。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應其邀請,張其昀赴浙江大學任教,創辦國內第一個史地學系,并長期擔任該系系主任兼史地研究所所長,抗戰勝利后還兼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直至1949年。張其昀在任期間,浙大史地學系秉持南高史地學派“史地合一”思想,為國家培養眾多杰出的史地通才。抗戰時期張其昀還曾組織浙大史地學系師生編纂《遵義新志》。

在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也是民國時期方志學教育的重要陣地。1929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修志事例概要》22條,首次統一規定各地的修志行為,要求各省設立通志館,負責通志(省志)編修。1932年,中山大學正式接手《廣東通志》的編修工作,廣東省通志館于是年附設于中山大學內,時任校長鄒魯兼任館長,開啟近代中國高校修志的先河。著名史學家朱希祖赴中山大學任教,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專任教授、文學院專刊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廣東通志》編輯委員會委員、文學院文史研究所主任(該所前身為傅斯年創立的語言歷史研究所)。他不僅主導了《廣東通志》的編纂,起草《新修〈廣東通志〉略例及總目》《〈廣東通志〉征訪條例》等,還于1933年上半年在中山大學教授“地方志研究”課程,培養修志人才。1936年9月,參加過辛亥革命、曾任民國初年國會議員的吳宗慈應老友鄒魯之邀,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院指導教授及文學院史學系教授,也在中山大學開設過“方志學”課程。

此外,民國時期高校開設方志學課程的事例還有著名方志學者傅振倫。傅振倫1929年7月從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后,得朱希祖介紹,于1929至1936年間,受聘擔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史地系兼任講師,所教課目幾乎一年一改,1932年起講授“方志學”課程,1933年此講義為藍本,寫成《中國方志學通論》一書,193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曾在抗戰中參與陜西城固等縣修志的西北聯合大學教授唐祖培,抗戰后期在山西大學史學系任教,開設過“方志學”課程。抗戰勝利后,國立湖北師范學院遷至沙市,唐祖培于1946年秋擔任湖北師院史地系主任,也曾開設“方志學”課程。1948年起,他又先后任教于香港龍峰書院、桃園華文專校,亦講授方志學課程,后又應教育部特邀,編纂大學方志教材,成《新方志學》一書。

新中國高校培養方志人才的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對全國各高校的院系、專業進行調整,方志學教育一度在高校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全國普修方志以后,方志學相關課程又重新進入高校的課堂,還出現民國所沒有的方志學專業的設置。高校設置方志學專業可追溯到1983年4月,復旦大學歷史系招收一個兩年制的方志學大專班,最后半年在杭州師范學院學習,1985年2月畢業,獲得杭州師范學院頒發的方志學專業大專證書。開設課程有“方志學概論”“新方志編纂學”“歷史地理概論”“名志述評”“地理要籍介紹”等,知名學者譚其驤、陳橋驛、黃葦等為大專班授課并舉辦專題講座。1985年,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也招收一屆兩年制的“方志學干部專修班”,開設有“方志學通論”“新舊方志研讀”“新方志編纂學”等課程,學員從當年參加全國成人高考成績合格者中錄取,畢業后發給國家承認學歷的方志學專業大專畢業證書。之后方志學本(專)科專業在高校的發展出現一段空窗期,1997年8月,經時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組長李鐵映提議,浙江省教育委員會于1998年3月4日正式批準寧波大學首設歷史學(方志學)本科專業方向,當年起面向全國統一招生。首屆共招收本科生20人(1人未報到,實際共有學生19人),目前已畢業20屆,是迄今為止國內高等院校中僅有的開設方志學本科專業(方向)的學校。在研究生培養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于2022年設立方志學專業,自主設置“方志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點和碩士學位點,其中博士點從2023年開始招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招收方志學方向博士生始自2015年,當時是在中國史專業設置“中國當代方志史”方向招收博士生,2023年起在專門的“方志學”二級博士學位點下單獨招生),碩士點則于2025年開始招生。此外,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寧波大學、揚州大學、西南民族大學則在(或曾經在)歷史大類其他碩士學位點或檔案學碩士學位點下設置方志學研究方向,招收碩士生;復旦大學還在歷史文獻學、中國史博士學位點下設置方志學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四川大學、杭州大學、蘇州大學、遼寧大學、安徽大學、黑龍江大學、河北大學等高校則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歷史學或檔案學本科專業及文博專修科中開設過方志學課程。其時由來新夏主編的《方志學概論》,倉修良的《方志學通論》、黃葦等的《方志學》、林衍經的《方志學綜論》、邸富生的《中國方志學史》、彭靜中的《中國方志簡史》等專著,成為上述各高校講授方志學的使用教材。

