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820年代的廣州十三行商館（版畫）。

來源：《南方周末》（2011年4月21日）

清代廣州十三行實行所謂“保商”制度,由官方指定的行商壟斷對外貿易,但行商必須承擔約束外商、保證關稅上繳等責任；而行商之間有連帶責任,假如一行倒閉,全體行商都要共同分擔其債務,包括對外商的債務。這種債權擔保制度,直接成為1829年紐約設立“安全基金”(theSafetyFund)的樣板———而這一“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存款保險計劃之一,也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雛形。

　　我們都很了解,近代以來,美國作為世界上最迅速崛起的、最強大的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是壓倒性的；以至于我們很少留意,中國作為一個延續到近代的最繁盛的古典文明,對新興的美國曾產生過什么影響。約半世紀前,美國記者哈羅德·伊薩克斯(即伊羅生)曾這樣描述:

　　中國痕跡點綴于我們的日常現實生活中,這一點可謂老少皆知。一個多世紀以前,由新英格蘭航海家引進的中國式的房屋裝飾風格,至今還伴隨著我們。在最近幾年里,中國式的風格已擴展到女性時裝,甚至是面部化妝中。在本世紀20年代,麻將熱席卷全國,然后消失,但中國餐飲卻已成為美國城市風景中令人熟悉的一部分,雜碎、炒面和許多十分精致的碟子已經被這塊擁有許多烹調技術的國土所吸收,變得很自然。因為對這些餐館的熟悉,或是由于過去從爆竹包中撕下的包裝紙,或是由于唐人街五顏六色的招牌,幾百萬美國人無疑可以辨認出中國字來。根據大量一般的知識來源,我們很小就可以輕車熟路地一眼認出中國農民戴的圓錐形草帽,或是中國式樣房頂向上翹起的角。我們知道中國謎語、中國棋、中國燈籠、中國紅、中國黃———事實上,《韋氏新國際詞典》中幾乎有三欄密密麻麻的帶有“中國”前綴的單詞,其中包括一些我們最喜愛的花卉,這些花是很久以前從中國帶回來并移植于我國的,如杜鵑花、木槿、牡丹、紫藤。

　　但除了這些生活風情的片斷,還有嗎?在觀念和制度上,還有更深刻的影響嗎?

　　伊薩克斯已提及,富蘭克林、杰斐遜都曾受到歐洲重農學派的極大影響,這樣就等于是間接地受到了中國思想的影響。富蘭克林就表示:

　　假使我們非常幸運地能夠引進中國的工業、他們的生活藝術和畜牧業的改良方法……在將來的某一天,美國可能會變得像中國一樣人口眾多……

　　此外,我近時偶爾留意到幾則個案,對此問題還可以作一些補充。

　　首先是商業擔保制度。清代廣州洋行(十三行)實行所謂“保商”制度,由官方指定的行商壟斷對外貿易,但行商必須承擔約束外商、保證關稅上繳等責任；而行商之間有連帶責任,假如一行倒閉,全體行商都要共同分擔其債務,包括對外商的債務。荷蘭漢學家包樂史指出,這種債權擔保制度,直接成為1829年紐約設立“安全基金”(theSafetyFund)的樣板———而這一“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存款保險計劃之一,也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雛形。當時“安全基金”的倡導者佛門(JoshuaForman)寫信給紐約州長說明:

　　讓銀行對彼此而言變得可以信賴的適當性,可以從廣州的行商身上看出來。在那里,一群各自行動的人,在政府的允準下擁有與外國人交易的排他性權利,同時在彼此生意失敗時,對彼此的債務是可依賴的……這個抽象的公平原則已經經過了70年的現實考驗,而在其下行商的連帶已經獲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將這個原則調整并使其適應我們共和體制的溫和特質,就成了這個系統的基礎。

　　當時參與中美貿易者也多贊譽廣州的洋行制度,甚至說它“與世界上任一地方的制度相比,都更簡單而非更復雜”,沒有任何港口能像廣州那樣“讓貿易進行得快速而規范”。事實上,正是由于這種債權擔保制度的有效性,外商遂大量向行商放貸,形成所謂“商欠”問題,使行商制度在鴉片戰爭前就已左支右絀了。

　其次是考試制度。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在補充華裔學人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西傳考》一文時指出:美國最早提出實行文官制度的任克思(ThomasA.Jenkes),在其1868年的報告中就有“中國之文官制度”一章；同年愛默生(Emerson)在向中國外交使節演講時,就提及任克思的提案,并說:

