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牟宗三：《五十自述》（第二章），收入《牟宗三全集32》，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有刪節。

十五歲，我離開了家鄉，進入縣城的縣立中學。縣城也與家鄉差不多，人們的風俗習慣以及自然的風光也都一樣。但我當時則覺得這已是離開家鄉了，已經走得很遠了。生活已由家庭的生活進到學校的共同生活了。這當然是一種大變化。這感覺是不錯的。我現在別想那是離開家鄉的第一步，從此以后，我再沒有與父母兄弟姊妹相處的家庭生活了，再沒有鄉居的自然生活了。家庭、鄉村、鄉村的地理環境、自然風光、風俗習慣，這諧和的根深蒂固的一套，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共十五年，我一直生活在那里，在那里生，在那里長，沒有時間上的間隔，沒有空間上的睽離，所以沒有逆旅之感，也沒有過客之感。那諧和的一套是定常的主，我渾然中處，與它合而為一，也是主。與那定常的合而為一，一起為定常。但我之為主，是游離的可變者，我之在那里為定常是暫時的。我離開了，我開始作旅客，我的定常沒有了，我開始作游蕩。我回想，只有在那諧合的一套里，始可說有生活。小孩是小孩的生活，成人是成人的生活，老年是老年的生活。我現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所以我進縣城入學校，是開始離開生活的第一步。

你說「沒有生活」，但廣義地說，畢竟是生活。這生活是什么呢？我說這是耗費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撲著的一個對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真正恰當意義的生活，生活如其為生活，當該是在生命中生活。唯農民的生活是在生命中生活，是生命「在其自己」之生活。而我們則是在對象上生活，是生命「離其自己」之生活。所以是耗費生命的生活，不是保聚生命引發生命的生活。「蓬桑弧矢，男兒志在四方」，這話是不錯。人人都是這么想。但不知這已指向到耗費生命的生活上去了。但人世不能只是農民，生命不能只是在其自己，也當離其自己。但生命在其自己究竟是生活的本義。生命離其自己，過一種非生活的生活，究竟是生活之自相矛盾，就是不說這表面的矛盾，究竟也是人生悲慘痛苦之所在。這番痛苦，其價值究何所在呢？如何能順這非生活的生活扭轉之使生命再回歸于「在其自己」呢？除農民的「生命之在其自己」，是否還可以有另一種方式或意義的「在其自己」呢？這是正視人生的究極問題之所在。這問題不是外在的觀解思辨所能了解的，所以也不能由外在的觀解思辨來解答。這不是憑空的理論，也不是聰明的慧解。這是由存在的生活過程所開出來的實感，所以也必須由存在的踐履來解答。

我初入中學，功課都很平常，但也頗用功。每門都可勉強接得上。尤其是英文、數學，我算是好的了。其實我對此兩門并不行。只因下縣風氣初開，一般人都隔的甚遠，根本不發生興趣，而我還勉強能接得上，所以倒顯得我行了。其實我既不是文學的氣質，無論中文或英文（至于作工具看的中、英文或語言文字的技巧天才，我更不行），亦不是數學的氣質。我對于數學雖能勉強接得上，也覺得有足以引人入勝處，但我畢竟不是那純然理智的、隔離的清明之靈魂。我之學中、英文根本不是文學的，只因既要讀書，便須讀進去。所謂讀進去就是透過那些語言符號，把握其中的內容，這些語言符號便是文了。我之讀中、英文，就是在這種心境下讀的，我對于中、英文的掌握與運用所達到的那點程度，也是在那種讀法下被拖帶出來的，所以根本不是文學的。我對于詩文之美也很能欣賞，但我之欣賞詩文之美是在一較廣泛的美感氣質之氣氛下欣賞的，不是內在于文學本身去欣賞的。能內在于文學本身去欣賞，便是生命內在于文學。生命內在于文學，文學亦內在于生命，那便是文學的靈魂了，但我不是有這種靈魂的人。

