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代前言）

我這個人在學問上興趣廣，史學、古典文學以及版本、碑刻、書法都寫過自認為過得去的文字，但較成體系的還在于我國的中古一段。40年代后期開始涉足唐代文史的探討，進入90年代又上溯到北齊、北周、楊隋。今承邀把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實況公開，聊博知好一粲。

一

我開始接觸學問，是1938 年冬天在淪陷區常州城里地攤上買到呂誠之（思勉）先生的《經子解題》。1941 年夏天又買到呂先生的《先秦史》。1942年就讀于敵偽管轄所不及的蘇州中學常州分校，正式成為呂先生的學生，聽了他講的“國文”“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四門課。又經呂先生介紹購讀了《古史辨》，認識了《古史辨》第七冊的編著者童丕繩（書業）先生并成為他的學生，抗戰勝利后又成為顧頡剛先生的學生。按理講我研究中國歷史應該研究先秦，1946 年上復旦大學開始發表的學術文字如《春秋末吳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補》《李斯上書諫逐客事考辨》以及與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只是研究唐代文史的興趣也在這時產生了，引導者即是陳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買到的，同時還買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不過當時看不懂，看懂且引起興趣的是這冊《述論稿》。

原先我上高中時已看了《通鑒紀事本末》，是當章回小說那樣看熱鬧的，讀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才知道如何讀史書、如何做研究的門道。幾十年后我從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里看到這樣的話：“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我想，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嗎？這種科學方法把我從《資治通鑒》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釋歷史的陳腐觀念中徹底解脫出來，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謝。

但當初我還沒有直接接觸唐代政治史，而是先從文化領域下手，這又有個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畢業、到其時中央大學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學后，曾從呂誠之師處借來《太平廣記》通讀。《廣記》中多數是唐人的雜記小說，使我能利用來解決一些唐代文化上的問題，首先是“魌頭”問題。“魌頭”者，據《大唐六典》《唐會要》等本是“方相”一類的東西，《太平廣記》記載“方相”變怪之事甚多，從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荊編扎成形在送葬時開路驅邪的，并非埋進墓里的明器，“魌頭”自亦如此。因此其時博物館里把唐三彩中怪獸狀的明器按照羅振玉所說標為“魌頭”，顯然是錯誤的。1946年冬天我寫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館主編的《文物周刊》上發表，很快博物館就去掉“魌頭”的標簽改標為“鎮墓獸”。由此我還寫了一系列考證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寫了《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欽《教坊記》和五代何光遠《鑒誡錄》，我則利用更早的《廣記》所引劉宋時劉義慶《幽明錄》和劉敬叔《異苑》等文字，并認為“西胡之入中國，本為華人之所歧視，乃緣‘胡’‘狐’讀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稱之，借寓鄙棄之意于其中”。文章發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棄，由其夫人代筆作覆，還附贈剛在《清華學報》發表的《長恨歌箋證》抽印本。我又據以重讀《白氏長慶集》，寫了幾條先生《箋證》所未涉及的札記——《漢皇與明皇》《驪宮》《行幸驪山季節》發表，其時已當解放前夕。1951年我購讀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初版線裝本，知先生在嶺南無恙，且喜我的《札記》悉與《稿》中所說暗合，又將札記剪報寄先生，先生復寄贈《嶺南學報》上的新作《崔浩與寇謙之》等篇。這是我當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順便說一下，這種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學與前輩之間也是很尋常的事情，前輩多不以后學之持異議為忤，后學也初無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認為是一種良好的風氣。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從復旦歷史系畢業。前此我的文章多在報紙的文史性質副刊上發表，這時此類文章自不合需要了。但我仍寫了兩篇唐史研究的文字。一篇是《讀〈秦婦吟〉札記》，因為當時研究農民起義已成時尚，我也未能免俗，札記對涉及黃巢事跡的韋莊《秦婦吟》作了若干考釋，頗有與寅恪先生《讀秦婦吟》立異之處，因仍是用文言文寫的，沒有地方發表，只提供給王大華學姊讓她征引進同一題目的畢業論文了。再一篇我當時認為是大文章，即我自己的題為《論唐代河北藩鎮及其相關問題》的畢業論文。這個題目是畢業前的寒假里定下來的，是從《唐會要》所說“故事嘗以范陽節度使為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俱務自完，不生邊事，故二蕃亦少為寇”受到啟發，進而論述了河北藩鎮實為遏制奚、契丹而設置，至安史亂后仍有此作用，五代時契丹大肆入寇，乃緣幽州節度趙德鈞之降敵而自棄屏障，并考證安史武力之多憑借奚、契丹，而否定了寅恪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胡為安史主力之說。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草成此兩萬多字的論文，由大華姊代為清抄繳卷，當時自亦無問世之可能。

