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教授，多是一人工作，養一家人。1917年、1927年、1940年教育部先后三次統一頒布教授月薪標準。抗戰后期，物價暴漲，推行新的月薪標準，并給教授每月適當增加約等于100斤大米或面粉補貼。

有關民國校長、教授、縣長的薪金，特別是退休金、撫恤金究竟是多少，我依據1917—1948年間檔案實錄，講述不一樣的民國。

月薪

民國多戰亂，教授無奈問蒼天，除了生死、飯錢，其他都是云煙。

1914年，教育部頒布《直轄專門以上學校職員薪俸暫行規程》，規定大學校長支月薪400元；高等師范學校及專科學校校長支月薪300元；大學專任教師，支月薪180—280元。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得月薪600元。因為他是原教育總長，依據1912年10月16日臨時政府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并依本法定《官等表》《中央行政官官俸法》，他屬于部長級別，領取簡任官一等600元月俸。同年1月13日，蔡元培聘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開出300元月薪，相當于教育部規定的專科學校校長月薪。這時，陳獨秀有聘胡適回國執教的通信，他說：“蔡孑民先生已接任北京總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學長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

（選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大河之旁必有大城，不可復制的時代機遇，因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形成一個文化革命的互動鏈條。這個教授位置與這份月薪的召喚，讓胡適論文答辯后沒拿到學位就匆匆回國入職。雖說沒錢請不到名教授，但這又不僅僅是錢的誘惑，而是陳、胡在追趕一個時代的潮頭。皖人入北京大學，帶進《新青年》，一校一刊，開啟并引領新文化—新文學運動。

1917年5月3日，教育部頒布部令第三十號《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規定國立大學職員薪俸等級如下（將圖表分解后，節錄）：

校長分三級，月薪600元、500元、400元。

學長分四級，月薪450元、400元、350元、300元。

圖書館主任、庶務主任及校醫分五級，月薪200元、180元、160元、140元、120元。

正教授分六級，月薪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

本科教授分六級，月薪280、260元、240元、220元、200元、180元。

預科教授分六級，月薪240元、220元、200元、180元 、160元、140元。

助教分六級，月薪120元、100元、80元、70元、60元、50元。

胡適當年7月回國，9月正式入職北京大學。9月30日，胡適致母親信中說“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10月25日，胡適致母親信中說“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這是教育部規定的本科教授最高月薪。

(選自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舊址紀念館 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的薪俸）

我對上面教育部規定中分出大學“正教授”與“本科教授”，是這樣解讀的：即在大學已經有學術建樹的著名教授、學者，可視為“正教授”；剛入職的新人教授視為“本科教授”，說的直白些，即“本科教書人”。這樣，校長在聘用教授時，就好掌握開薪標準。如1921年吳宓初入職南京東南大學時，月薪160元。1923年9月新學期開學，東南大學主要教授（統稱教授）月薪顯示（節錄）：

胡剛復290元、張子高280元、張諤260元、竺可楨240元、陸志韋240元、

鄭宗海240元、陳鶴琴240元、柳詒徵240元、梅光迪240元、秉志240元、

過探先240元、吳 宓220元、汪典存220元、顧 實220元、陳去病220元、

陳鐘凡220元、蕭純錦220元、熊慶來220元、湯用彤200元、樓光來200元

李思純130元（東南大學與南京一中合聘，南京一中支付50元）

教授最高280元的標準不變，兼職適當增加。胡剛復是教授兼物理系主任、數理化部主任，增加10元補助，所以領取290元。

1925年8月新聘：

宗白華為哲學系主任，月薪220元；

方東美為哲學教授，月薪200元；

吳倚滄為政治經濟系教授，月薪220元。

這些都可視為“本科教授”，日后七人成了大學校長（院長）。那什么人才能被視為“正教授”呢？1924年12月，經胡適向曹云祥推薦，清華學校聘用王國維為研究院導師時，開出的月薪即是“正教授”待遇：

聘 書

茲聘請

王靜庵先生為本校研究院主任擔任國學研究事務即希

查照后列聘約辦理為荷

（一）每星期內授課拾點鐘以內

（二）每月薪金銀幣肆百元按月照送

（三）一切待遇照本校規定研究院教員任用規則辦理

（四）此項聘約以叁年為期（自民國十四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十二月底止）期滿若得雙方同意再行續訂

清華學校校長 曹云祥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選自《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清華學校還給王國維提供了住房。

早在1922年6月8日，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致沈恩孚（信卿）信，請介紹王國維為新開國文系詞曲詩賦教授，月薪200現大洋。未成。三年后，王國維被清華學校研究院以月薪400現大洋聘得。

一個新入職的“本科教授”（“本科教書人”）能與著名學者王國維相比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兩個相對模糊的稱謂，卻給校長提供了開薪的自由空間。民國大學校長，幾乎全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他們有基本的學術判斷力，能夠確認誰能勝任“正教授”，誰屬于“本科教授”。