20世紀80年代后,國內高校在開展方志學專業學歷教育的同時,也開展方志學的非學歷教育,以突擊培訓當時亟需的修志人才,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受修志機構委托,承辦或合辦短期方志培訓班;二是舉辦各類方志學課程進修班。1982年,由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牽頭主辦“華東地區地方志研究班”“中南、西南九省(區)地方志研究班”“北方八省(區)地方志研究班”“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地方志研究班”,來自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學員共1350人參加培訓,是為全國方志短期集中培訓之始。其中,“華東地區地方志研究班”是委托江蘇師范學院(蘇州大學的前身)和南開大學聯合承辦的,“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地方志研究班”則由南開大學承辦。其后這項培訓工作由各地自行舉辦。各地大專院校間有與當地修志機構合作,舉辦各種形式的短期方志培訓班,其中蘇州大學從1988至1999年,與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聯合舉辦各類方志培訓班15期,并受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委托于1998年9月試辦全國地方志業務崗位培訓班,培訓修志人員2000余名。21世紀伊始,借創辦國內首個方志學本科專業(方向)的東風,寧波大學的方志培訓工作也開始活躍起來。2002年11月和2003年4月,寧波大學與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現中國地方志工作辦公室)聯合舉辦兩期全國地方志業務培訓班。截至2020年,寧波大學先后為北京、廣東、陜西、新疆、海南、甘肅、安徽、廣西、西藏、哈爾濱、濟南、南京、杭州、貴陽、南寧、連云港、揚州、常州、無錫、延安、咸陽、寶雞、廈門、寧德、大連等全國各地修志部門及其他系統合計舉辦方志業務培訓班33期,培訓學員2130人,其依托本科教學開展的非學歷教育方志社會培訓在全國方志界具有一定影響,已形成品牌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原常務副組長朱佳木在全國第四次地方志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曾提到寧波大學在方志培訓方面的貢獻。除短期培訓以外,高校也適時舉辦一些課程進修班。1985年7月,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舉辦地方志函授專科班,學員以吉林省修志系統為主,期滿頒發結業證書。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舉辦中國地方志《專業證書》專修班,期滿頒發成人高等教育《專業證書》。1996年11月,蘇州大學社會學院舉辦兩年制的地方史志專業碩士研究生班,采取集中面授與在職自學相結合的方式,期滿發給碩士研究生課程進修結業證書,是為國內首次舉辦方志學研究生課程進修班。2001年,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委托浙江大學歷史系舉辦史志編纂研究生課程進修班。2008年,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聯合舉辦歷史文獻學專業(方志學方向)研究生課程進修班。2013年起,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與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聯合舉辦歷史文獻學專業(方志學方向)研究生課程進修班。

我國高校方志教學開展的特點分析

縱觀我國高校方志教學的開展,呈現出與大規模修志互為促進,附屬于歷史學,偶然性較大,穩定性不強,游離于高校學科(專業)發展軌道之外,教學師資方面存在“因人而設,人走課消”等特點。

