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晚七時，吳家花園的槐樹沙沙作響，浦安修望著東南方的夜空輕嘆：“老彭，天安門那邊的煙花該放了吧？”彭德懷蹲在菜畦邊擺弄著鋤頭，頭也不抬：“放了也看不見，咱們院里這棵老槐樹擋得嚴實。”這段對話恰似當年政治氣候的隱喻——距離中南海僅八公里，卻已隔開兩個世界。就在二十天前，這位開國元帥做出了震驚中央的決定：拒絕出席建國十周年慶典。

七月廬山的硝煙尚未散盡，中南海永福堂的紫藤架上已結出青澀的豆莢。彭德懷收拾書房時特意避開墻上那幅“誰敢橫刀立馬”的題詞，軍用皮箱里整整齊齊碼著《孫子兵法》《資治通鑒》，卻把三枚一級勛章留在紅木匣中。當警衛員要幫他打包將帥服時，老將軍突然按住箱蓋：“這些留給更需要的人。”這個動作讓在場者心頭一顫，誰也沒敢再碰那套掛滿勛章的藏青呢料。

搬家的陣仗小得出奇。六輛吉普車裝滿書籍和農具，倒像是老農搬遷。浦安修發現丈夫特意繞開長安街，從西直門穿小胡同拐進掛甲屯。吳家花園的門軸吱呀作響時，彭德懷突然駐足：“這門檻比中南海低三寸。”沒人敢接話，只有秋風卷著槐葉在石板上打旋。當晚他在日記本上畫了張平面圖，把兩畝三分地劃成小麥區、蔬菜區和魚塘，筆尖在“魚塘”二字上洇出個墨團。

國慶通知來得毫無征兆。警衛參謀景希珍捧著燙金請柬站在葡萄架下，彭德懷正給新栽的梨樹培土。“你跟總理說，我感冒了。”元帥撣了撣褲腿上的泥巴，突然提高嗓門：“當年打關家垴，戰士負傷都不下火線！”景參謀鼻子發酸，他知道這聲“感冒”背后，是比槍林彈雨更難熬的政治寒流。

天安門廣場的禮炮聲隱約可聞時，彭德懷在掛甲屯的菜地里掄圓了鎬頭。三斤重的鐵家伙砸在板結的黃土上，震得虎口發麻。浦安修站在廊下數著：三十七下、三十八下...這數字和慶典鳴放的禮炮數恰好相同。當丈夫直起腰擦汗時，她發現那件粗布褂子的后背全濕透了，洇出的汗漬像幅抽象地圖。

十四天后中南海來電，工作人員聽見彭德懷對著話筒吼：“分手？當年在井岡山你說過'老彭是塊鐵'！”電話那頭沉默良久，最終傳來掛斷的忙音。那天深夜，元帥蹲在魚塘邊喃喃自語：“草魚苗該投了...”月光照在泛起漣漪的水面，驚走一尾紅鯉。

吳家花園的冬天來得格外早。彭德懷把《政治經濟學》攤在炕桌上，旁邊擺著自制的土壤酸堿測試儀。當侄女彭梅魁帶著凍瘡藥來看望時，發現伯父正用放大鏡研究蘇聯集體農莊資料，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畝產換算”“積溫測算”。窗外北風呼嘯，屋里的蜂窩煤爐子卻燒得正旺。

來年開春，魚塘里游動著二十尾草魚。彭德懷每天清晨準時投喂，看著魚群翻起的水花，他會跟飼養員老周聊幾句：“你說這魚要是會說話，會不會嫌食槽太淺？”老周憨笑著遞過煙袋鍋，元帥擺擺手，繼續蹲在塘邊觀察魚鰓張合的頻率。誰也沒注意，他悄悄把《八萬言書》的草稿埋進了葡萄架下的陶罐。

當掛甲屯的梨樹第三次開花時，彭德懷收到套藍布中山裝。他摸著挺括的衣領對浦安修笑道：“這料子比軍裝軟和。”第二天清晨，他穿著這身衣服走進西郊某機關大院，胸前別著那枚埋藏多年的淮海戰役紀念章。門衛登記簿上的職務欄寫著：吳家花園居民 彭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