我在中學時讀國文，學作文，都是相當吃力的，勉強不甚落人后而已。這一方面因為我不是文學的靈魂．我沒有文學的技巧；同時，另一方面，不管是本國文或是外國文，都是一套符號系統。雖說是自然語言，但在國文，口說語言與文字語言是有很大距離的。文字語言既是一符號系統，有它自身的一套結構，因而它自身亦是一套機括。從文字語言再進到文章（中國文章）又有一段距離。文章本身有它的文法、章法，有筆有調，因此它又是一套機括。從我那原始的自然生命，鄉村的自然生活，進入每一套機括，我自覺都是要費大力氣的。鄉下人是土話，詞不成詞，句不成句。它能表示單純誠樸而完整的意義是靠口說時聲調神情姿態這一整套來烘托的。單是孤離的語言本身，在鄉下土話中，是沒有完整而一定的句法的。但是寫在紙上，那是孤離的符號系統，聲調神情姿態都脫掉了。因此那文字語句本身不能不自身圓足。要自身圓足，不能不有一定的句法，這就成了一套機括了。我進入這套機括，我感覺要費力，再進入文章的文法章法，不管是古文或語體文．也都是些機括，更要費力。我要把我那混沌的生命，一層一層往機括里套。這點在我的生命史中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我那縣立中學，還是老式的。一位拔貢先生教我們國文。我們是在背誦古文中，大體是《古文觀止》那類的文章，簡單說，我要學習《古文觀止》那類古文機括。但我始終沒學會。對于文章的巧妙與訣竅，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一點沒有進到我的生命中。直到如今，我沒有這印象這觀念。此后我之所以有時也能來兩句文言，那都是在讀書中拖帶出來的，自然的，不是立于文學法度上作文章。我一直不會作文章，也無心作文章，而且對于那些單就文章尋章摘句，推敲聲調，褒貶贊嘆的人之秀才氣、酸氣，我一直在厭惡。

我不但學古文機括，而且要學說話。鄉下人是土話，一個小孩就是土話也沒有成套。尤其鄉下孩子見人說話面紅，喃喃不能出口，出門在外，要學一套說話的語言機括。后來我到北平，又要學語體文這一套機括。因為在中學時，人都能看小說，我獨不能。我覺得看小說也要費力。至于高級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之類，我進北大預科始能看得懂。我初到北平，報紙也看不懂，也覺得是陌生的。任何一樣東西我覺得都要費力方能進入，因為混沌里原是一無所有的。我沒有現在都市兒童由自然熏習而來的常識。在我的生命中，常識是不占地位的。我生命中沒有那粘合性、諧和性的常識。我所有的都是費力學來的，都是通過意識而用生命貫注到了的，因此每一個都是凸起來的。因為凸起來所以都是限定的一套。有凸就有不凸，有貫注到，就有未貫注到，或者全有，或者全沒有。這不能免支解破裂之病，所以沒有粘合諧和的常識。因為意識所及是不能周匝的，因此我感覺到，如果一切都要靠意識所及、生命貫注，那必是凸起而破裂的，這里后來必函蘊著一種痛苦。直到現在，我總覺得我的常識不夠；有時很行，有時一無所知。我再回來說說我中學時的學古文。我總是摸不著訣竅。先生出題作文，我總是很吃力，常是一辭不贊，悶不出來。

但是我心中似乎總有一股郁悶勁。有一次，先生出了一個游記之類的題目。這是沒有什么限定的。我那郁悶勁在這里得了表現。但是先生卻站在「文」的立場上無法欣賞我這郁悶勁，結果批了「隱晦」兩個字。因為他站在文的立場上，這個題目是要寫景抒情．要有些顯豁的點綴，要開門見山。但是我沒有具體的點綴，也沒有開門見山那么醒目。我是一直在沈悶中寫下去，那自然是「隱晦」。我當時不知在那里看了「倩疏林掛住斜暉」之句，我覺得這句子美極了。（后來我才知道這是《西廂記》）「倩疏林，你與我掛住斜暉」一句的略微變換。）我在那文里就用了這個句子。先生批的是不通。我當時心中覺得很通而且很美，很有自信。因為我懂了那個句子，我心中也有那個意境。我說這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批的不通當然是不對。但「隱晦」是可以說的。可是這隱晦就是我那混沌的強度直覺力之滲透，這點是在文章以外的，也不是一般人所都能具有的。直到如今，我寫的東西還是「隱晦」兩個字，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懂當然不免要引起怨恨。因為讀者看東西都是想馬上要懂的。不懂，無所得，當然不免怨尤，所以「不通」、「無意義」等類的批評，所在多有。但是我勸天下人，也當虛心一點，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多得很，不要以先生自居，直以自己為尺度。