首先,我國高校方志教學的開展,與國內大規模修志熱潮息息相關,互為促進。20世紀30年代初方志學進入高校課堂,正是政府主導的大規模修志啟動的時候,也是自宋代定型以來的傳統方志向近代方志的轉型時期。當時由政府主導,參照《修志事例概要》制定各省、市、縣修志計劃,對志書的體例、結構、內容、編纂手法及各門類的具體要求等作明確規定,由此掀起民國方志編修熱潮。這一時期(1927—1937)不僅纂修方志數量最多,占民國方志總數的39.8%,而且民國多數有特色、有影響的名志是于此時修成。為培養修志人才,當時有學者提出應在高校中開設方志學課程,如中國辭典館和中國學術百科全書編輯館館長、曾主持《北碚志》修纂的楊家駱就認為,方志學應成為高校史學系二、三、四年級的必修課程,并對部頒《大學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提出修改意見,“蓋吾國郡縣既繁,而志才不多覯也。以傳本而論,無慮盈萬,然體例足稱者,寥寥無幾。……而重修全國之志,又非廣培志才不能舉。竊望大學課程中列方志學為必修,學生卒業后分發各縣修志一二年,以試其史才,如是者二三十春,吾國之志書可觀矣”。盧建虎在《戰后修志問題》一文中也主張“各大學文學院增設志學系,延聘深通志事者為教授,獎勵青年,專習方志之學,俾造就專才,以備他日分纂志籍之需”,遂有方志學進入高校課堂。而“九一八事變”后,面臨民族危亡的緊迫形勢,過去埋首于故紙堆的大學學者從象牙塔中走出,逐步關心現實社會,積極從事地方志的研究和編修,從而提升已有的方志熱。顧頡剛、朱士嘉即是基于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和使命感才開始致力于地方志研究的。朱士嘉回憶道:“我于1930年在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從顧頡剛先生開始研究地方志。時當‘九一八事變’前夕……顧先生針對這種情形,不時對我們進行嚴肅的教育啟發。他指出:‘外國人正在研究我國邊疆史。方志這塊領土如果我們不去研究,外國人就會去侵占……’在當時那嚴峻的形勢下,顧先生的這番剛烈話語無疑是激勵我從此跨入方志學領域的巨大動力。”無獨有偶,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中國開始第一輪全國普修方志工作,使久違的方志學課程重新進入大學課堂,杭州大學的倉修良、復旦大學的黃葦等新一代方志知名學者紛紛在高校設課教學,為新中國普修方志培養人才。倉修良說:“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在黨中央領導的直接關懷下,全國各地掀起了修志高潮。為了適應這一形勢的要求,從1981年起,校、系有關領導要我給高年級學生開設‘方志學’課,于是不得不重理舊業,從頭做起。”黃葦也說:“一九八一年夏秋之際,我們復旦大學歷史系考慮到全國普修方志,需要培育人才,決定開設《方志學》專門課程,并請我主講。從那時開始,我即制訂大綱,撰寫講義,至年底大致成型。”

當時中山大學接手民國《廣東通志》編修,河南大學承擔民國《河南通志》編纂,許多地方將官方的修志行為同高校教學結合起來,吸收全校文、理、工、農、法等各科教師參與修志,根據他們各自的學術專長,分別委以志書相應門類的編纂工作,由此促進教師各自研究領域學術研究的精進。如朱希祖之于南明史研究、饒宗頤之于地理學研究、冼玉清之于廣東地方史研究、羅香林之于民族學研究等,在高校中形成了“方志編修與學術研究相互促進的效應”,這是超出方志學科本身發展給高校教育帶來的良性互動,成為高校開展方志學教育的衍生品。總之,無論是在民國,還是在當代,高校中出現方志學課程或專業(方向),都是伴隨著國家大規模修志活動而起,并與全國普修志書互為促進、相輔相成的,這是我國高校開展方志學教學的首要特點。

