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黃河壺口瀑布驚現“清流飛瀑”與彩虹同框的華美景象，直接刷屏各大網絡平臺，往日呈現在我們教科書上黃浪滔天的母親河居然呈現出清澈翠綠的碧綠顏色，甚至可以一眼望穿河底。此情此景，讓我們不禁聯想起老祖宗們關于黃河變清的種種諺語。

明代啟蒙讀物《幼學瓊林》就曾言：“圣人出則黃河清。”清末名臣左宗棠也曾題楹聯：“萬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復見黃河清。”古人甚至用“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來比喻這千載難遇的現象。由此可見，黃河水清確實是罕見的自然現象，但是據歷史資料記載來看，中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黃河水清次數就有近百次。黃河這條母親河的清澈與渾濁、決溢與干旱始終與華夏文明的歷史緊緊相連。

從泛流到穩定：早期黃河的清流

古代黃河在中上游的河道因為山脈地形的緣故相對穩定，與今天并無二致，而下游自洛陽孟津（小浪底水庫所在）以東河道，則變幻無常。東周以前，最早的黃河水道為禹河故道，其水流東北向豫北，經過巨鹿以北的古大陸澤后分為九河，形成一片水沼縱橫的下游濕地，最終在今天津一帶分流入海。

當時華北平原北段地勢較低，高差能夠給水流帶來較高的流速，且當時華北平原又有大陸澤等眾多湖泊濕地，對河流泥沙的消解作用較大，因此當時的黃河并非今日的地上河，且河水混濁程度較之今日應當較少，先秦古籍中對于黃河的統一稱謂即“河”而不附加“黃”字，就證明當時的黃河應該仍然較為清澈。

不過，隨著華夏先民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開發，農業墾殖帶來的植被退化在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加速，黃河中下游沿岸及各個支流所裹挾的泥沙較早期成倍增加，黃河也開始由初期低洼的禹河故道逐漸向地上河轉變。曾經以定居城邑為中心的“類城邦國家”也開始向實土化的疆域國家轉化。各諸侯國開始大量修筑堤防來抵御洪水并守護本國臨河耕地，同時反向讓洪水侵奪他國農田，誕生了著名的“以鄰為壑”一詞。

各國之間的堤壩推進策略逐漸將泛流的黃河水局限到較為狹窄的河道之中，洪水位不斷抬高，黃河便開始漫溢潰決，而北半球的地轉偏向力也導致由西向東的河流習慣于侵蝕南岸，最終導致北面的持續淤高使得河道有向南遷移的趨勢。《禹貢錐指》記載，周定王五年（前602），禹河故道自宿胥口（今河南浚縣，淇河、衛河合流處）決口，整條河道向南改易經由今天的德州、滄州進入渤海，從而形成了一條相對穩定直至西漢末年的河道（也稱“西漢故道”）。這一時期黃河開始逐漸轉化為具有渾濁底色的“濁”河，然而因其狀態并不穩定，因此并沒有產生“黃河”這一固定稱謂，所以強調“黃河清”的記載便并不多見。

兩漢風云

黃河之名的誕生與清流的時涌

黃河之水變為長期黃色渾濁的時間應該最遲不晚于西漢，《水經注》記載漢代人曾言：

“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

而河水的渾濁與決溢卻恰恰相伴而生，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黃河發生史載第一次侵入淮河流域的重大決口事件：

“河決于瓠子，東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這次重大的決口事件持續了長達二十多年，黃河南岸梁楚之地（今河南東部、山東南部、江蘇北部與安徽北部四省交界）十余個郡長期受災，形成了最早的“黃泛區”地帶，直至元封二年（前109）武帝親臨瓠子決口才將決口泛濫徹底堵塞。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黃河的稱謂悄然誕生，在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地理志》中，已經出現了“黃河”二字，其中常山郡元氏縣的釋文里有：

“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河北省新河縣）入黃河。”

結合《漢書》的編寫年代，證明兩漢之交時的漢人已經開始將“黃河”替代“河水”，作為黃河官方稱謂，也印證了當時黃河的黃色渾濁已經成為常態。

公元11年，黃河再次發生了漢代歷史上著名的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大決口，自大名起下游河道整體向東南整體遷移，東流至千乘（今山東濱州）入渤海，出海口向南大幅移動，當時已經篡漢自立的王莽因為決口之地位于其祖墳之南，恰好無礙，竟然選擇“不堤塞”，又使得黃河泛濫數十年之久。直到東漢明帝時期才由河堤使者王景治理恢復，在當時河道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東漢故道”（也稱王景河）。據《后漢書》記載：

“（王）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沖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通過設置水門分水分沙，再結合河道裁彎取直與疏通，配上千里長堤的防護，王景的系統性水利工程讓黃河在東漢故道上實現了“千年安流”的奇跡壯舉，自東漢以至于北宋初年的千年之間，黃河基本上保持著比較穩定的水沙條件。在這一背景下，黃河也第一次出現了較為明確且頻繁的“清流復涌”。根據《后漢書》記載：

