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被譽為自由主義國家思想的代表作、德國自由主義“大憲章”。是政治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必讀經典。

★ 由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年度譯者”孟凡禮精心譯制，譯筆優美流暢，忠實而傳神地呈現洪堡的思想。

★ 收入牛津大學著名思想史教授約翰·布羅撰寫的長篇導讀，詳細介紹本書的思想史背景，并對洪堡思想及其影響做了深入述評。

★ 隨書贈送藏書票一枚。

★ 封面采用燙色、印銀、磨砂UV多種印刷工藝，裝幀精美。

書摘

整個國家機構應該致力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它們的作用應被設置一個什么樣的界限，本書的目的即在于為此尋找答案。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如果我們把最值得關注的各國家憲法互相比較，或者把它們跟最杰出的哲學家和政治家的意見相比較，我們將會不無道理地感到驚訝，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竟是如此不充分，給出的答案竟是如此模糊不清。

無論是致力于重塑國家憲法結構，還是提出政治改革計劃，參與者似乎最關心的是，確定國民或國民的各個部分應該在行政機構中得到相應的份額，為政府的各個分支分配適當的功能，以及預防各部門權利的互相侵奪。但是，任何想要打造或重塑國家憲法的努力，有兩個目標在我看來是必須牢記于心的，忽視或弱化其中任何一個都會對整個目的造成嚴重傷害。第一，對整個國民來說，確定誰來統治，誰將被統治，以及安排能夠實際運轉起來的行政機構；第二，政府一旦建立起來，規定它的作用擴展或止步的確切范圍。后一個目標，會對公民的私人生活構成更直接的影響，尤其是決定了他的自由與自發行動的限度，因而嚴格說來，它才是真正的終極目標；前者只不過是達成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

然而，人愿意花更大氣力去追求的是第一個目標的實現，對這樣一個明確目標的專一追求，是人類通常展示自身活力的方式。對于一個活力充沛的人來說，他的真正幸福，就在于確立一個目標，并調動他的精神與物質力量以爭取它的實現。的確，占有為奮斗戴上了安寧的王冠；但是，只有在欺騙性的幻想里面，占有才能迷惑我們。如果我們想一想人的真實處境——人的力量總是趨向某種活動，并且周圍的自然也總是刺激人去活動，我們就會發現安寧和占有只不過存在于思想中罷了。不過對于頭腦簡單或片面的人來說，安寧也就是表現的中止，而對于一個未受教育的人來說，一個目標從他身上所能調動的表現也少得可憐。因此，伴隨占有而來的厭倦感，特別是在更細膩的感覺領域，根本不適用于可想象得出的理想的人類形象，但對一個完全未受教育的人卻是充分適合的，其適合程度從徹底缺乏教育到達到理想標準之間越來越低。因此，同理，征服者更為享受的是勝利，而不是對領土的實際占領。改革本身充滿危險的動蕩，比平靜地享受改革成果，更令改革家感到親切。同樣，支配比自由更契合人性；或者，至少，一心捍衛自由比實際享受自由更令人滿足。自由僅僅是一種從事無限豐富多樣活動的可能性，而統治，或支配，是一種單一卻實實在在的活動。因此，對自由的渴望，往往只是在深深意識到自由的缺乏時才表現出來。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研究國家作用的恰當目的和界限，無疑具有極端的重要性，也許比任何其他政治問題都更重要。盡管已經指明，這一研究僅僅涉及一切政治的最終目的，但是，它本身也允許更輕松更廣泛的應用。真正的國家革命或新的政府機構設置，從來不可能不伴隨著諸多同時出現且往往是偶然的因素，而且總是會導致各種各樣的不利后果。

但是，任何統治者——不管是在民主制、貴族制，還是君主制國家——卻能夠不事聲張地悄悄擴展或收縮國家作用的范圍，并且總體上說，其越是避免大張旗鼓，越是能達到目的。最好的人類行動總是最忠實地模仿自然界的運行。譬如大地無聲無息孕育的胚芽，卻有著更豐碩更美好的果實，勝于雖有必要但總是伴隨著毀滅的洶涌的火山噴發。