1950年開始實施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我被派到交通大學任政治課助教，以后升講師，除寫過一些講歷史知識的通俗小冊子外，沒有發表過本行的學術性文字。1956 年遷校西安。1957年因反對學生鬧事，主張深入群眾、化解矛盾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圖書館工作并摘帽。這時想，人活著總得干點有益的事情，不許阿Q革命就弄學問吧！ 于是利用下班后的剩余時間重理唐史舊業。

自50年代起，由于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之說簡單化，認為研究歷史必須首先研究經濟財政。好吧！ 我也就在唐代的經濟財政上作點研究，看是不是有本領啃得動。當時王仲犖先生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唐代兩稅法研究》，雖然在兩稅法兼包戶地稅這點是講對了的，但對兩稅法之為按地區攤配而無全國統一稅額，對兩稅法之較前加重剝削，對實施兩稅法是中央要與地方爭財權而并非因農民起義作讓步等重大事項，或則避而不談，或則作了錯誤的講說。于是我根據實施兩稅法的第一手文獻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二月十一日起請條以及《唐會要》上“其月大赦天下”云云的紀事，對上述事項作了明確的解答。我又發現賀昌群先生在《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制與均田制》一書里把唐代籍帳上的“常田”誤釋為永業田，把“部田”誤釋為“畿外州縣的公田”，也撰寫長文重事考釋。 當然，這些考釋工作當時是做得比較艱苦的。買不起中華書局新印的《冊府元龜》，托人從省圖書館借來，把有用的史料抄滿一本筆記本。沒有師友可商討。解放后成為我岳父的童丕繩先生在某些問題上又和我持不同的看法，認為改行兩稅法只是經濟規律所驅使，否認我提出的是中央和地方爭財權，并批評我不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到“文革”開始，這些研究工作自然又成為抗拒思想改造的罪行。

“文革”后期鬧“評法批儒”，轉使弄古代文史無形中合法化。我曾借此把先前所學包括版本之類傳授給個別工農兵學員；同時還計劃把舊作整理一下，改寫成札記保存下來，想留到后世總有用處。當時共擬了三十多個條目，已完成的條目把那篇講河北藩鎮的畢業論文作了多處充實。

還在“文革”前一兩年，郭沫若先生發表了《蘭亭序》不是王羲之所書寫的文章。我因為上中學時就喜歡玩碑刻拓片，認為郭的結論雖對，考證尚欠精審，就另行寫了文章，在“文革”后期整理成《書法源流雜論》，手寫油印了若干份。

二

教學上我曾給歷史系77級78級講過唐史專題課，給稍后幾屆講過目錄學課，更多的是給碩士生講課。從1979年起招收了多屆中國古代史唐史方向碩士生，1982年起還招收多屆歷史文獻學碩士生，其間在1985 年還由國家教委核準招過歷史文獻學碩士生班，合起來總共招過七十多名。可以一說的是所授課程除了外語和政治外，近十門基礎課專業課最初都由我一手包攬，沒有給一個半個學期的備課時間，統統利用寒暑假寫講義，開學就講，有的講義還事先印發。也正因為寫的都是自己的東西，個別承用呂誠之師等前輩舊說處為數無幾，所以一本講義寫起來不過十天半個月就完工。后來正式出版的《古籍整理概論》《唐史史料學》，以及即將出版的《古籍版本學》，都是用這種講義修訂而成的。

這里著重講科研即寫學術性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把前此的舊稿改寫，把當年的畢業論文改寫成《唐代河北藩鎮與奚、契丹》《〈通典〉論安史之亂的“二統”說證釋》《“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論安史之亂的平定和河北藩鎮的重建》四篇發表，講兩稅法的改寫成《唐兩稅法雜考》和《論建中元年實施兩稅法的意圖》發表，《讀〈秦婦吟〉札記》改寫成《〈秦婦吟〉通釋》發表，《唐代籍帳中“常田”“部田”諸詞試釋》則稍作修飾即發表，《書法源流雜論》近年以原稿發表未事改作。