其次,自民國以來學界普遍視方志學為地方史,是歷史學的附屬,而始終沒有成為一個獨立學科,故高校方志教學具有偶然性較大、穩定性不強、游離于高校學科(專業)正常發展軌道的特點。20世紀30年代,方志教學進入高校課堂,也與20世紀初期的史學革命、分科治學與整理國故運動息息相關。1902年,梁啟超發起“史界革命”,抨擊中國數千年史學為“君史”,提倡“民史”,伴隨著史學風氣的變化,注重“各地方的實在狀況及民眾生活”的地方志的價值日益為學者所重視。“以前的史料,不是供王公大人的采覽,便是備文人學士的諷詠,是片面的,是散漫的,而不是系統的;是文學的,是藝術的,而不是科學的……我們現在尋材料,要轉向社會方面去了;因為那里有露骨的風土人情,切實的國計民生。這條路,除了我們自己開辟之外,若要在舊材料里找,那只有叩地方志之門了。”另一方面,至民國初年,西學已掌握中國學術和教育界的“話語權”,西方學科分治原則及學科分類體系普遍得到確立,中國傳統學術經“整理”被納入以“學科”為分類標準的近代西方知識系統,史學因是中國固有也是西學中既存的唯一學科,由學術邊緣躍居中心,地方志在民國大多數方志學者眼中視同地方史,故其學術研究在民國時期形成規模,繼而進入高校的課堂。傅振倫在1935年出版的《中國方志學通論》序言中曾說:“近世競言整理國故,表揚國粹,于是方志之書,頗引起學者之注意。”但也正因為民國的方志學者,除傅振倫等極個別人外,均接受章學誠將方志定性為地方史的觀點,故方志學在民國時期只是作為歷史學的附屬存在,而始終沒有成為一個獨立學科,方志學課程在高校歷史系中也始終沒有被列入必修課程。民國政府教育部頒的歷史系必修、選修科目中均未見“方志學”課程的身影,這使得方志學在高校設課教學時存在偶然性較大、穩定性不強的特點,游離于高校學科(專業)發展軌道之外。

20世紀80年代全國普修方志以來,方志學課程重新進入高校,但其發展仍延續民國時期的特點,雖然不少高校開設方志學課程,個別高校甚至還設立方志學專業(方向),但由于沒有被列入國務院學位辦的學科目錄(包括專業學位授予目錄)和教育部高教司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高校方志學教學偶然性較大、穩定性不強。如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方志學專科均只辦了一屆,四川大學、揚州大學分別設在歷史地理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點下的方志學研究方向也只堅持幾年就取消了。寧波大學的方志學本科專業(方向)雖然辦學時間長,一直持續至今,但其創設卻帶有一定偶然性,時值全國地方志獎首屆頒獎大會在寧波召開,李鐵映到會并建議在寧波大學建立方志學專業,得到時任寧波市市長和寧波大學校長的積極回應,才有后來寧波大學方志學專業(方向)的創辦。

再次,高校方志教學師資方面缺乏穩定性,存在“因人而設,人走課消”的特點。民國時期就存在這樣的現象。以燕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為例,瞿宣穎于1928—1930年間任燕京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開設方志學課程,查看燕京大學本科課表可知,之前并無方志學課程,瞿宣穎聘期結束后,一度也無方志學課程再開設,直至1937年,張國淦才又在燕京大學開設“中國地方志學”課程。朱希祖1932年10月赴廣州受聘中山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于1933年上半年在中山大學開設“地方志研究”課程,1934年2月朱希祖赴中央大學任史學系主任,他離開后,中山大學的方志學課程即中止,直到吳宗慈1936年9月應聘到中山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工作,才又重新開出“方志學”選修課。由此可見,民國高校中方志學課程多屬臨時開設,專人專任,一旦專人離開,課程隨即消失。這種情況在當代高校的方志學教學中同樣存在,而且由于方志學僅是專門史下的三級學科,缺乏獨立性(碩士點至少以二級學科設置),即便是方志學教學開展相對較好的高校,一旦老教師故去、退休,或者調離崗位,抑或研究方向轉移,這些學校的方志學專業方向及課堂教學即不復存在。20世紀80年代后許多開設方志學課程的高校,截至目前仍開設的已屈指可數,不少高校因知名方志學者的過世或退休,再也沒有開設過方志學課程。