月薪明確了，關鍵是物價。以往研究者多對1920年代北京、上海的物價有所關注，特別是北京大學周作人（后到燕京大學）、胡適，他們在薪水之外，還有稿費或版稅收入，兩人都買了四合院。胡適的院子大，人口不多，房子用不了，還讓出一側廂房，給帶著風塵女友的高一涵住，引起江冬秀不快。

我這里只說一下南京的房價，因為這是生活中的一項重要開支。

1921年8月6日，吳宓自美國回到上海，9月，入職南京東南大學。10月，他得與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教務長李儀祉合租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西式兩層小樓，月租金50元大洋，兩人每月分攤25元。而這個“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吳宓宅院，就是《學衡》社地址，吳宓自制一塊“學衡雜志社”的油漆木牌，白底黑字，懸釘于宅門外。世間竟有如此奇事，我研究學衡派，自己家就住在“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學衡雜志社”原方位。只是那棟小樓已被拆除，新建為南京大學教工新村。

1925年8月26日，東南大學新出臺《改訂各教職員住宿辦法》，規定自10月起，月薪80元以上者，不供應住宿，自己解決住房。月薪80元以下者，由學校每月補貼住宿費5元，自覓住宿。愿意租住校內公房者，依照校方規定的住房月租金標準租用（房型不同，租金2元至6元不等，單間房2—4元，兩間房5—6元）。

接下來，看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教授待遇。

1927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月薪260—400元。但當時南北尚未統一，政令難以實施，各學校在具體落實上存在較大差異，一開始基本上是就低不就高。

1928年3月，原東南大學改名為江蘇大學后，校長張乃燕致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信，請示設立校秘書長及處長，支薪標準為340元。4月14日，蔡元培復張乃燕校長信，同意江蘇大學設立校秘書長、處長及支薪水標準。同時表示委任及待遇等級由校長酌定。5月11日，國民政府批準江蘇大學改為國立中央大學。6月7日，蔡元培復張乃燕校長信，說國立中央大學呈報的薪資統計表冊大致尚可，同意各院長月薪及中國文學系教職員支薪標準。

6月30日，中央大學校長簽發各院院長及中國文學系教職員月薪：

自然科學院院長胡剛復 340元

社會科學院院長戴修駿 340元

哲學院院長 湯用彤 340元

教育學院院長 鄭宗海 340元

文學院院長 樓光來 340元

工學院院長 周 仁 340元

農學院院長 蔡無忌 340元

醫學院院長 顏福慶 340元

商學院院長 程振基 340元

中國文學系聘定教職員及月薪：

汪 東 副教授、系主任 300元

王 瀣 副教授 300元

汪國垣 副教授 300元

王 易 副教授 300元

黃 侃 副教授 300元

胡光煒 副教授 300元

徐天閔 講 師 220元

孟 森 副教授 220元（兼任國文系史學副教授）

錢堃新 助 教 120元

支偉成 助 教 130元

王煥鑣 助 教 120元

謝煥文 助 教 120元

陳延杰 助 教 130元

其他院系，依照中國文學系開薪標準執行。

當時，中央大學標新立異，一度在教授聘任上，以非國際著名學者不足以稱教授為由，高職低聘，原來的教授或在其他大學已經是教授的，聘用時一律稱為副教授，薪水相當于原來教授或其他高校教授。其施行兩年即廢止。1930年徐志摩在中央大學外國文學系任副教授時的月薪也是300元。中央大學一直沒有執行上述《大學教員薪俸表》教授月薪400—600元的標準，給教授開出的實際是副教授的月薪，直到1940年。

1932年9月5日羅家倫上任中央大學校長始，領月薪675元，是簡任官一級薪俸，專任秘書傅筑夫領月薪300元。自1936年始，校長羅家倫領月薪680元，專任秘書傅筑夫領月薪320元。中央大學在羅家倫上任后規定，教務長、總務長及各院兼任院長月薪400元，教授最高月薪340元，不同等級月薪級差為20元，每兩年晉升一級。

（選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932年9月及本年度，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汪東月薪400元，文學院其他教授：

中國文學系：黃侃340元、胡光煒340元、王瀣340元、吳梅340元、汪辟疆340元、王易340元。

外國語文系：范存忠340元、郭斌龢340元、張沅長340元、徐仲年300元

哲學系：宗白華340元、方東美320元、何兆清320元、景昌極280元

史學系：沈剛伯340元、顧榖宜320元、徐光320元、丁山320元、繆鳳林280元

社會學系：孫本文（兼教務長）400元、黃文山320元

藝術系：徐悲鴻320元

1933年8月1日，黃侃與中央大學簽下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國文學系教授應聘書，月薪360元。這是當年的教授最高月薪。他在北京大學執教時，與羅家倫有師生關系，此時被校長羅家倫善待。羅家倫在接待外國學者時，還有意讓他作陪。所以在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的教員登記表中顯示，其他教授最高為340元，黃侃月薪為360元。