更多的時間自然要研究新課題，重點放在唐代政治史上。因為這方面除了陳寅恪先生有若干論說包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本名著外，通行教科書還基本上停留在君之明暗、臣之忠奸的水平上，連寅恪先生正確的東西也不被吸收，有些人主觀上想講唯物主義，今天看來仍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寅恪先生的失誤之處自更少有人起來匡正了。因此這唐代政治史實際上多半是有待開墾的園地。正好要我帶唐史方向的碩士生，就有計劃地從武德、貞觀時的政治斗爭開始，一個課題一個課題地做下去。

首先寫了篇《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斗爭》，著重論證李世民通過平定山東積蓄起來的自外于高祖李淵的勢力，在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反擊下已處于劣勢，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取勝實有極大的偶然性，而凡此均屬權力之爭無是非可說，并以此規律來解釋了太宗朝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之爭。其后又寫了《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指出玄武門本身并非如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所說那么重要，只是因為當初禁軍屯營就在玄武門外，致宮廷政變之能動用禁軍者必就近突入玄武門而已。至于武德九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軍事政變則并未獲得禁軍的支持，只是率少數死黨在玄武門內冒險伏擊而僥幸成功，禁軍將領常何在政變后未蒙升擢便是鐵證。另外又寫了《李□□□□□與山東》，論證山東在唐初之重要，李□□□□□實以山東軍事領袖而致身顯要。

接著研究武曌。先撰文駁斥了郭沫若先生的武則天研究。再撰寫《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闡明此止是高宗與元老重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爭奪權力的措施，武曌在此斗爭取勝后始轉而向高宗奪權。又撰寫《說李武政權》和《開元天寶時所謂武氏政治勢力的剖析》，對寅恪先生《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一文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正。撰寫《讀唐劉濬墓志》，探索了李唐政權對武曌本人和武周朝所持的不同態度。

對玄宗朝的政治，除將有關安史之亂的畢業論文改寫發表外，著重研究了內廷宦官與外朝宰相之爭，所撰寫《說馬嵬驛楊妃之死的真相》實際上闡說了這個政治問題。《〈長恨歌〉新解》也本此立說，并從白居易本人所說論定其為“風情”之作而初不存在今人所說的歌頌愛情或對統治者作譏刺。繼此所寫《唐肅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肅代兩朝中樞政局》，則對肅代兩朝宦官、宰相與皇帝的關系作探討。

德宗朝的政局除前述兩稅法諸文外，寫了《“涇師之變”發微》，著重指出朔方軍之始終不為朝廷所信用，而神策軍則系中央擁有的強大野戰部隊，為唐室所依仗的可靠武力，此所以不敢輕易交付職業軍人而必由天子的代理人宦官來統率。

順宗朝王叔文等執政，今教科書多稱之為“永貞革新”。我撰寫《所謂“永貞革新”》，指出此止是順宗周圍新貴與德宗舊人間的權力之爭。并查考順宗周圍新貴中先世實多士族，其對立面轉多庶族，與教科書所謂代表庶族的王叔文諸人與士族作斗爭之說適相反背。至于所謂種種革新事跡亦非順宗朝所獨有，如反藩鎮則憲宗上臺后反得更為徹底。

憲宗朝的政局則寫了篇《唐元和后期黨爭與憲宗之死》，從憲宗妃郭氏之不得立為皇后，論證其所生穆宗雖立為太子地位仍欠穩固，從而與郭氏合謀殺憲宗以正大位。文中并考證元和十四年《趙氏夫人墓志》上“改元永新”之來由，復論定《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是講順宗之見殺，否定了陳寅恪先生認為是講憲宗之死之說。

此外，我還應《祖國叢書》之邀寫了小書《舊唐書與新唐書》和《唐太宗李世民》，應《文史知識》之邀寫了文章《唐代的宦官》和《盛世英主唐玄宗》，也都把上述研究成果寫進去而不僅作一般的講述。

唐代的文物和文化方面，我寫了《唐天寶宣城郡丁課銀鋌考釋》《釋敦煌寫本〈雜鈔〉中的“面衣”》，并應西安市家具學會之邀寫了《唐代家具探索》，應西安市烹飪學會之邀寫了《說餅——唐代長安飲食探索》，還利用《太平廣記》的材料寫了《佛教為什么能戰勝道教》和《說狄仁杰的奏毀淫祠》。又應中華書局之邀點校了自明以來久未版行的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也是給研究唐長安城和唐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