此外，如果我們的時代有理由夸耀文化和啟蒙上的優越，那就再也沒有什么其他樣式的改革更適合它了。因為，不難看到，這一關于國家作用適當界限的重要研究，必然會引出要給予人類能力更大自由和需要更加豐富多樣的環境的結論。但是，更高程度的自由要想可能，就必然需要同樣程度的更高教育，而更少需要集合大眾統一行動，并且需要行動的個體具有更大的力量和更豐富多樣的資源。因此，如果說當前時代真的擁有這種教育、力量以及多樣性資源上的優勢，那么，它有正當權利要求的自由，就必須得到保證。同理，改革的手段也將更適合于我們所設想的這樣一個進步性的文化。一般來說，是國民的出鞘之劍約束著統治者的有形權力，但是在我們這里，文化和啟蒙改變了統治者的思想，征服了他們的意志，因此，改革事業似乎應該是統治者而非國民的事情了。如果說看到一國人民，在完全意識到他們作為人與公民的權利的情形下，打破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已是一幅美麗和令人振奮的景象；那么，看到一位君主親自給他的人民松綁并給予他們自由，而且不是作為恩典之舉，而是履行其首要的責無旁貸的義務，無疑就是更美好和更崇高的了；因為看到一個目標是通過對法則的尊重而達成，比看到它是屈從于絕對必須的要求，會更加美好；因而，當我們想到，一個民族是通過推翻現存制度而奮力爭取到了自由，相比于一個國家一旦建立就賦予國民自由，其間的差距就仿佛是希望之于享受，準備之于完成。

如果我們瞥一眼眾多國家憲法的歷史，那么很難發現它們之中哪一個指出了其作用應受到任何明確程度的限制，因為它們沒有一個是基于某種基本原則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而設立的。特別是，公民的自由一直出于兩種考慮而受到限制，一是出于必要性，即制定和保障憲法的需要；二是出于功利性，即對國民道德和物質狀況的關心。兩種考慮交錯盛行，要么因為憲法為了自身更有力量而要求額外的支持，要么因為立法者的眼光或多或少地都放得太寬了。甚至會發現，這兩類理由常常一起發揮作用。在古代國家，幾乎所有涉及公民私人生活的機構都具有嚴格的政治特性。憲法自身幾乎不具權威，它的存續主要依靠國民的意志，因此必須想方設法讓制度特性與國民意志保持和諧一致。在較小的共和制國家里，如今仍可以看到相同的做法；因此，單從這一角度來看，私人生活自由的增加，恰好總是公共自由同等程度的減少，而安全（與否）總是與公共自由（的多寡）保持同步，這樣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的確，古代的立法者常常，以及古代的哲學家總是，將關注點放在個人的內在生活上；在他們的眼里，人性的道德價值值得給予最高重視，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一個例子，盧梭曾正確地評價它更像一部教育著作而非政治著作。倘若從這一角度來看一下最現代的國家，我們會發現，國家將作用的目標指向個體公民，為他們提供福利，諸多法律和機構也明確無誤地指向這一目的，其往往給予私人生活一種非常特定的形式。促成這種變化并發展出這種積極關懷的，有以下幾個因素：我們的憲法具有更高的內在強固性，它們極大地獨立于國民的性格和情感；思想家們帶來更強大的影響，他們天生擁有更為廣闊的視野——諸多發明教給我們如何更好地培育國民行動的共同目標；最后，尤其是某些宗教觀念主張統治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應該對公民的道德和未來福祉負有責任。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某些特定機構和警察法律的起源，我們會發現，它們常常源于或真實或偽稱的向臣民征收賦稅的需要，在這里我們又回到了古代國家的例子上，因為，這類機構同樣源于維護憲法的需要。但是，說到對自由的限制——這種限制對國家無甚影響，但對組成國家的個人卻事關重大——我們要注意古代國家跟現代國家有著巨大的差異。古代國家更一心專注于個人作為人的和諧發展；而現代國家則主要關心人的舒適、他的富足、他的生產能力。前者追求美德，后者尋求幸福。因此，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古代國家對自由的限制比標舉我們的現代更為壓抑和危險。因為它直接沖擊的是靈魂的內在生活，而這正是人之為人的本質；因此，所有古代民族都顯示出一種劃一性或曰片面性（Einseitigkeit），這與其說是由于高雅文化和普遍交往的缺乏，不如說是由于古代公民普遍接受的集體主義教養和被刻意安排的集體主義生活所致。但是，從另一面看，這些古代制度維護和提高了個體的人的活力。正是他們無時或忘的培養有節制有力量的公民的渴求，推動了他們的整個精神和性格向更高發展。在我們這里，的確，人從個體來說較少受到限制，但周圍環境的影響構成了更有力的限制，盡管調動我們的內在資源去反抗這些外部阻礙是可能的。但是，在我們現代國家，對自由施加的限制有著特殊的性質：它們看待人更著眼于他占有什么而不在意人實際上是什么，而且關于后者，它們也不像古代國家那樣培育（哪怕是片面的）人的身體、智識和道德能力，而是把規定好了的觀念作為法律強加給他，從而壓抑著人的精力，而人的精力恰恰是一切有活力的美德的源泉，也是任何更高和更全面的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此外，對于古代人來說，更多的精力彌補了他們片面性的不足；而對于現代人來說，片面性卻被衰頹的精力放大了?？傊糯鷩液臀覀儸F代國家的這種差異是十分顯見的。如果說，晚近幾個世紀以來，進步之迅速，人工發明數量之巨和傳播之廣，我們成就的事業之偉大，最能引起我們的注意，那么，古代吸引我們的首先是與個體的人生死伴隨的一種內在的偉大——想象力的勃發、精神的深邃、意志的堅定，以及整個人的存在的完美統一，單是后者就賦予了人性真正的價值。他們對人性的這種基本價值、對人的力量及其協調發展的強烈意識，是他們一切活動的推動力；而在我們這里，這些往往只是一個理想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人們幾乎忘記了個體，或者至少，對人的內在生活不如對他的安逸、福利及幸福那樣重視。古人在美德中尋求幸福；現代人則汲汲于從幸福中開出美德；甚至那位以最純粹的形式思考和描述道德的人，也讓自己束縛于這樣的想法，即通過一種高度刻意的機制，把幸福放進他的人性理想中去，并且更多地作為一種外部獎賞，而非一個人通過自身努力而獲得的善。關于這種顯著的差異，我不想再多說什么；只想引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一段話來結束：“屬于一種存在本質固有的東西，對于它來說就是最好的和最愉悅的。同理，對于人來說，合乎理智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最愉悅的，因為理智最屬于人。所以說，這種生活也是最幸福的?！?/p>