這份教員登記表同時還顯示，藝術系的教授徐悲鴻，講師潘玉良、馬思聰都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專任講師潘玉良、馬思聰的月薪為220元。尤其是潘玉良，年少淪落風塵，被陳獨秀好友潘贊化救贖，立為外室，并送到法國學習繪畫。羅家倫不理會世俗偏見，聘學成歸來的潘玉良為專任講師，讓一個曾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弱女子，以藝術家立身社會，有固定收入，不再依附男人，進而獲得做人的基本尊嚴。潘玉良后半生定居法國。世間有奇緣，潘玉良的經歷被拍成電影，主演鞏俐，也步潘玉良之后，流動在塞納河的波光云影。

相對于北京教授買四合院，1930年代，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多位著名教授都買到或自建起帶花園的兩層小洋樓，如陳中凡、胡光煒（小石）、黃文山（凌霜）、朱希祖、方東美、伍叔儻、陳大燮、楊家瑜、徐悲鴻、胡煥庸。胡煥庸在南京中央大學西側新安里購得240平米土地，自建成面積440平米西式兩層小樓，市值7000元。在首都住房建設規劃中，遵循統一規劃原則，分為西式樓房與帶院落的西式平房。據蔡晴、姚赯《南京往事—南京近代住區規劃述評：1930—1946》顯示：1935年南京復成新村七號西班牙式花園平房八間107.5平米售價7200元；西式樓房180平米售價9900元，165平米售價9000元。胡煥庸《土地所有權證》顯示有土地面積、建筑面積及樓房現值。地段價格差別不大，自建房與購買現房差別大。這個錢數約相當于中央大學教授兩年至三年的薪水。

揚雄《法言·吾子》有“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之說。史家談史多守史、書、通鑒傳統；文人談史，多八卦、傳奇、演義。這即是“則”、“淫”之別。江湖流言相傳，一個民國縣長的月薪不如一個小學教員，“八卦”味十足，只能當笑話傳看。實際情況是：縣長是薦任官，1932年8月3日，國民政府公布《縣長任用法》，1933年9月23日，國民政府公布《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一等縣長340—430元，最高430元，可領簡任官最低一級（第八級）月薪，這主要指當時的模范縣或特別縣，如余杭縣、中山縣、宛平縣、江寧縣、昆山縣、松江縣；二等縣長320—400元；三等縣長300—380元。兩年后的1935年9月23日，又修正公布了《縣政府各科局官等官俸表》。這只是面上的月薪，官場還有灰色隱性收入，這個無從談起。中央大學教授中有兩人1937年之前做過縣長。汪東留學日本時曾是章太炎弟子，參與辛亥革命，在太炎弟子多轉入教育界，入職大學后，他從北京政府內務部轉任地方官，先后出任象山縣知事、於潛（臨安）縣知事，1919年8月至1921年8月出任余杭縣知事（縣長）時，成功促成東南大學學生孫鎕（光遠）出國游學、留學，使得孫鎕在日后成為著名學者（其子孫鐘秀1991年當選為院士）。1928年，汪東轉入中央大學，先后任中國文學系主任、文學院長及國立禮樂館館長。彭百川與吳有訓在1921年同時考取江西官費（僅兩名）留學美國。自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國后，彭百川1934至1937年出任昆山縣縣長。抗戰期間他轉到重慶教育部任職。1945年吳有訓接替顧毓琇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后，彭百川入職中央大學，先后出任校長辦公處主任、教授，及中央大學師范學院附中校長。

（選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民國縣長工資不如小學老師的謊言一直在被傳播，甚至還編造出只有20元的奇“淫”數據。

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緊急法令，停用現銀元，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鈔票為法幣，仍以元角分為基本流通貨幣計數。1936年1月16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通令兌換法幣延期三個月。但社會上銀元一直在流通使用。

1936年7月，中央大學聘任與應聘1936年8月—1937年7月文學院教授名單確定：

中國文學系教授：王瀣360元、胡光煒360元、汪辟疆360元、 汪東、吳梅（兩人1937年度上學期在假）

外國文學系教授：范存忠360元、樓光來360元、郭斌龢360元、徐仲年320元、商承祖300元。汪揚寶、俞大絪（月薪未顯示）、張沅長（1937年度上學期在假）

哲學系教授：宗白華360元、李翊灼360元、何兆清340元、方東美340元

史學系教授：沈剛伯360元、徐光340元、朱希祖360元、繆鳳林300元、張貴永320元

社會學系教授：孫本文360元、黃文山360元

到1937年7月新聘下一學年教授時，系主任及著名教授都漲薪20元，文學院院長樓光來、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哲學系主任宗白華、教授胡光煒、汪辟疆、吳梅、王瀣、沈剛伯、孫本文月薪均為380元。

從1917年10月胡適在北京大學領取教授最高月薪280元，到1937年7月中央大學教授領取最高月薪380元，20年過去，教授月薪增長了100元，平均每年遞增5元。