唐代文學方面，除《〈長恨歌〉新解》和《〈秦婦吟〉通釋》外，寫了《釋敦煌寫本王道祭楊筠文兼論有關王梵志的考證》《“士先器識而后文藝”正義》《論韓愈》《論韓愈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纂異記〉和盧仝的生卒年》《〈三夢記〉辨偽》《〈東陽夜怪錄〉王夢鷗注匡謬補闕》《李商隱的〈利州江潭作〉究竟在說什么》。

還寫了不少文學方面的其他文章和版本碑刻方面的文章。重要的有《述〈注坡詞〉》《記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說〉殘頁》《記清康熙刻本〈濟顛語錄〉》《〈西洋記〉里金碧峰的本來面目》。還給中華書局點校《西游證道書》并寫了長篇前言，對《西游記》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作了比較精確的論述，否定了百回本出于吳承恩之說。因為不屬唐代范圍，這里就不多講了。

以上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計劃地研究撰寫，還有一些是應人之邀而寫外，都是看書時有所發現才動筆。其中又包括兩種情況：一是人家沒有講過的我來講，當然必須是事關緊要的有用的，不能寫“鄰貓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家講錯了的我來糾正，其中有些是糾正通行教科書的，而和陳寅恪先生異同處就更多。但從方法來講，如前所說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啟發。而且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這一點，也是繼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顧頡剛師等老一輩學人的做法。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圖，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現包括考古掘得新東西，豈非有點“守株待兔”的意味。

三

早在1982年，也就是我改正復出，開始發表了一些文章而其中與陳寅恪先生有異同之時，某學術團體在成都開會，會上有位比我年長的教授私底下警告我說：“你再也不要寫和陳寅恪先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了！”當時我著實吃驚，對毛澤東同志都不“兩個凡是”了，難道對寅恪先生倒不能稍持異議要來“兩個凡是”？ 于是我嚴肅地回敬了一句：“對不起，這種文章我還要寫下去！”事實上我就是這么做的。上述研究唐史時是如此，從1990年起進入北朝齊周和楊隋的研究后還是如此。而且由于牽涉到“關隴集團”等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因而異同好像更為顯著。

這里還得說一下我的研究為什么不從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過來上溯齊周楊隋，自然是考慮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但還有個偶然的因素，即其時我所在的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組織人員編寫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我建議“二十四史”也都得今譯，結果《北齊書》《周書》落到我的頭上。這兩書我只翻過，沒有認真讀過，既要選譯，就得認真讀一遍。誰知一讀就讀出了問題，促使我把興趣和精力上移到這齊周楊隋上面。

最早發現的是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財政”章有問題。寅恪先生認為“和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變而成中央財政制度”，但我發現《北齊書·神武紀》有高歡“于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之說，說明和糴以濟京師之法早已在中原實施。又查了《唐會要》“倉及常平倉”和《冊府元龜》“常平”“平糴”等文獻，更發現即在開元前期已多次頒行在關內、河南諸道和糴的詔敕，如何能說遲至開元二十五年方緣西北諸州之啟發而在中原和糴？于是寫了《和糴以濟京師事初不始于盛唐》，又增補為《元魏李唐和糴以濟京師事考釋》，先后發表以對此問題作匡正。

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兵制”章也有問題。寅恪先生認為宇文泰身為柱國大將軍后，更以此職分授李弼、趙貴等六人及實無職守的西魏宗室元欣以湊成八柱國者，乃“摹擬鮮卑舊時八國即八部之制”以滿足李、趙等六人的權欲。我發現這與《周書》的記載有矛盾。因為從《周書》看，潼關、沙苑二役時此六人所分掌的兵力均不到千人，且絕無聯合起來對付宇文泰的痕跡，則宇文泰何所懼而必滿足彼等的權欲？再看分任此六人為柱國大將軍，是在宇文泰東征河橋、邙山二役戰敗，深感降附的烏合之眾不足用而亟須整訓之時。因而任命李、趙等為柱國大將軍者，實是叫他們負責整訓，看李、趙等六人之任柱國大將軍均有先后而非同時便是明證。因而寫了糾正寅恪先生舊說的《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國制的一種推測》。

