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爭

激勵之外與長期主義

作者 |凌爭

作者單位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原文 |

拙作《弱激勵創新：基層政府產業行為分析》發表于《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3期。感謝評審專家以及編輯部在文章投稿、修改和發表過程中的細致指導。非常榮幸受到編輯部的邀請來寫作手記，我借此機會對論文寫作的心路歷程及其與本人研究的關系進行了更加系統地梳理與思考，并向各位師友求教。

一、緣起：幾個偶然的瞬間

我的研究偏好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長談的“puzzle”，即有些反常（識）的問題。《弱激勵創新：基層政府產業行為分析》便是一個例子。

研究源于我與好友的一次交流，他當時在X縣分管電商工作，并多次邀請我去調研。恰逢期末，我就想帶著學生去X縣看看，主要是增長我們的見識。抵達X縣與好友寒暄后，他便建議我前往L鎮調研——這是當地電商發展最好的鎮。好友深知我對示范區調研的“疑慮”，便告知L鎮書記是他要好的朋友，可以“無話不談”。抵達L鎮后，書記及其團隊成員為我們介紹了當地的電商成果。隨著交流的逐漸深入，書記叫來一位負責同志，他是電子政務辦的主任，全程參與了L鎮電商的發展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當地的電商。事實上，在前往X縣的途中，L鎮的其他干部在不同場合與我說過類似的話。交叉驗證的思維瞬間激發了我的研究興趣。L鎮書記非常坦誠地告訴我，在類似的欠發達地區，鄉鎮干部在十多年前并不具備電商思維，當時電商并非中心工作，他們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動力推動電商發展，是這位干部帶領團隊不斷深耕。這個瞬間喚起埋藏在我心中許久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經典文獻：這似乎是一種不同于既有研究發現的政府角色。鑒于此，我臨時改變了當時的計劃，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了和電子政務辦主任及其團隊成員的交流中。這拉開了我們兩個團隊接下來兩年頻繁交流的序幕，我也往返X縣數次，并獲得了大量的研究素材。

鑒于自身政治學與公共管理的學科背景，我最初站在“整體政府”的視角看問題，提煉了一種新的“營利型政府”的政府角色，并將稿件投給了“栗林論壇”。文章得到了分論壇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其中的一幕更令我難忘：論壇的幾位專家多次拿起手機拍攝PPT，這讓我對論文投稿有了信心。實際上，評審專家在當時已經提出文章不一定非要提煉“營利型政府”的概念，能夠把政府在電商產業發展中的作用講清楚就很有意義。這個意見我們一直記得，但當時并未深刻理解，直到文章的返修過程，我們在評審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添加了基于論壇專家意見的修訂，這最終有助于我們發表。

二、淬煉：理論的推倒與重建

論文初稿在2024年3月投稿到《社會學研究》，當時文章的題目是《營利型政府：一項基層政府產業角色的研究》。經過半年的等待，我們在2024年9月收到了外審專家的意見。外審專家對研究選題、案例分析以及問題意識表示了認可，對于概念建構與聚焦的理論對話提出了進一步修改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詳實、深刻又可操作。例如，兩位專家認為數字時代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具有研究價值，可以在社會學經典研究主題“基層政府與產業發展”的基礎上持續推進，并推薦了該領域的核心文獻供我們參考。專家指出“數字時代”本身就是重要的議題，在此基礎上講好“基層政府與產業發展”的故事非常有價值。這與上文提到的栗林論壇專家的建議不謀而合。

與現在的娓娓道來不同，彼時讀到兩位專家的評審意見，深感修改之艱——兩位專家提了超過5000字的評審意見。在閱讀完評審意見后，我便把意見轉給郭寧，并告知他有思路了再研討。這個思路的形成過程持續了近一個月。我們利用這段時間逐字拆解問題，閱讀評審專家提及的相關文獻，回到田野深入調研。這個狀態貫穿了整個國慶假期，并在10月7日晚通過5個小時的頭腦風暴逐句拆解與整合了這5000字的評審意見。最終，我們將評審專家的意見整合為需要回應的21個問題，并給出了回應每一個問題的具體思路。本次修改重點在于調整理論對話與重塑論文的寫作邏輯（從演繹的邏輯轉為歸納的邏輯）。簡言之，我們可能需要重寫論文。