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四月，“濟北（山東濟南西南一帶）河水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漢靈帝建寧元年（168）春二月，“河水清”。

漢靈帝建寧四年（171）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東漢時期六年內連續四次“黃河清”的出現，一方面可能得益于當時王景河道疏浚的功效，另一方面也可能與當時春季夏初華北地區降水較少，水中含沙量少有直接關系。

自戰國末年至兩漢時代，黃河中上游地區人口增長較多，關中平原與隴右一帶人口在經歷秦漢兩代“實關中”政策的推進下涌入大量外來人口，曾經作為游牧民族居所的河套平原與河西走廊兩大地理板塊，也從游牧民族的時常侵占的蕃息之地變成漢王朝屯田戍邊的穩定農業區域。

大量農牧交錯地區的土地拓荒開墾使當地的水土流失現象開始顯現，黃河的泥沙含量陡然增多可能與此存在極大關系，同時這時的黃河含沙量也存在極大不穩定性，可能會由于上游地區的農業開墾的荒廢與植被恢復而短期轉清，公元140年之后，因為南匈奴與羌胡的不斷侵擾，東漢王朝命徙西河、上郡、朔方郡等黃河中上游郡縣大量遷徙往內地或鄰郡，從而導致當地農墾荒廢，也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當地植被，為上述“黃河清”現象連續出現提供了基礎。

另一位被“黃河清”言中的，則是淝水之戰中功敗垂成的前秦苻堅。《晉書·苻堅載記》有言：

“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淝水之戰），其國大亂，后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為姚萇所殺），咸應謠言矣。”

按照與謠言相稱的情況來看，在前秦苻堅掃平北方到淝水之戰前（370-383）的一段時間內，黃河應當再次出現了“清復清”的狀態，昭示了苻堅前秦政權的衰亡。

南北朝時期，劉宋統治的半個世紀中黃河亦出現五次“河濟俱清”現象，證明當時“黃河清”現象也多發生于黃河下游山東段境內，往往與同處在今山東境內的濟水相聯系，證明“黃河清”現象與黃河下游地勢低和河道寬廣有著重要關系。

南北朝末年，北齊驚異于“黃河清”，竟更改了象征國家王朝政治秩序的年號（河清），可見這一自然現象在中國古代政治中的影響力。《北史·齊世祖武成帝本紀》載:

“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562）為河清（元年）。”

《北史》同樣記載：

“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為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楊堅）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

在魏晉南北朝亂世之后，隋唐王朝重新一統華夏。在唐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黃河復清”現象同樣出現了22次。唐朝期間，黃河清的發生地點開始廣泛出現在黃河中上游的陜州（河南三門峽）、蒲州（山西永濟）、豐州（今巴彥淖爾盟和包頭市）、靈州（寧夏吳忠）等地，今日陜西和山西之間的黃河龍門與壺口瀑布一帶大約正是這一階段開始出現“河清”的奇觀。

北宋中晚期，黃河在經歷東漢開始的“千年安流”之后再次“發飆”，先后在濮陽橫隴、商胡與大名先后決口（歷史上黃河第三次改道），最終形成北流（滄州北入海）和東流（濱州一帶入海）同時存在的泛流局面，完全擺脫了東漢王景故道的束縛，使黃河的不穩定性驟增。

更為嚴重的是人為原因對黃河改道的直接影響，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將東京留守杜充在李固渡（河南滑縣）“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黃河自此徹底離開匯入渤海的歷史河道范圍，直接經泗水南流、侵奪淮河故道注入黃海，開始了長達七個多世紀的南流階段。

南渡北歸

波折的黃河改道與河水復清

黃河南流之后，基本路線是從曹（山東菏澤）、單（山東單縣）南下徐（江蘇徐州）、邳（江蘇下邳），合泗水入淮水后進入黃海。當時位于山東丘陵以北的宋代“北流”依舊存在，黃河水流的十分之二三仍然由北清河（與今黃河下游基本重合）經過東平、歷城、濱州入海，直到“金明昌中（1190-1196），北流絕，全河皆入淮”。此時全面南流的黃河依舊渾濁，但是仍然不時出現“復清”的奇觀。

《金史·五行志》記載：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1209），徐、邳界黃河清五百余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當時便有人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

這次近兩年之久的河清在歷史中實屬罕見，這很可能與12-13世紀南宋“小冰期”的寒冷氣候有關，當時位于江浙一帶的太湖曾經兩次全面封凍（其中一次冰厚數尺），淮河也一度冰凍斷流。當時寒冷的天氣應對整個黃河流域尤其是下游產生了巨大影響，寒冷干燥的天氣帶來上游水量的減少，同時長期的冰凍和大量的冰雪滲入也自然會降低黃河水的泥沙密度，從而產生這次逾年之久的“河清”。