1940年5月11日—13日，教育部第一屆學術審議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重慶青木關教育部舉行。本會第一次大會通過“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辦法要點”，就待遇而言，教育學術審議委員會在大學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薪額上，為等別、級別、月俸制定了明確標準。這里只展示教授的九級標準：600元、560元、520元、480元、440元、400元、370元、340元、320元。

1940年8月28日，教育部第二八〇〇九號部令公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同時指令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收集國立各大學教員待遇執行情況。從下面幾位大學校長信函，可以看出各大學的教授實力及不同待遇：

9月3日，國立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自四川三臺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信，就落實教育部新頒布教授月薪標準執行情況，征求借鑒辦法。說東北大學現任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及各院院長支月薪400元；教授最高月薪380元，共2人；支最低月薪280元者2人；大多數教師在300元至340元之間。

27日，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許崇清自粵北坪石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信，說中山大學現任教授只有一人，最高月薪575元；400元及400元以上者，共11人；支最低月薪240元者5人，均是最近由副教授升充教授。

29日，國立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自湘西辰溪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信，說湖南大學現任最高月薪為庚款講座教授425元，1人， 400元者，3人；教授最高月薪380元者，6人；支教授最低月薪300元者，3人。因為湖南大學自主為教授設定11級，即300元起至400元，每一級級差10元。

10月2日，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自貴州遵義湄潭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信，說浙江大學現任教授最高月薪380元，共12人；支最低月薪240元者12人。

5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自昆明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信，說西南聯合大學現行教授待遇，教授支月薪320—450元者，共97人；副教授支月薪280—360元者，共19人；專任講師支月薪180—300元，共18人。本年因昆明生活騰貴，特加薪，最多者加40元，最少者加20元。

7日，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自四川樂山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信，說武漢大學現任教授最高月薪500元，1人；最低300元，3人。以25元為一級，共分九級，在1937年以前，每兩年晉升一級，至最高額止。遷至樂山后，因經濟困難，月薪300元者，滿兩年晉一級；320元者，滿三年晉一級；350元者，滿四年晉一級；375元者，滿五年晉一級；400元以上者，滿六年晉一級。

14日，國立四川大學校長程天放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信，說四川大學現在最高月薪425元者，5人，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與本校協聘教授。學校準備給低薪教員加薪，最少10元，最低40元。

教育部的這個九級教授薪額標準直到1947年7月，一直沒有變化。

為什么要出臺這個新標準？是因為自1937年6月至1940年6月，重慶的物價漲了17倍。而中央大學教授還只能領取八折月薪。1940年7月6日，重慶中央大學教授胡煥庸、徐仲年、范存忠、張匯文、杜長明、吳蘊瑞、鄒鐘琳琳、張江樹、金善寶、黃廈千、歐陽翥、艾偉、陳耀東、朱健人等246人聯名致電教育部長陳立夫，陳述“物價飛漲，同人等生活無法維持”，請求米貼救濟。

一份標識為“密不外傳”的《重慶市公務員生活費指數報告表》，顯示當時的米價：

中等山熟米

1937年6月 市斗 1.208元

1938年6月 市斗 2.299元

1939年6月 市斗 6.462元

1940年6月 市斗 17.258元

1941年4月 市斗 48.92元

1942年6月 市斗 52.73元

1943年6月 市斗 149.99元

1944年6月 市斗 805.52元

1945年6月 市斗 1579.52元

1946年6月 市斗 2129.17元

1947年7月 市斗 20833.33元

1938—1940年的數據缺失，因為大米排在生活品第一位，報告表中有物價總指數平均表，我根據物價總指數表計算出這三年的大致數據。原有計量是沿用清代16兩為1斤，不同地域斗量有差異，不稼不穡的梅光迪教授在日記中說每老斗約15斤，我特向兩位皖籍學者求助，得知梅光迪說的是安徽宣城的民間計量。

1944年8月中央大學文學院、師范學院聘定1944年8月—1945年7月教授名單及薪俸：

中國文學系教授：胡光煒600元、王玉章480元、張世祿480元、唐圭璋390元

外國語文系教授：范存忠600元、徐仲年560元、商承祖540元、柳無忌560元、俞大絪540元、俞大縝510元、李茂祥520元、汪揚寶510元、初大告490元、孫晉三490元、丁乃通440元

史學系教授：繆鳳林560元、張貴永560元、郭廷以490元、朱漢新440元、蔣孟引490元、韓儒林490元、納忠500元、董作賓540元、陳祖源500元

哲學系教授：宗白華600元、方東美600元、龍志澤600元、李翊灼580元、何兆清580元、胡世華460元、熊偉460元、馬炳文400元、唐君毅380元

師范學院國文系教授：伍叔儻560元、孫世揚540元、羅根澤520元、徐英520元、喬大壯520元、朱東潤480元、吳世昌440元、段熙仲420元、孫為霆400元

這個標準直到1947年8月開學才有所改變。教授薪水統一上漲20元，最高薪水由600元上漲為620元，堅持到年底。

1948年教授十四級級別薪水分別為660元、640元、620元、600元、580元、560元、540元、520元、500元、480元、460元、440元、420元、400元。

