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燦

“楓橋經驗”作為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歷經60年發展演變，在新時代被賦予“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的新內涵。本文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文化智慧及全球治理困境三個維度，解析其“以人民為中心”的實踐辯證法、“多元共治”的系統論思維、“防患未然”的風險意識所構成的哲學密碼，揭示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啟示價值。全文通過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統一，論證“楓橋經驗”何以成為破解基層治理“塔西佗陷阱”的中國方案。

一、從“楓橋一盞燈”到“中國之治”的治理哲學

1963年浙江諸暨楓橋鎮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經驗，經毛澤東同志批示推廣后，成為中國社會治理的標志性符號。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楓橋經驗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框架，其哲學內涵與實踐范式呈現出三重突破：

主體論突破：從單向管理轉向“黨建引領下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

方法論突破：從經驗性調解升級為“數字賦能+網格化”的預防性治理；

價值論突破：從社會穩定工具升華為“人的全面發展”的治理目標。

這種轉變背后，蘊含著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與中國傳統“和合文化”創造性結合的深層哲學邏輯。

二、楓橋經驗的中國意義：唯物辯證法下的治理創新

（一）“矛盾不上交”的實踐辯證法

主客體統一性：楓橋經驗以“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實現“社會治理主體與對象的同一性”，呼應馬克思“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案例：楓橋鎮“老鄉調解團”2023年化解糾紛成功率98.7%，印證矛盾解決從“外部干預”到“內生協商”的范式轉變。

質量互變規律：通過“微網格”每日排查（量變積累）防止矛盾升級（質變），體現“將風險化解在萌芽狀態”的治理智慧。

（二）“平安不出事”的系統論思維

結構功能主義：構建“鎮-村-網格-戶”四級治理單元，形成“神經網絡式”響應系統。如“楓橋式公安派出所”2024年實現刑事警情同比下降63%，展現子系統協同效應。

否定之否定：從“嚴打整治”到“柔性治理”再到“剛柔并濟”，體現治理手段的螺旋式上升。

（三）“服務不缺位”的價值哲學

人民主體性：紹興市“浙里興村共富”應用打通民生服務“最后一納米”，踐行“治理即服務”的宗旨。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數字化平臺（工具）賦能“最多跑一次”改革（價值），避免技術異化。

三、楓橋經驗的世界價值：全球治理困境的東方解答

（一）對西方治理危機的超越性

破解“集體行動困境”：相較于美國“社區警務”的警民對立，楓橋“警調銜接”機制通過情感認同降低制度成本。數據：美國社區治安支出占GDP2.8%（中國0.9%），但犯罪率是中國的7.2倍（2024《全球安全指數》）。

消弭“民主失靈”悖論：巴西貧民窟治理中政府與黑幫的“安全替代”現象，反襯楓橋“群眾路線”的合法性優勢。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治理密碼

“和而不同”的文明對話：柬埔寨借鑒“楓橋經驗”建立佛教調解員制度，證明非西方治理模式的可能性。

風險社會的預防哲學：德國社會學家貝克“風險社會”理論強調系統性危機，而楓橋“早發現、早干預”機制為全球氣候談判、反恐等議題提供方法論啟示。

四、哲學密碼的三重解碼

本體論： “民惟邦本”與“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耦合

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在楓橋“道德評議團”中的現代轉化。

認識論：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實踐認識循環

毛澤東《實踐論》與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跨時空對話。

方法論： “中國傳統治理智慧+馬克思主義矛盾分析法”的合成創新

對比福柯“治理術”與楓橋“網格化”的權力技術差異。

五、結論：走向治理文明的“新軸心時代”

楓橋經驗的哲學密碼，本質是中國共產黨將“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與“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愿景，轉化為可操作的治理技術。在單邊主義與文明沖突加劇的今天，其世界價值在于：

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秩序-活力”平衡的治理參照；

為全球治理貢獻“技術賦能不減人文溫度”的中國智慧；

昭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一種超越“資本邏輯”的共同體治理范式。

（本文作者：王國燦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法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