元朝末年，黃河在淮泗一帶淤積日漸嚴重，不時泛濫成災，不僅對元朝的內河航運造成了巨大阻礙，更讓淮河兩岸百姓苦不堪言。為了應對黃河泛流，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元順帝以賈魯治黃河，在九十日內完成了對黃河河道的疏浚，基本平定水患，而治理黃河所征調的大量民夫卻恰巧成了壓垮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已苦不堪言的兩淮民眾無法承受勞役之苦，于當年揭竿而起，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紅巾軍起義，為元朝敲響喪鐘。元朝因“河清”而興，也因“治河”而亡，歷史的嘲諷與幽默讓人唏噓。而在元朝滅亡之前，黃河同樣曾連續四年“復清”（1359-1362），時間多為當年農歷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的冬季，究其原因應當是冬季降水過于稀少致使泥沙含量稀少，從而無法裹挾大量泥沙，呈現出相對清澈的河水狀態。

明代黃河在元朝初年的河道基礎之上再次發生頻繁決堤，黃河在河南原陽、開封與鄭州之間多次決口，從而形成歷史上第五次大規模改道。在明朝初期治理下，黃河經由蘭考、徐州、宿遷入運河再匯淮河東注入海。到十六世紀初，黃河依舊決溢不斷，黃河由泗水，或汴水或渦水入淮，或由潁水入淮，或同時分幾支入淮，在下游往往形成十余股入海，在淮北形成大量泥沙淤積，為患不斷，最終在明代水利大師潘季馴前后持續二十七年（1565-1592）的努力下，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式才最終將黃河固定在開封，蘭考，商丘、碭山、徐州、宿遷、淮陰一線，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明清河道。

自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的三百余年間，黃河“復清”又間斷出現了近三十次，而時間也多為“三日、五日與七日”之數，短暫的河清遍布在從黃河上游甘肅青海交界的積石關到下游淮河入海口處，“河清”逐漸在時間的夾縫中變為人們時而可見的“奇觀”。

清咸豐五年（1855）六月，黃河在今河南蘭考境內銅瓦廂決口，改道東流，在今天山東陽谷縣張秋鎮穿過運河，漫注于封丘、祥符、蘭儀、考城、長垣等豫東諸縣，后“復分三股：一股由趙王河走山東曹州府迤南下注（后歸入干流），兩股由今菏澤市東明縣南北二門分注，經濮陽范縣至張秋鎮匯流穿運，總歸入大清河自山東利津縣入渤海。自此，黃河基本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模樣。

今天的我們，能夠再次目睹母親河“清流飛瀑”的壯美景觀，一方面依賴于自然氣候條件下河水“復清”的絕佳時機（即冬春季節黃河流量減少導致泥沙裹挾能力減弱）。另一方面也是我國在“三北”防護林工程的基礎上對黃河中上游水土流失現狀進行體系化完整生態修復的成果體現。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在1952年發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從黃土高原一帶多元生態類型出發，因地制宜地進行生態環境修復，使得國土綠化水平和水源涵養能力持續提升。以曾經作為中國四大沙地的毛烏素沙地為例，在經過新中國幾代人近70年的精細化治理后，到2020年，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達93.24%，陜西綠色版圖向北推進400公里，這一曾經千余年風沙漫天的沙地即將徹底消失，實現了世界范圍內最大的生態逆轉。

從上游的高原冰川、草原草甸和三江源、祁連山，到中游的黃土高原，一場場植被修復與協調水沙關系的攻堅戰在新中國歲月里不斷上演。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構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一帶五區多點”空間布局，一方面實施鎖邊防風固沙工程，強化沙地邊緣地區生態屏障建設，讓埋伏于黃河支流沿岸的累累黃沙與河水相對隔斷，而推動上游黃土高原水蝕風蝕交錯、農牧交錯地帶水土流失綜合治理，讓黃沙被植被牢牢鎖住，讓黃河在穿越千百里的路途上清澈而下。

與水土流失治理的軟處理同步的是，黃河水沙“硬”調控體系作用也突出顯現。我國充分利用以骨干水庫等重大水利工程為主的水沙調控體系，優化水庫運用方式和攔沙能力，在龍羊峽、劉家峽、三門峽、小浪底（在建的黑山峽、磧口、古賢）等骨干水利樞紐工程的整體調配與黃河流域綜合治理調節之下，水沙調控體系日趨完備，將“以疏為主、疏堵結合、增水減沙、調水調沙”的思想付諸實踐，打造出為世人驚嘆的人間奇跡，為黃河“復清”填下了最堅實的注腳。

相信古人“俟河之清”的依依期許終將會成為我們抬眼可見的美好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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