教育部當時應對高漲物價的唯一辦法就是，根據每年、每月不同物價，給教授米（面）貼。因為物價漲在前，補貼在后，稍稍滯后的標準為：每月補助大致可以購買100斤米（面）的法幣。教授收入相對穩定，彼此之間差距不大。但生活水平的差距，與每家老人及子女多少、住房大少有直接關聯。若人口多，在暴漲的物價下，教育部給100斤左右的米（面）貼，也只是小補。同樣在昆明西南聯大，同等月薪，三個單身教授金岳霖、葉企孫、陳岱孫的生活水平，與聞一多一大家人的差距就很大。

退休金

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到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分崩離析，這期間的許多教授并沒能享受到領取退休金的待遇。那主要是1937年至1949年間的抗戰、內戰，將時間折去了三分之一。更有多位著名教授未活到退休就壯年早逝。

這里主要說在中央大學享受到退休待遇的王瀣。

王瀣（1871—1944），字伯沆，晚號冬飲，江蘇南京溧水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地學科的代表人物分別是王瀣、柳詒徵、竺可楨。柳、竺兩人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王瀣是“四書”專家，人稱“王四書”，同時又是《紅樓夢》專家，先后以24年之功，精讀20遍《紅樓夢》，并做下了12387條批注。著有《讀四書私記》《經略臺灣事纂》《雙煙室詩詞文集》等。竺可楨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稍晚于王、柳，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傳統因這二人確立，所以張其昀回憶說：“當時溧水王氏與丹徒柳氏，有南雍雙柱之譽。”

左手四書大雅，右手紅樓石頭，間或賦詩行走。小說研讀進入民國大學課堂，《石頭記》讓蔡元培、王國維、胡適、俞平伯、顧頡剛、王瀣、吳宓等都深陷紅樓。索隱解脫自傳，新舊紅學爭艷，王瀣則獨守評點。

王瀣傳道授業，從私塾書院到大學校園，弦歌未絕，一級一屆送華年，一生一世師生緣。

日軍圍城前，中央大學逆水入川，王瀣年高病纏，走動不便，滯留南京，尚需吃飯。貧病交加之時，弟子錢堃新致信在教育部任秘書同學張廷休，張廷休便向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提議，給王瀣每月120元生活補助，自1938年9月始。吳俊升隨即批示“擬準登記每月給生活費百二十元 俊升”。

1939年3月，西遷重慶的中央大學為王瀣辦理正式退休手續，隨后向教育部、財政部為他申請年度退休金1050元（每月87.5元），由在重慶的弟子錢堃新、胡煥庸代領轉寄。

“抗戰捐”為當時的一種集體行為，在軍事委員政治部任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中將月薪300元，只能領取八折240元。1941年1月之前，中央大學教授多是領取八折月薪。

王瀣抗戰前月薪380元，抗戰開始后，許多教授月薪沒有依照每兩年20元額度正常上調，反而要求捐出部分，支援前線抗敵將士。也有學校明確表示，因教育部財政困難，不能支付全薪，學校只能支付八折或九折月薪。他執教30多年，68歲退休，在職應得月薪為350元，退休金只能領取原月薪的四分之一，所以每月可得87.5元。這點錢根本無法支付一家三口人在南京的生活費用。他在教育部任職的學生張廷休、吳俊升，只能單獨為他想方設法，特支一份不定期補助。這是師生情誼下的人性化特權。

1942年1月21日，教育部停發王瀣120元生活補助費，改為每月特支經學專題研究編輯費300元。

由于物價暴漲，王瀣1943年度養老金由原來1050元，增至2100元，即每月175元。

1944年1月10日，原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生張廷休（此時為貴州大學校長）、胡煥庸（中央大學教務長）、鄭衍芬（重慶大學教務長）、郭斌龢（浙江大學訓導長）、陳石珍（教育部參事）、陳訓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秘書）聯名致信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為在南京淪陷區的王瀣申請兩萬元醫療補助，得批準。這兩萬元，在當時重慶，只能買370多斤大米。

王瀣1944年9月25日去世后，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弟子又積極為其家屬申請撫恤金。

1945年8月18日“國民政府令”第106號，為王瀣發出褒揚令：

耆儒王瀣一生治學，造詣精深。歷任南京高等師范、中央大學教授，垂三十年。成德達材，后進咸知欽仰。近年因病留居陷區，堅貞守道，皭然不污，尤為難得。茲聞溘逝，軫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用彰儒碩，而資矜式。

