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的夏天，像一臺失靈的打印機，把每個人的身份都打錯了碼。

這是一個所有角色都拿錯劇本的時刻。

本該追問真相的記者，忙著編織羅網，構陷同行；本該捍衛秩序的警察，親手將功勛卓著的前輩送進監牢；本該守護正義的律師，最終卻成了法律要懲治的罪犯。

當專業人士在自己的地盤上左右互搏時，廟堂之上的官媒，開始對黎民百姓的自娛自樂吹毛求疵；而萬眾矚目的演員，被發現其人生最精彩的一出戲，是在神圣的高考殿堂外上演的。

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像一條條扭曲的經緯線，編織出當下光怪陸離的底色。

筆桿子之間的戰爭，有時候比真刀真槍更血腥。

這場戰爭的主角，是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的退休記者湯計，和向來以生猛著稱的調查記者劉虎。

湯計頭頂著推動呼格案平反的光環，是一種“正義”符號。

而劉虎，像一根四處尋釁的刺，專挑那些光鮮袍子下的膿瘡。
幾年前，劉虎這根刺，扎到了湯計身上。

他發文直指湯計曾利用記者身份，收受山西商人一套價值百萬的房產。

被刺痛的湯計沒有選擇用事實對決，2023年初，一股神秘的輿論黑流開始在網上涌動。

一篇篇將劉虎打為“網絡惡勢力團伙頭目”、“黑惡團伙代言人”的檄文，通過各種渠道精準推送，大肆傳播。

一篇調查，捅破了這層窗戶紙，指出這場輿論圍剿的幕后推手，正是湯計和他遍布政法系統的朋友們。

這位曾經以寫“內參”為傲的記者，熟練地運用起自己最擅長的技能，不是為了揭示真相，而是：

為了毀滅另一個記者。

他親自在微信群里轉發這些抹黑文章。

根據澎湃新聞的報道，湯計訴劉虎名譽侵權案一審，法院判決劉虎敗訴。但這遠不是終點。二審還在繼續，筆墨官司還在繼續，但有些東西已經死了。

當記者不再相信事實，而是迷信于羅織罪名和發動人脈時，他守護的早已不是公眾利益，而是：

自己的領地和臉面。

如果說筆桿子的廝殺還隔著一層體面，那手銬的碰撞，則冰冷得不帶一絲溫度。

吳建，四川內江市公安局的一位退休刑警。他的人生履歷，是標準的好警察范本。

2022年，他憑借一身老到的刑偵經驗，協助偵破了一樁公安部督辦的陳年命案，榮立個人二等功。

榮譽加身后，市里決定將此案拍成電視劇，作為政法戰線的宣傳成果。

時任內江市副市長、公安局長的楊紹文，多次找到吳建，暗示他為這部預算高達7500萬元的電視劇：

出資贊助。

吳建一生都在和罪犯打交道，他懂規矩，但不懂這種規矩。

他拒絕了。

他以為這只是工作上的一點分歧，沒想到卻為自己的人生按下了快進鍵：

從功臣快進到囚徒。

2025年4月，這位剛退休的功勛警察，和他的家人一起，被昔日的同事帶走調查。

6月1日，內江市東興區檢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正式批準逮捕。

據一些自媒體披露和坊間傳聞，這個罪名的引子，是他多年前關聯的一家、早已在2020年注銷的投資公司。

一個陳年的經濟舊賬，在他立功受獎并拒絕領導的“不合理要求”后，被精準地翻了出來。

警察抓了警察：

抓他的，是他曾經的戰友；審他的，是他曾為之奮斗的系統。

那枚還帶著體溫的二等功獎章，此刻顯得無比諷刺。

我們無從得知，這究竟是功臣的墮落，還是權力的報復。

但所有人都看見了，有時候，英雄與罪犯之間的距離，只隔著：

一個領導的“不滿意”。

當執法者都陷入身份的迷思，法律本身，又會呈現出怎樣一副面孔？

山東泰安的高丙芳律師，用自己四年的刑期，給出了一個殘酷的答案。

她從業半生，專為勞動者維權，幫農民工討薪是她的主業。

2019年，她接手了一個棘手的案子。

包工頭米某某為了穩住工人，自己墊錢給75名農民工發了工資。

現在，他想從總包公司粥店公司那里，把這筆墊付款追回來。這是一個真實的債權，但訴訟主體應該是米某某。

為了讓官司打得更“順”，米某某向高丙芳提議，走了條捷徑：仍然以75名農民工的名義，直接起訴總包公司。

這個在法律上被稱為“借名起訴”的操作，有程序瑕疵，但目的是為了追回那筆真實存在的欠款。

然而，就是這個程序瑕疵，讓她的人生列車徹底脫軌。

欠薪的總包公司反手舉報他們“虛假訴訟”，案件性質陡然升級，從民事糾紛變成了刑事犯罪。

據新京報、澎湃新聞等媒體的系列報道，這起被稱為“律師討薪案”的官司，結局極具諷刺意味：

兩個承認借名起訴、并認罪認罰的包工頭，被判處緩刑，回了家。而唯一堅稱自己無罪、認為自己是在履行律師職責、拒絕認罪的高丙芳，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2025年6月，泰安市中級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個為討薪者奔走的律師，最終自己成了罪犯。