十九歲我到了北京，政治文化的中心地。離家更遠了，正式投入了大都市。暑期考進北大預科。那年秋國民革命軍打到了北京，改名為北平。中華民國進入一個新時代。結束了李鴻章、袁世凱留下來的北洋軍人的統治，換上了自南方興起的黃埔軍人的統治。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一個更多難的時代也開始。那時是民國十七年，我春天到北平，混沌懵懂，一無所知，我只隱隱約約聽說王國維于初夏跳頤和園昆明池自殺了，梁任公隱身于天津，藏起來了。王國維是一代國學大師，晚年鉆研甲骨文、殷周史，于考古學上有貢獻。然沒有進入中國文化生命的底蘊，于西方文化生命的來龍去脈亦未能抓住其綱要。自己生命的途徑，中國文化生命的途徑，皆未能知之確，信之堅，遂郁悶以終，自殺了事。他不會贊成從廣州來的那一道風。清末民初留下的學人就是那樣清客式的典雅，而于天人之際，古今之變，則一無器識。梁任公是一代的風云人物。戊戌政變，以及與蔡松坡合力討袁，都見他的風力，與風云中恢廓得開的才氣，然他的見識亦只是時代中橫剖面的政治變法之意識、立憲之意識，無論是就滿清帝國以立憲或是改中華民國后就五族共和以立憲。這自然是民主政治的意識，這是不錯的，然在中國要實現這個新政體，是要費大力的。這就要牽涉到文化生命的問題。他晚年感覺到徒政治之不足，要從講學起。因此他也成了一位國學大師，然因他的意識受滿清三百年的影響大深。光緒皇帝的知遇進入他的生命中，乾嘉的考據學風，他不知是中華民族民族生命歪曲后而來的文化生命之歪曲，他把它當作一個正面的統緒承繼于其生命中。他簡別不出這其中的委曲。這就使他的學問與意識蒙上了一層云翳而封住了他。他接不上中國的學統，他通不了中國文化生命的底蘊。還是那考據的興趣，爭博雅的清客學人之意識，三代漢唐宋明儒的大業，他根本接不上。結果是一部清淺而庸俗的《歷史研究法》。他的講學與他的政治事業中所養成的政冶意識根本通不起。由他的學問見他的器識，是卑下了，他的政治意識因此也孤離了。只能說他有抓住屬于政體的時代現象之聰明。他的天資以及聰明才智都是被動的發泄在時代的圈套中。他自己生命的途徑，中國文化生命的途徑，他根本無所知。

十七年的革命事業結束了北洋軍人的統治，也結束了清末民初的清客學風，同時也結束了清末民初的那浮淺的孤離的政治意識、民主共和的意識，康、梁、嚴復以及孫中山先生和那時所都具備的意識。

我雖不入流，遠離了國民黨，然而我的泛濫浪漫的企向尚沒有完。我從十七年國民黨所帶來的革命運動中的泛濫浪漫轉向而為一般思想觀念的泛濫與浪漫。

我那時初能看課外的書。我忽然覺得生命開了，悟解也開了。可是那開是順那混沌直接地向外膨脹，并沒有簡別，并沒有回環曲折，是生命力的直接向外撲。這撲是撲在吳稚暉的「漆黑一團的宇宙觀」上，撲在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上。五四運動后那幾年出的那些新文化運動人物的書我都找來看。直吸引我的乃是「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里面的文章，其內容我雖不能全掌握得住，但我總覺得它們是平庸的，就是丁文江與張君勱先生直接對立的文章也是平庸的，其余的文章都是平庸的，沒有光彩，沒有風姿，也沒有什么壯闊與新奇。惟看到一篇最長的〈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我才見到了光彩，見到了風姿，見到了波瀾壯闊與滑稽突梯的新奇；那真夠勁，夠刺激。那也是吳稚暉個人自己的浩瀚生命縱橫才氣的直接向外膨脹，沒有簡別，沒有回環曲折，只是一個大氣滔滔在那里滾。若說那也有回環曲折，則那回環只是嘲笑的揶揄的，那曲折只是文字的技巧的。吳氏的浩瀚生命縱橫才氣的直接向外膨脹正投合了我這個青年的混沌生命之直接向外膨脹向外撲，他那浩瀚縱橫壓倒了淹蓋了那一切平庸之聲，也使我跨過了俯視了那一切平庸之聲。那一切平庸之聲中所牽涉的觀念內容理論曲折，我雖不能全解盡透（其實他們自己也并沒有全解盡透），但我此后卻一直跨過了他們，并沒有在我生命中成一條承續線。不過縱使是吳氏之氣勢，我之感到它壓倒一切，橫掃一切，也只是一時的，因為他文中的觀念內容，以后沒有一個是我贊同的。他壓倒那些平庸之聲，只是他的生命之浩瀚，才氣之縱橫，這是力，不是理。他那光彩、風姿與壯闊也只是那生命那才氣之直接膨脹之所顯，他那漆黑一團的宇宙觀，也只是那生命那才氣之直接膨脹所撲向的混沌。我之欣賞他，也只是我的混沌生命之直接向外膨脹，向外撲，和他接了頭。這也是力的，不是理的。我事后覺得，我之直接膨脹是我青年發展中之一階段，而他依其身分地位年齡，那時也是如此，則是他之淺薄，他之不成材。而他之淺薄、不成材則象征那時代之淺薄不成材。這也表示中華民族苦難之未已，尚未達到自覺其自己，建立其自己的時候。