此令

民國大學內部形成兩個隱性規則：其一，理工科教授拼才氣，英雄出少年；文史哲教授拼健康，慢工出細活兒，看誰長壽，誰留下學術成果就多。所以1948年首屆當選81位院士中，年紀最小的陳省身37歲，華羅庚、許寶騄38歲，均是數學家；年長者吳稚暉84歲，次長者張元濟82歲，柳詒徵68歲，余嘉錫64歲，楊樹達63歲，都是文史學者。其二，理工科教授要有國外留學、研究資歷，學術成果需要國際學術同行承認，否則在大學難以立足；文史哲教授須獲得國內學界同行認可，同時注重師承，積極培養弟子門生，年老時靠弟子門生抬舉。這一“隱性規則”，從民國一直延續到現在，僅以我熟悉的文史研究屆前輩學者示例：民國章太炎、吳梅、柳詒徵；1978年以后王瑤、王季思、程千帆、錢谷融。他們與門下弟子，傳燈圣境，學脈澄明。

王瀣灑下的文學細雨，潤澤了學子前行的心田。陪都重慶的江水，流向故都南京的河湖。王瀣晚年，得一批弟子傳燈舉火，在照亮與被照亮，溫暖與被溫暖中，窮且益堅，活出師道尊嚴。

相反，是葉企孫晚年。比較有時是另一種傷害。我此處無言。

撫恤金

潮起潮落，人不嫌錢多。雖說有錢方能生活，但有錢無法換來一個健康的身體，更買不下教授的一條命。這就是命運，抗不住，不服不行。

這里說的撫恤金是指死亡撫恤，不關乎傷殘。是政府給死者家屬的一份短時期生活保障。

1917年5月2日，江蘇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汪傳祁病逝，他在職月薪為80元。25日，校長鐘福慶向省長齊耀琳呈文，為在校任職一年五個月的汪傳祁申請加送一個月薪水80元（5月份照發，再發6月份），作為撫恤金。獲得省長齊耀琳批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六四八—178，第10—12頁）

教員與教授待遇不同，撫恤金差別更大。

1923年11月24日上午11時20分，東南大學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員會副主任、《學衡》社社員劉伯明（1887—1923）在南京五臺山新華醫院因病去世。

28日，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致劉伯明夫人陳芬資信，通知撫恤劉伯明辦法，即經本校行政委員會議決，贈治喪費600元，家庭善后費3000元，子女在本校肄業，自小學至中學、大學，均給予免費學額，并擬提議教授會，免去入學考試。這個“善后費”3000元，即撫恤金。是依照劉伯明月薪250元，發給一年的數目總和。

12月13日上午9時，東南大學在校體育館舉行追悼劉伯明大會。北京大學教授胡適送來“鞠躬盡瘁而死，肝膽照人如生”的挽聯，稍后胡適還趁來南京開會之機，向劉伯明家屬陳芬資表示慰問。

吳宓有一特長的挽聯：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違吾素，允稱端人。幾載綰學校中樞，苦矣當遺大投艱之任。開誠心，布公道，納忠諫，務遠圖。處內外怨毒謗毀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嶇，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無憾，君獲安樂，搔首叩天道茫茫。痛當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涼對泣。

合學問與事功，有理想并期實行。強為所難，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東林復社之規。辟瞽說，放淫辭，正民彝，固邦本。擷中西禮教學術之菁華，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業初發軔，遽爾撒手獨歸。雖云后死者皆有責，我愧疏庸，忍淚對鐘山兀兀。問今后，更何人高標碩望領袖群賢。

這是我見到的民國最長挽聯。學衡派同人浦江清認為“吳先生天才不在詩，而努力不懈，可怪也”。我看1935年版的《吳宓詩集》，無詩可敵這一長聯。

劉伯明名經庶，字伯明，南京匯文書院畢業后，留學日本，一度師從章太炎學習“說文”及“諸子”。辛亥革命以后，步入官場的同盟會朋友勸劉伯明到外交界供職，劉伯明拒絕了，他選擇到美國繼續留學。1913年暑假，梅光迪自威斯康辛大學轉學到西北大學時，劉伯明正好到附近芝加哥大學“暑假學校”學習希臘文、梵文。梅光迪說：“來年暑假，余訪伯明于芝加哥大學，則蟄居斗室，終日習德意志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緒煩懣，坐立不寧，少年尤然，余見伯明之靜坐讀書，意態蕭然，猶一服清涼散也。”他省吃儉用，而“室中哲學書籍，幾奪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課外，終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輕浮好動之美國人視之，似一東亞病夫之現身。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

從吳宓、梅光迪的文字，可以看出劉伯明為人處事及所得到的敬重。三十六年太短，悲苦半生緣。

說罷劉伯明，接下來看風流一世的黃侃。這黃教授放蕩不羈，與劉伯明相比，完全另一種活法。

江南秋風起，螃蟹肥。南京風俗，蟹肉性寒，食之酒伴。方家溫黃酒加姜絲、梅子，既祛蟹腥寒，又健脾開胃。南京秋令食尚，大閘蟹黃酒同上。我雖不嗜酒，二十年來，卻也附庸風雅，秋冬之交，把樽持鰲，引海內外來寧賓朋，食后竟念叨；若無蟹無龍蝦，便溫酒斬烤鴨。有日韓學者，微醺時分，味蕾通感母語鄉音，只聽得“吆西”說罷，就是“思密達”。