我國高校方志教學發展的啟示

顧頡剛有言:“史學史記載著前人的方法和道路,我們可以有所參考,而決定自己的方法和道路。”立足當下,反思過往,展望未來,我國高校方志學教育的發展歷史可以給我們以啟示,認真思考當下的方志學學科建設、專業建設,探尋高校方志學教育的前進道路。要使方志學教育在我國課堂有一席之地,最佳途徑當然是將方志學作為基本專業或特設專業列入教育部高教司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或是爭取列入國務院學位辦的學科目錄。在目前尚無法達成該目標的情況下,我們也應該有所作為。

首先,應依托傳統歷史學專業實行人才分流培養。在現行教育體系下,通過在歷史學專業下面設置方志學專業方向,實行人才分流培養,不失為一條高校方志學教育發展的捷徑,這樣方志學既可以在高校正常的學科(專業)發展軌道中得到發展,又可以規避因高校教育教學改革而可能帶來的被砍專業的風險。以寧波大學的方志學專業(方向)建設為例,2016—2019年,學校通過優化整合,將原有的75個本科專業壓縮到59個,撤銷、停招16個專業,方志學因只是歷史學專業的一個專業方向,得以保存。這類風險在全國其他高校普遍存在,所以應先保住方志學的根脈,再徐圖在高校中發展。

其次,應切實、系統、有步驟地推進、完善方志學理論體系。雖然方志學成為獨立學科的客觀可能性已經形成,“無論是從客觀社會實踐的需要,還是從方志科學研究對象和客觀條件的形成來說,方志科學都已經發展到尋求自己獨立學科地位的時候了”。但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絕非那么簡單,如同一個人的站立需要全身的骨骼和系統的肌體組織,高校方志教學歷經民國、新中國兩個時期的發展,時至今日仍尚未形成完整、系統的方志學理論體系。因此,方志學距離正式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尚有一段距離,需要建立、完善包括各分支學科在內的較為成熟的方志學理論體系,這是我們今后努力的方向。建議集中全國的方志學師資,著手扎實推進方志學理論研究,有步驟地推進方志學學科建設,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立項和各類文庫為抓手,逐步建立、完善包括各分支學科在內的較為成熟的方志學理論體系,形成一支較為穩定的、年齡結構合理的高校方志學師資團隊。

再次,應堅持以校地合作為紐帶,與修志部門通力合作,協同培養應用型本科修志人才。回顧方志教學進入高校課堂的歷史,無一不是伴隨著國家大規模修志而展開的。當前我們正處于盛世修志的時代,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地方志工作已由原來單純的修志編鑒工作向一項事業(“十業并舉”)轉型升級,地方志機構的工作范圍有所拓展,修志范圍擴及專志、鄉鎮村志、社區志、專業年鑒,社會需要大量適用性強的修志人才。高校方志學專業的辦學定位和培養目標應定位于應用型本科教育,通過校地合作,以實踐教學為中心,以學習成果為導向,與各地修志部門協同培養社會適用性強的高素質修志人才,提高學生利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修志問題的應用能力,實現人才培養與社會、行業需求的無縫對接。此外,校地合作還可以有效地彌補高校方志教學師資的不足。通過外聘合作單位中兼具修志經驗與理論素養的修志專家為大學兼職教授,建立起校內、校外兩支教師隊伍,推行“雙師型”導師制,用于指導本科生教學實習包括畢業論文的撰寫,以彌補高校在職教師課堂教學與修志工作實際需求或有脫節的情況,也可以在高校在職師資人手不足的時候暫充課堂教學,還可以合作申報目錄外二級碩士點,從而穩定高校的方志教學團隊。

結 語

歷史經驗對于審視當下的方志學學科建設、專業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上文提出的辦法是在總結我國前一個時期高校方志學教育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現實選擇,這樣方志學教育才能在高校中有棲身之地,并能有普遍、可持續性的發展。而其未來的發展目標,當然是希望借助當下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春風,努力使方志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打造具有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的中國特色方志學學科體系。

(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來源:地方志研究(原載《中國地方志》2025年第2期)

作者:沈松平 朱瑞陽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