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建過程和實踐反饋，我自認為我是有發言權的。從制度構建上看，無論是2016年中央深改組試點方案的前期征求意見，還是2018年試點成熟后，修改刑訴法、將認罪認罰從寬上升為法律制度，我都是全程參與了的。從實踐反饋上看，我做的刑事案件，有些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有些沒有簽署。但無論有沒有簽署，關于定罪和量刑的協商都是全面貫穿辦案始終的。由此對認罪認罰從寬的實踐運行狀態和優劣對比，也產生了較全面的直觀體會和認識。

自2018年刑訴法修改，將認罪認罰從寬上升為一個重要的法律制度至今，已經有近7年的時間。經過這個周期，這個制度的運行實際已經全面展現，各方面對它的評價也趨向穩定。鑒此，總結實踐經驗、回應爭議觀點和明確今后方向的時機已經成熟。

律師圈對認罪認罰從寬的主要批評是“強迫認罪認罰”。認為，與辦案機關協商的過程中，商量性不足、而強迫性有余。有的案子，在是否構成犯罪上還有研究空間，而辦案機關非要“強迫”認罪；有的案子，辦案機關拿出量刑建議后，就不再有商量空間，并“威脅”不簽協議，處罰更重；有的案子，以退贓退賠作為認罪條件，而關于違法所得的審計報告算了“花賬”。還有的案子，涉案被告眾多、案情重大復雜，有的被告做了認罪認罰、有的沒有、有的做了以后又反悔了，由此導致庭審程序和庭審重點，都不好把握。如此等等。

記得當初研究構建這個制度時，法院檢察院都是很積極的。法院積極，是因為有了這個制度，可以實現案件的繁簡分流，簡單案件認罪認罰后適用速裁程序，節約司法資源。檢察院積極，是因為這個制度的確擴張了他們的權力。

但對律師和當事人來說，這個制度最大的價值是什么，這個制度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相反？還沒有人深入的講清楚。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實踐中的情況。前段時間，給一個檢察院離職出來的朋友打電話，問他在貴州做律師做的怎么樣？他說：“現在辦案機關的辦案方式，主要還是狩獵式的，平等協商不足。”我笑著對他說：“辦案機關如果不采用這種方式，案子還能辦下去嗎？哪個嫌疑人、被告人也不是好纏的。留只腳的縫，他就能鉆過整個身子。”“律師更是這樣。”這個對話，實際證明了獵人和狐貍的角色互換和自由搏擊過程。“要么你狩獵我，要么我狩獵你。”

所以，我一直不理解為什么律師會把“強迫”這種虎狼之詞，用在“認罪認罰”上。以“相互狩獵”為運行前提，不帶些強硬，多數認罪認罰可能無法達成。

我從來不提強迫認罪認罰，對團隊律師也要求不許提。只要提，我就會問他們幾個問題：一是，誰強迫你了，你到哪里都被強迫，要你干什么吃的？二是，假設認罪認罰具結書是個民事合同，你去法院起訴辦案機關以脅迫方式與你簽署的這個合同無效，這個脅迫的程度達到了嗎？三是，你有沒有給辦案機關耍雞賊，騙過辦案機關的情況？對那種情況，辦案機關找你后賬，要求重簽具結書了嗎？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最大的價值，是明確了律師在刑事訴訟全過程中與辦案機關協商的機會。大體相當于商業談判。至于能否把握好這個機會，采用什么談判技巧，以及談判過程中會雙方會耍哪些“雞賊”，這都是具體把握的問題。不能因為自己心里承受能力弱、對案件拿捏不準、對辦案機關的態度和傾向把握不好等因素，而說人家“強迫”了你。你也可以強迫他們，只要你夠強夠。不夠強的話，夠雞賊也能湊合。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紙面上看是給了律師與辦案機關平等協商的機會。從運行實踐看，為“獵人與狐貍的角色互換和自由搏擊”提供了擂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