1935年10月 6日（農歷9月9日）重陽，中央大學教授黃侃晨起賦詩《乙亥九日》：

秋氣侵懷興不豪，茲辰倍欲卻登高。

應將叢菊沾雙淚，豈有清樽慰二毛。

西下陽鳥偏灼灼，南來朔雁轉嗷嗷。

神方不救群生厄，獨臂萸囊空自勞。

這是黃侃的絕筆，章太炎事后說“觀其筆跡灑落，猶不見病氣也”。

興盡悲來，盈虛有數。午后雞鳴寺登高。嗜酒貪杯的黃侃，晚上把樽持鰲，暢飲葡萄美酒。中西不同的食文化與酒文化猛烈沖突，導致胃大出血，8日即不治去世。

風花雪月食色性，詩書禮易樂春秋，盡在酒中。濁酒不再戀風塵，黃侃一飲而盡。

17日，國民黨第一九二次中央常會通過決議，明令褒揚黃侃，給治喪費三千元，交湖北省政府營葬，撫恤遺孤。因為他祖籍湖北蘄春，早年參與辛亥革命，與國民黨有相關的政治交往，所以才有此政治待遇。

11月4日，《國府公報》第八十五集刊出第一八八八號《國民政府令》：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黃侃，學識淵邃，性行高潔，早歲奔走崎嶇，參加革命，近年專心教育，闡揚文化，于黨于國，厥功昭著。茲聞溘逝，悼惜殊深，應即特予褒揚，并交湖北省政府妥為安葬，用示政府軫念賢勞之至意。

此令

4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舉行黃季剛先生追悼會。朱錦江主席、尚笏司儀、沈祖棻獻花。校長陳裕光、文學院院長劉國鈞、國文系主任劉繼宣及教授胡光煒、汪辟疆、商承祚、李小緣等百余人參加。

13日，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為黃侃因病故向教育部長王世杰呈請撫恤金9120元（月薪380元，應給24個月）。

黃侃天資高，得家學，留學日本，為太炎門生，卻重染酒色習性；回國后，又好妾小，名士風流。致使一生好酒、好斗、好色、好詩文。對他的評價有兩個極端，有人稱道他音韻學、訓詁學一代大家，有人罵他是學界“流氓”，“好色一代男”。因長期沉溺酒色，他被坊間惡意污名、貶損。但他并不介意別人如何看他、議論他，酒色性情，一任我行，活得讓人嫉恨。他到底有多少次艷遇，多少個生活女伴，多少個孩子，坊間與學界說法不一。司馬朝軍、王文暉合撰《黃侃年譜》第200頁引文注釋后特加有按語：“好酒、好色、好罵人，乃黃侃之特征”，“若去三‘好’，則失卻黃侃浪漫本色。”。第411頁顯示（1935年2月3日）“八子黃念平生”。正是這一年，黃侃去世。

酒色得意，暮云朝露。每天酒醒之后，最犯愁的是缺錢。留情播種之后，就需要拼命掙錢，為家人換口食，給花柳添脂粉。民國兩位缺錢教授，前有浪漫志摩，需打幾份工；后有風流黃侃，賣字補貼家用。

黃侃確實背負家室之累。因子女眾多（子男八存六人，女二人），每月得薪資后，多房子女分配后，自己馬上又陷入困境。到中央大學任職后，他一直領教授的最高月薪，去世前雖有教授月薪380元的穩定收入，同時在金陵大學再兼一份教職，領取一份報酬。但入不敷出，不得不靠為人撰文寫字，換取銀兩。1931年2月《金陵大學校刊》登出《黃季剛先生詩文潤例》（摘要）：

詩文例

碑銘墓志 二百元 傳狀 百五十元

序跋 百元 壽文 百五十元

代祭文 八十元 贊頌 五十元

律絕詩一首十元 排律每十韻二十元

古詩一首二十元

書例

楹帖 四尺以內六元每加一尺遞加二元 今隸行草減半

整幅 四尺以內八元每加一尺遞加二元 今隸行草減半

屏幅 照整幅減半

扇面 四元 今隸行草同

冊頁手卷 每尺四元 今隸行草同

榜書 每字方尺四元每加半尺遞加二元

碑志題跋另議 磨墨費加一成

首都中央大學的名教授，自己的許多革命同志，酒色舊友，都在政府做高官，若不是真的缺錢，窮途謀財，怎么會放下面子，在《金陵大學校刊》上登出這賣文、賣字的廣告？四元也賣，學生的禮金一元也索。有時出入酒肆，身無分文，酣暢之后，便高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對酌諸君便知他少錢，徑直買單。