公法學家不止一次爭論的是，國家應該只提供安全，還是應該為國民提供整個物質和道德上的福利。對私人生活自由的關心一般會引向前一個主張；而認為國家能夠提供比僅僅安全更多的東西，并且認為這樣的政策盡管有可能對自由造成不當的限制，但不是必然的，這樣的想法自然主張后者。不可否認，后面這種自然的想法既盛行于政治理論，也支配著政治實踐。大多數公法學體系、晚近哲學家的著作，以及大多數國家法令條例的歷史，都表明了這一點。農業、手工業、各類實業、商業，甚至藝術和學術本身，這一切都靠國家生存，接受國家的指導。這些原則的引入，已經給政治學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形式（如新近的財政和立法理論作為例證所顯示的），并且產生了眾多新的行政部門，如貿易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國民經濟委員會等等。但是，盡管這些原則可被普遍接受，但在我看來，仍需做一番徹底的考察；而這種考察［必須以個體的人及其最高目的為出發點］……

【內容提要】

威廉·馮·洪堡，被哈耶克稱為“德國最偉大的自由哲學家”?！墩搰易饔玫慕缦蕖酚捎谘笠缰牟徘楹蛯υ瓌t的重視，成為古典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寶貴入門。

洪堡獨特地結合了古代對人的優異的關注和現代對所謂消極自由的關注。其論點既不是以自然權利為基礎的（如這個術語通常被理解的），也不是明確的功利主義的，他認為只有當國家作用僅限于提供安全，個人的自我發展才能盛開到極限。他討論了國家若要限制個人行為必須遵循的標準，并提出了將國家限制在適當范圍內的方法。

當全世界的學者都在重新審視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基礎時，洪堡反對國家促進公民福利和干預私人行為的論點，使這本書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

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以普魯士教育體系的締造者和柏林大學的創始人而聞名于世。

【譯者簡介】

孟凡禮，1980年生。2006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碩士。代表譯作有：《論自由》、《漢娜·阿倫特與以賽亞·伯林：自由、政治與人性》、《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1929—1937）》（合譯）等。榮膺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年度譯者”。

【媒體及名家推薦】

在我之前的著作家，唯一一位我想應該提出來說一下的，就是洪堡。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論自由》作者

洪堡的思想不僅是對其所處“國家”的注解，也映射著我們當下的世界。

——邁克爾·本特利（Michael John Bentley），圣安德魯斯大學現代史榮休教授

威廉·洪堡能說出永不過時的話語，真是太有遠見、太令人震驚了。

——理查德·大衛·普萊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當今德國唯一“現象級”哲學家

威廉·洪堡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瑞士著名藝術史、文化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