　　……中國是走到我們前面了,也走到英國同法國前面了。同樣,中國社會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們的前面,這就是中國值得光榮的唯一憑證。

　　他還特別強調著名傳教士丁韙良為了給美國政府提供借鑒,也在同一年發表了《中國之競爭考試》,“很可能影響到美國的改革運動”。顧立雅總的看法是:

　　英國文官考試制度的起源,我們可以很有理由地斷定是受了中國公開競爭制度的影響。至于美國文官制度所受中國的影響,似乎也用不著詳述,因為美國的制度大部分系采自英國,一部分系采自德國。

　　……美國采行文官考試制度似乎也可能有一點是直接受了中國的影響,然而更直接的影響則為英國的。

　　還有經濟調控制度。留美華裔學人錢存訓在論述中國對美國的影響時特別舉出一個事例:

　　我們這一代所親身經歷,完全經由學術途徑傳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實例,就是美國采用了中國古代的所謂“平糶”制度,那就是在豐收的年頭由政府向農民收購米谷儲藏,到歉收時期便以平價拋售給平民。這項中國古代的經濟理論,最早是由哥倫比亞大學的陳煥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論文中加以討論。1918年,華勒斯(HenryWallace)先生主編一份周報,這篇研究論文正巧落在他手里,自此他對這一項中國古代制度極為贊賞。當華勒斯于1933年出任農業部部長時,這個中國的理想終于為美國所采納。他運用此經濟理論以控制不斷增加的小麥及其他剩余農產品,當20世紀30年代中,美國剩余農產品的堆積,形成了1929年不景氣的重要原因。1933年第一次頒布的農業調節法案(TheAgriculturalAdjustmentAct),乃是羅斯福實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糶法”這個中國制度在美國具體化的一個案例。

　　這個引出了美國“農業調節”制度的陳煥章,是廣東高要人,曾在萬木草堂受教于康有為,光緒末年考中進士,隨后赴美留學,1911年以博士論文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孔門理財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這個履歷在當時顯然是很特別的。可他雖然當了洋博士,卻是辜鴻銘式的保守派,返國后大力提倡“孔教”,曾為魯迅所譏。作為逆思想潮流而動的人物,陳煥章長期聲名冷落,就連熟悉經濟學史的林行止,也是在寫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JohnBatesClark)時,才知道陳煥章系其中國門生不過,陳煥章近年已受到重視,一個明顯的標志是他的《孔門理財學》居然出了三個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中華書局)。

　　以上三例,完全是讀書抄,其詳細情形,我沒有能力探討,只是考慮到此問題似缺乏系統研究,故提供線索,期望學界于此多加留意而已。　　

關于中國文明影響美國的問題,自然是附屬于中國文明影響西方這個更大的問題。大概說來,討論中國對歐洲影響的,以往的研究較多一些,檢點手頭的文獻,中國人的專著略有陳受頤《中歐文化交流史事論叢》(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9年版)、嚴建強《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陳志華《中國造園藝術在歐洲的影響》(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西人著作的中譯本有[德]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法]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按:又譯作艾田蒲《中國之歐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討論中國對美國影響的,我就只有一本趙毅衡《詩神遠游———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了。

　　當然,這也是事出有因,不難理解。在近代早期,大約18世紀以前,西洋文明已如日方升,但中國文明仍在盛世,中國形象在西方人眼中還是正面的、積極的,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上還處于“出超”狀態；而到了18世紀末以來,中國文明迅速衰敗,西洋文明則以加速度興起,美國更是后來居上,此時中國形象則轉向負面的、落后的,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上則變為“入超”狀態。過去研究者聚焦于中西交流的黃金時代,自然就更注重中國文化“出超”的時代,更注意中國對舊歐洲的影響,相對地,就忽略其“入超”的時代,也忽略其對新大陸的影響了。

　　最后,順帶說幾句題外話:像打著復古旗號的所謂“新儒家”那樣,或者像惟哈耶克馬首是瞻的秋風那樣,在思想層面極力美化中國古代文明,我是無法認同的；但像開口閉口“大歷史”的黃仁宇那樣,在制度層面一味抹殺中國古代文明,我同樣不以為然。我覺得,與其在思想層面空洞地禮贊傳統,還不如在制度層面踏實地挖掘傳統。如果我們從唐宋時代算起的話,一種延續了千余年的制度,必有其實用性和合理性,如果這樣的制度是失敗的,那么歷史還有什么制度是成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