再往下寫的是《論北齊的文化》。從西魏破滅江陵蕭氏政權“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為奴婢者十余萬”的措施之野蠻，以及顏之推被虜后要“經砥柱之險”，“具船將妻子來奔”北齊，且以北齊為本朝，以北齊見滅于北周為亡國，來說明其時北齊之文化實遠高于北周而為文士所向慕。這就從另一角度論證了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所說北齊及江左梁陳制度之為隋唐所承襲而西魏北周影響實微的正確。并進而據《隋書·地理志》推測北周文化之所以遠遜北齊，乃緣所管領的雍州“華戎錯雜”，即仍有大量與漢人雜居而尚未融合之氐、羌和其他雜夷，加上雍、梁二州邊境的山胡、獠戶，自影響其經濟水準以至文化水準。這就給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制度繼承現象作了合理的解說。

對北齊的政治我也作了研究，發現繆彥威（鉞）先生當年撰寫的《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沖突》而為王仲犖先生《魏晉南北朝史》所承襲之說殊難成立。于是寫了《論北齊的政治斗爭》長篇文章，歷數東魏北齊的幾次政治斗爭只是文人與勛貴之爭、文人參預帝位之爭和文武之爭。且發現北齊的中樞政柄常由文人執掌，后主時設置文林館由顏之推等主持，更顯示文人政治地位之優越，即使大宦官鄧長颙、陳德信以及西胡何洪珍諸人也和他們往來勾結。最后這點在我后來撰寫的《〈北史·恩幸傳〉記齊宦者倉頭胡人樂工事雜說》一文中曾作了論述。

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指出宇文泰實行“關中本位政策”鳩合關隴集團這點，自是完全正確的。但認為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是由于武曌要破壞此“關中本位政策”而被破壞，則殊非事實。事實上是隋文帝平陳混一宇內，下詔“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以后，獲得土地自耕的府兵不再甘愿背井離鄉從事遠征。隋煬帝遠征高麗之所以失敗即緣府兵大量逃亡，因而不得已重行招募由國家供養的專業化軍人驍果以事補救。對此我寫了《說隋末的驍果》和《對府兵制所以敗壞的再認識》，后者還附帶駁斥了某些教科書認為府兵制建立在均田之上，均田破壞府兵隨之敗壞的妄說。

寅恪先生主張“關中本位政策”到武曌時才不復執行，關隴集團至此始不復存在，也是大成問題的。先生曾正確地指出此集團成員有兩個特征或條件：即（1）是關隴人，此集團是“融合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他們“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但前者不是宇文泰不用山東、江左人而是山東、江左人不為其所用，迨宇內混一后此局面自即改觀；后者之文武合一本為一種落后的政治現象，經濟文化優于關隴的山東北齊、江左梁陳其時已進入文武分途，關隴亦必繼而向文武分途趨同。為此我查考隋文帝時的“四貴”，其中已有一貴不符合寅恪先生提出的關隴集團成員的條件，煬帝時的“五貴”中則僅有一貴符合，煬帝所安排的東都“總留臺事”六人中也僅三人符合，就據以撰寫了《從楊隋中樞政權看關隴集團的開始解體》。又查考了唐高祖的元謀功臣十七人中符合此條件者僅三人，唐高祖的宰相十二人中符合者僅七人，唐太宗時獲得實封的功臣四十三人中符合者僅八人，凌煙閣圖像二十四人中符合者僅五人，唐太宗的宰相二十九人中符合者僅七人，因而又撰寫《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斷定入唐后此集團已不復存在，當初的“關中本位政策”不再被承用。

此外我還附帶撰寫了與此時期有關的《鄴城與三臺》和《從文獻記載看六世紀中期到七世紀初年的洛陽》，都是屬于歷史地理方面的，不必在此細說。

由于我這一段的研究和陳寅恪先生異同處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學研究生們的議論。大意是：“黃永年先生的文章邏輯性極強，更像搞自然科學的，缺乏一種人文精神。大凡陳寅恪先生寫什么，黃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題目都一樣，而內容正相反，不知陳先生要建立的是整個文化體系，又何必拘于細處！”這說得自有些過頭，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寫相同文章與之立異，而且有的文章還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說，如《論北齊的文化》。至于說我的文章邏輯性強像搞自然科學的，自是對我極大的夸獎。但認為建立整個文化體系就不必拘于細處，則仍可商榷。因為我所立異并非細處而多關涉大局，如這些地方成問題，則所建立的體系豈不有連帶動搖的危險。

以上所說發表過的論文中，1989年以前關涉唐代的已承執教美國的汪榮祖教授編成《唐代史事考釋》，今年年初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1990年以來考釋齊周隋史事以及研究古典文學、版本、碑刻等文字，尚待再行結集。

黃永年 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