我那時思想之受他的影響最深，可謂達泛濫浪漫之至極，粗野放蕩，幾不可收拾。文字荒謬，不避骯臟，全為他所開啟。有一次，先父看見了，大為震怒，責斥何以如此。我當時極為羞愧，答以外面風氣如何如何。先父則曰：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何可如此不分好歹？外面那些風氣算得了什么？我當時肅然驚醒，心思頓覺凝聚，痛悔無地。大哉父言，一口范住吳氏的浩瀚與縱橫，赤手搏住那奔馳的野馬，使我頓時縱漆黑一團的混沌中超拔。那些光彩，那些風姿，那些波瀾壯闊，頓時收煞、降伏、止息，轉向而為另一種境界之來臨。我在前常提到先父之嚴肅。他是白手起家的人。剛毅嚴整，守正不阿；有本有根，終始條理。祖父棄世時，薄田不過七、八畝，安葬時只是土壙，并無磚砌。伯父含混，不理家業。叔父年幼，體弱多病。他一手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十八歲即輟學，應世謀生。祖父留下來的騾馬店，他繼續經營了若干年。神強體壯，目光四射。指揮酬對，絲毫不爽。每當傍晚，騾馬成群歸來，他都要幫著扛抬。那是很緊張的時候，很繁重的工作。無論人或馬都是急著要安息，他安排照應，賓至如歸。當時二掌柜之名是遠近皆知的。后來他常對我們說：開始原也是胡涂的，后不久忽然眼睛亮了，事理也明白了。人總須親身在承當艱苦中磨練，這話給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看人教子弟，總說要撲下身彎下腰，手腳都要落實，不要輕飄飄，像個浪蕩者。他最厭那些浮華乖巧。從外面學來的時髦玩藝。他是典型的中國文化陶養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書》，晚上也常諷誦古文，聲音韻節穩練從容。我常在旁邊聽，心中隨之極為清凈純潔。寫字整齊不茍，墨潤而筆秀。常教我們不要了草，不要有荒筆敗筆，墨要潤澤，不要干黃，因為這關乎一個人的福澤。他是有堅定的義理信念的人。我覺得中國文化中的那些義理教訓，在他身上是生了根的，由他在治家謀生的事業中生了根，在與鄉村、農業、自然地理、風俗習慣那諧和的一套融而為一中生了根。「安土敦乎仁」是不錯。那些義理教訓都在這「安土敦乎仁」中生根，一起隨之為真實的，存在的。因此他的生命是生命之在其自己的生命。那些義理教訓也隨他的生命之在其自己而亦內在化于他的生命中。所以他的信念貞常、堅定，而不搖動。在他的生命中，你可以見到宇宙間有定理、有綱維。這是建構的、積極的，同時也是創造的、保聚的生命。他從不方便討巧，隨和那些一陣一陣的邪風。十七年左右膠東地方非常混亂，種種道門借口保身家，蠱惑愚眾，他從不理會它們，招惹它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這真理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證。十七年黨軍打到北平，膠東地方黨人也招惹土匪號稱革命軍，來糜爛地方。我家里也因而受了涂炭，我叔父在他們被城里保安隊下來圍剿時，亂闖民宅，任意開槍，中彈而死。后來黨人雖有撫恤之議，然我心中的愴痛是難以形容的。我對于那些黨人之厭惡是無法挽轉的。我決不藉他們來爭什么。我父親決不讓我去投他們的機。我一見他們就討厭。他們趾高氣揚在鄉下作新劣紳欺壓人。每逢趕集，他們便聚在集上，令人側目。我自從從預備黨員迅速地撤退后，我從不與他們敷衍，所受的一切荼毒全忍受了。我從我父親身上，親切地覺得這時代的浮薄，知識分子妄逞聰明，全不濟事。沒有一個是有根的，沒有一個能對他自己的生命負責，對民族生命負責，對國家負責，對文化負責，來說幾句有本有根的話。他們全是無守的，亦全是無堅定的生根的義理信念的，只是浮薄的投機取巧，互相耍著玩，來踐踏斷喪民族的生命。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新式的人禍。像吳稚暉那種人物就是禍首之一。像他那無根無本的浩瀚與縱橫，真是算得了什么！以我父親那樣一個鄉村的農夫，義理教訓之存在的見證者，就可以立地把它籠罩住，赤手把它掌握住，使他那一切光彩、風姿、花腔頓時紛紛落地，收拾頭面，原來是臭屎一堆，癡呆的狂夫。我愿天下人都當到農村里看看什么是生根的生命，什么是在其自己的生命，什么是真理的見證者，仔細印證一番，對照一番，從頭想想，重新作一個有本有根的人，從這里建立自己為一個有本有根的政治家、思想家與事業家。如是，中國方算上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