章太炎在《黃季剛墓志銘》中就提及他“好酒，一飲至斗所，俾倪調笑，行止不甚就繩墨”。在北京大學時，“始與象山陳漢章同充教授，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仗相決，后又善遇焉”。又曾與多年的同門吳承仕決裂。北京大學教授吳虞在1921年5月21日日記中記有錢玄同的談話：“又謂黃季剛口作禮學名臣之言，身為流氓之行，近與玄同殆已斷絕交誼。”

黃侃到中央大學后，在畢業生宴請的酒桌上，要打同事吳梅教授耳光并“破口大罵”。這事，在兩人日記中都有記錄。

另外，在黃侃身上還有中國“私學”傳統的延續。他到南京中央大學執教后，堅持要問學弟子行叩頭拜師禮，每年呈“束脩”。同時，他對自己在金陵大學指導的研究生也每人每學期另收一個大洋（銀元），并將此事記入日記。他說自己關于經學的真學問是向劉師培叩頭拜師學來的。劉師培四代治《春秋左傳》，卻因不懂數學，無法解決其中的天文、歷法問題，排不出《左傳歷譜》年月日來。劉師培向數學家徐紹楨叩頭拜師后才得以解開。在他執教的大學之外，若有問學者更是先拜師為徒。楊樹達讓侄子楊伯峻去拜黃侃為師時說：“季剛學問好得很，不磕頭，得不到真本領。”楊伯峻呈十個大洋，磕頭行禮后，黃侃對他說：“我的學問是磕頭得來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們一一行拜師禮節。”向弟子收禮金，自然要有個說辭。我這里話說白些，黃侃缺錢。

飛云流水，動靜相牽。風月無邊，天命難違。突然離別在南京的秋，后顧之憂是黃侃臨終的愁。他最小的孩子才8個月。好在三年前他已經將大女兒念容許嫁給弟子潘重規。接下來，這個家生活的擔子，多有潘生扛著。女婿為黃家擔當，還有遺傳。潘重規的女婿楊克平，在潘公去世后，又承擔起扶植大陸黃侃研究的責任，并在南京大學中文系設立黃侃獎學金，獎掖后生。五年前，楊克平夫婦又將潘重規的日記及部分書稿捐給南京大學。

春來秋去，黃侃在南京中央大學執教八年，領取最高的教授月薪，同時在金陵大學兼課。黃侃突然去世后，校長羅家倫以撫恤金名義，又給其家屬開出兩年薪水。這是尊師重教。黃家的兩位女婿在黃侃去世50年后，以特殊的方式回報南京大學。20年前，我因研究生培養之事，與楊克平在南京相聚，真切感受到學術年輪中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女婿的傳承之力。這也是我在為2000年文學諾獎得主寫傳時，并提中文系教授女婿潘重規、周法高（王瀣女婿）、高行健（王氣中女婿），關聯他們離散、流亡書寫背后南京故事的緣故。

1939年1月17日、3月17日，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中央大學教授吳梅相繼病逝。教育部給錢玄同撫恤金9600元（去世前月薪400元，發給兩年），給吳梅撫恤金9120元（去世前月薪380元，發給兩年）。

1939年吳梅撫恤金與1935年黃侃撫恤金數目同。他們都是兩份，政府明令褒揚時給3000元，中央大學向教育部申請兩年月薪總數9120元。

5月20日，國民政府為吳梅頒發褒揚令：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吳梅，持躬耿介，志高行潔。早歲即精研音律，得其窔奧，時以革命思想寓于文字，播為聲樂。嗣膺各大學教習，著述不輟，于倚聲之學多所闡發，匪獨有功藝苑，抑且超軼前賢。茲聞溘逝，悼惜殊深。應予明令褒揚，并特給恤金三千元，以彰宿學而勵來茲。

此令

7月18日，國民政府為錢玄同頒發褒揚令：

國民政府命令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教授錢玄同，品行高潔，學識湛深。抗戰軍興，適以宿病不良于行，未即離平，歷時既久，環境益艱，仍能潛修國學，永保清操。卒因蟄居抑郁，切齒仇讎，病體日頹，賷志長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業，歷二十余載。所為文字，見重一時，不僅貽惠士林，實亦有功黨國，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幽潛，而昭激勸。

此令

原燕京大學教授、作家許地山1941年8月4日在香港病逝，教育部給撫恤金5000元。1942年10月24日，浙江大學教授張蔭麟病逝，教育部給撫恤金5000元。

劉伯明36歲、黃侃50歲、錢玄同52歲、吳梅55歲、許地山48歲、張蔭麟37歲，均未能高壽，雖未盡其才，但學有傳人。

敘事文本，念叨多人，都是學界前輩，其學問，我等后生，難以企及。知不足，仰止記之。

原刊《隨筆》2023年第1期，內容有增補。轉載自歷史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