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勝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本文轉載自6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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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體系可能繼續朝著少數幾個主權貨幣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格局演進。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使用本幣結算，促進更多貨幣的國際化使用，單一主權貨幣主導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變，多渠道、廣覆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網絡也已初步建成。

自去年陸家嘴會議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堅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從數量、價格、結構等方面，出臺了多項貨幣政策措施，有效支持了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同時，我們完善貨幣政策框架，優化貨幣政策中間變量，培育政策利率，提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做好政策溝通和預期引導。貨幣政策框架的轉型是一個漸進、持續的過程，未來我們還將不斷地做好評估和完善。

談國際貨幣體系：未來少數主權貨幣可能成為國際主導貨幣

國際上對改革貨幣體系的討論大致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如何弱化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和負面影響，形成少數強勢主權貨幣的良性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國際貨幣體系向多極化發展，有助于推動主權貨幣國強化政策約束，提升國際貨幣體系韌性，更有效地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過去20多年中，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歐元于1999年誕生，目前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約為20%，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人民幣國際地位穩步上升。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按全口徑計算，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三大支付貨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位列全球第三。

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繼續朝著少數幾個主權貨幣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格局演進。無論是單一主權貨幣還是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主權貨幣國都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強化國內財政紀律和金融監管，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

至于第二個方向，是由一種超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討論比較多的是IMF特別提款權（SDR）。理論上，SDR能夠較好地克服單一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內在問題，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可以更好承擔全球公共品的職能，調節全球流動性并實施危機救助，具有成為超主權國際貨幣的特征。

SDR成為國際主導貨幣，在政治層面上面臨著國際共識和驅動力不足的問題，而且目前市場的規模、深度、流動性不足，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推動SDR成為國際主導貨幣，需要各成員國在政治層面凝聚共識，而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為此，在操作層面，需要優化機制安排，逐步擴大SDR的使用。在分配和發行機制上，目前IMF分配SDR主要用于危機應對，多采取一次性大額發行的方式。未來，可增加常態化SDR發行并擴大發行規模。在使用范圍上，積極推動私營部門和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在國際貿易、投融資活動中廣泛使用SDR，發行以SDR計價的債券，提升SDR作為儲備資產的作用，并建立適應大規模使用的SDR結算機制。

談跨境支付體系：未來將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

近年來，傳統跨境支付體系面臨的問題逐漸凸顯。一是傳統跨境支付方式與新興數字技術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問題亟待改善。二是跨境支付需要協調不同的法律和監管框架、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國際合作有待加強。三是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傳統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為單邊制裁工具使用，破壞國際經濟金融秩序。

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體系的呼聲不斷高漲，新興支付基礎設施和結算方式不斷涌現，推動全球跨境支付體系朝著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發展，且這一趨勢未來會持續增強。

一是跨境支付體系向多元化發展。幣種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使用本幣結算，促進更多貨幣的國際化使用，單一主權貨幣主導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變。渠道方面，除傳統的代理行模式外，新興跨境支付系統、區域性多邊支付系統等陸續出現，結算渠道更加多樣，跨境支付效率進一步提升。經過十余年的建設與發展，中國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廣覆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網絡。

二是支付系統和生態的互操作性不斷提升。更多國家和地區延長支付系統運行時間、采用國際通用報文、推進快速支付系統互聯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亞洲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通過二維碼支付互聯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態的互操作性，極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

三是新興技術在跨境支付領域加速應用。區塊鏈和分布式賬本等新興技術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穩定幣蓬勃發展，實現了“支付即結算”，從底層重塑傳統支付體系，大幅縮短跨境支付鏈條，同時對金融監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智能合約、去中心化金融等技術也將持續推動跨境支付體系的演進和發展。

談全球金融穩定體系：應構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

2008年金融危機前，國際社會主要依賴以IMF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網進行事中事后救助。危機之后，進一步強化了金融監管規則等事前防范機制。

一方面，多層次的金融安全網持續完善。在全球層面，近年來，IMF不斷增強危機救助能力，強化政策監督職能，擴大政策監督范圍。在區域層面，歐洲穩定基金、拉美儲備基金、亞洲清邁倡議、阿拉伯貨幣基金等相繼建立，成為相關地區金融穩定的重要支撐。在雙邊層面，美聯儲、歐央行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通過貨幣互換機制，在危機時期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新興市場本幣互換合作也在穩步推進。

另一方面，基于監管規則的危機防范體系不斷完善。金融危機后，國際社會對全球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發布《巴塞爾協議III》，增強銀行機構的穩健性、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等。中國一直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的制定與實施，是少數全面實施《巴塞爾協議III》的經濟體之一；已建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框架，中國系統重要性銀行總損失吸收能力已全部達標；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能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額保障；出臺并全面實施資管新規，影子銀行風險大幅壓降。

不過，當前全球金融穩定體系正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第一，監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現“競爭性逐底”的傾向。近來，《巴塞爾協議III》等國際監管規則的執行受成員國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出現擺動，可能會帶來監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穩定體系。國際社會應積極落實已議定的監管改革措施，防范監管套利和風險跨境傳導。

第二，數字金融等一些新興領域監管不足。比如，對于快速擴張的加密資產市場和氣候風險相關的監管框架，全球監管協調不足，監管的取向大幅擺動并受政治的驅動太強；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的應用，缺乏統一監管標準。全球需要加強監管協同，補齊監管短板。

第三，對非銀行中介機構的監管仍然薄弱。過去20年，非銀行中介機構在全球融資中的比重大幅上升。這類融資穩定性較弱，透明度較低，杠桿水平不斷上升，監管有待加強。

以強有力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核心，構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維護全球金融監管規則的一致性和權威性，是危機防范與化解的關鍵路徑，也是應該繼續堅持的方向。

談國際金融組織治理：應盡快IMF推動份額占比調整

隨著全球經濟格局變化，IMF、世界銀行等主要國際金融組織和一些區域性金融組織的份額和投票權長期缺乏實質性調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占比明顯低于在全球經濟中的實際地位。

國際社會應該關注，個別成員國奉行單邊主義的政策取向，干預和影響了國際金融組織的治理和運作。國際金融組織需要與時俱進推進治理改革，動態反映成員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提升治理效率。

而在諸多國際金融組織中，IMF處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IMF是以份額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組織。份額規模決定了IMF的危機救助能力，份額占比決定了成員國在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獲取融資的規模。

當前IMF的份額占比沒有能反映成員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按照已達成的共識，盡快推動份額占比調整，是IMF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代表性的關鍵。

當前，全球經濟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在完善治理結構的同時，主要國際金融組織應進一步強化經濟監督職能，客觀評估全球和各國面臨的風險，積極引導各國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系。加強對各國的政策引導，強化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強對話與合作。中國人民銀行將堅持走改革開放之路、多邊主義之路，積極發揮建設性作用，為構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韌性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