她沒有為自己牟利一分錢，卻因為當事人一個程序上的“小聰明”，被法律這臺精密的機器，碾得粉碎。

這個判決像一個冰冷的告示，昭告天下：

不是你欠的薪，你干嘛要墊付？

當專業人士在各自的圍城里廝殺得難解難分時，老百姓只想找點樂子。

在職業足球一潭死水的背景下，江蘇人自己搞的“蘇超”足球聯賽火了。

這里沒有大牌球星，但有南京鹽水鴨隊和無錫水蜜桃隊的“甜咸大戰”；沒有豪華的轉播，但有座無虛席的看臺和熱氣騰騰的燒烤攤。

這是一場純粹屬于民間的、自下而上的狂歡。

就在大家玩得不亦樂乎時，遠在北京的《北京日報》，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發表了一篇評論，標題起得很有家長風范：

《警惕“蘇超”變成飯圈化狂歡》。

文章憂心忡忡，告誡江蘇人民，不要被流量裹挾，要保持體育的純粹性，不要把一場球賽變成“玩梗狂歡”。

那口氣，像極了教導主任在訓斥一群課間休息時過于吵鬧的學生。

據騰訊網等媒體轉述，這篇文章迅速引爆了輿論。

網友們的憤怒和不解，匯成一句最樸素的質問：

你懂個球，關你P事？

面對洶涌的反彈，《北京日報》默默刪除了這篇文章。

但這篇短命的評論，卻精準地暴露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精英心態：

他們樂于見到繁榮，但前提是這種繁榮必須在他們所定義的框架之內。

他們怕的不是“飯圈化”，而是那種他們無法理解、無法引導、也無法控制的、來自民間的生命力。

如果說以上種種，還是成年人世界里的利益糾葛與觀念沖突，那么演員那爾那茜的故事，則直接撕開了社會公平最敏感的一道口子。

這位在《封神2》和《長安的荔枝》里嶄露頭角的新晉小花，在2025年夏天，被網友扒出了一段足以改寫她人設的過往。

南方都市報等媒體梳理了事件的脈絡：

那爾那茜曾在播客中自曝，她2008年是以“內蒙古自治區定向委培生”的身份，考入上海戲劇學院的。這意味著她享受了降分錄取的政策紅利。

而網友查證，她當年的文化課成績，僅為：

179分。

按照規定，定向生畢業后必須：

回到內蒙古服務。

但那爾那茜的人生劇本，顯然不是扎根草原。

她畢業后直接去了挪威留學，歸國后又在上戲表演系謀了個教職。

更深的內幕被一一揭開：

她中學時代長期在北京頂尖的十一學校就讀，卻巧妙地選擇了回內蒙古參加高考；她的母親，是上戲首屆內蒙古定向班的畢業生；而她母親的同學，據傳正是她那一屆招生的參與者。

這是一場完美的閉環操作，一場精心設計的：

教育資源代際傳承。

當千萬學子在高考的獨木橋上奮力拼殺時，有人已經坐著家族的纜車，悠哉地抵達了山頂。

面對質疑，那爾那茜方面發出的律師函，只談“誹謗”，對高考移民、委培違約等核心問題避而不談。

而那些曾經為她背書的官方微博和視頻，也悄然消失。

這種姿態，比任何承認都更說明問題。

2025年的夏天，就是這樣一出荒誕的大戲。

記者、警察、律師、官媒、演員，這些本該構成社會秩序龍骨的專業人士，卻紛紛拿錯了劇本，上演了一場集體的迷失。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壞人變壞”的故事了：

這是一個“好人”的設定正在崩塌的現實。

推動過法治進程的記者，轉頭就用最骯臟的手段去圍剿同行；屢破大案的功勛警察，一夜之間就成了階下囚，他的罪名，甚至要追溯到一家早已注銷的公司；為農民工討薪的律師，最后自己成了罪犯，她輸掉的不是官司，而是對規則的全部信仰。

當精英階層都開始玩這種“掀桌子”的游戲時，留給普通人的，只剩下一地雞毛。

你以為高考是公平的，但那爾那茜們用兩代人的經營告訴你，有些人的跑道從出生起就鋪好了：

防滑墊和加速帶。

你以為法律是公正的，但高丙芳的四年刑期在提醒你，在精密的法律機器面前，你的“樸素正義感”一文不值，甚至會成為絞死自己的繩索。

你以為你可以自得其樂，但“蘇超”的遭遇讓你明白，總有一雙眼睛在凝視著你，隨時準備告訴你：

你不配這么快樂。

最可悲的是什么？

是當不公成為一種日常，憤怒都開始變得廉價。

人們圍觀、轉發、吐槽，然后等待下一個熱點。就像一群蹲在路邊看人吵架的閑漢，心里清楚地知道，吵完之后，天不會晴，路也不會更寬。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籠子里，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戰斗。記者用筆，警察用槍，律師用法條。他們打得越激烈，籠子的鐵欄就越堅固。

打到最后，他們才發現，原來自己既是斗獸，也是困獸。

太陽照常升起，只是照耀在一地雞毛上的光，顯得格外諷刺。它既照不亮前路，也暖不熱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