為此，我們調整了論文的研究問題，從整體政府視角回到了政府內部，嘗試去“理解行動者”。這給了我們重要啟發，我們回到這個現象本身，即前文提及的那個重要瞬間：L鎮書記把電子政務辦主任叫來，告訴我們他是真正的內行并全程參與工作，而書記和班子其他成員更多關注其他工作。由于之前已多次前往該地調查，我們已確認該問題真實存在。鑒于此，我們重新梳理幾個重要的研究問題：（1）在十多年前，電商對非東南沿海的不發達鄉鎮是比較新的事物，基層干部在當時不具備電商發展的能力，L鎮的干部為何選擇發展電商？（2）L鎮發展電商的過程如何，可否劃分為幾個環節？（3）這些環節存在的共性堵點、難點是什么，L鎮又是如何克服的？（4）這些經驗在理論層面如何提煉？（5）這些經驗在現實層面是否有共性價值？（6）進一步收集研究素材，增強證據的說服力。

為了收集上述素材，我們又開展了多次田野調查。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每次都對電子政務辦在電商發展初期的深耕保有興趣，每一次對于細節的詢問都讓我們對基層的干部充滿敬意，也正是這些工作讓L鎮的電商最終脫穎而出。眾所周知，鄉鎮的行政村與自然村并非聚集，村民則因務農、打工等原因并不隨時在家。因此，對當時L鎮電商的摸底工作全是依靠電子政務辦干部一個一個“挖”出來的。顯然，這種務實的摸底彌足珍貴。打動我們的不只是摸底，還有電子政務辦呈現給我們的扎實臺賬，這些臺賬并非他們呈現給L鎮領導的功績，而是其團隊用于自己分析產業發展狀況的，而這一堅持就是十年。隨著調研的更加深入，我們看到了更多令人心生敬佩的素材……

調研之后，便是行文。作為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如何撰寫一篇社會學論文是一大挑戰。我們學習了社會學研究者在基層產業發展領域的經典文獻，并重寫了文章。重寫文章的過程對我們而言是非常寶貴的學習過程，我們對文章重寫的“顆粒度”精確到每一句。通過重寫，我們掌握了一種新的案例寫作方法，這如同掌握了一門新武功。這個學習的過程持續了兩個月。論文的第二稿在2024年底完成。此時，文章的研究問題已調整為文章發表時的研究問題，即“以L鎮為典型的這類缺乏政治激勵與經濟激勵的基層政府何以打造典型產業”。此時，文章還缺一個“題眼”。受科斯、王寧《變革中國》的啟發，我們將第二稿的題眼定為“基層的邊緣革命”，并在2025年1月將修改稿件返回編輯部。

不久，我們便收到了兩位評審專家的第二輪意見。這次的審稿意見依然詳實（超過3000字），但側重于對文章細節的建設性指導。例如，認為邊緣革命中的“革命”用法可以更加精確，對于案例部分的一些分析可以精簡，對于一些論點需要添加更有力度的證據。我們非常感謝兩位評審專家的嚴謹態度與悉心指導，這些意見不僅推動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文章，而且給出了可操作的提升文章質量的建議。正因如此，我們在面對5000字、3000字的評審意見時可以按圖索驥、步步為營地提升文章的質量。修改論文期間，我幾次與電子政務辦主任進行了深入訪談，并通過調研獲取了更加豐富的素材。最終，我們將題眼由“基層的邊緣革命”改為“基層的邊緣創新”，并按照要求完善后返回編輯部。

非常幸運，接下來我們便收到了定稿會的意見。感謝編輯部各位專家的意見，文章的點睛之筆（“弱激勵創新”）正是源于定稿會對文章提升的意見。定稿會的意見依然詳實且富有建設性，全文接近2000字。限于篇幅，在此只介紹其點睛之問：（1）基層的邊緣創新可否進一步提煉？（2）可否進一步說明研究選題與既有研究（如公益經營者、照護型政府）的區別？這幫助我們理清了研究問題在學術譜系中的理論定位，并鼓勵我們構建更有想象力的學術知識，特別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論深度。

“弱激勵創新”正是在定稿會意見的督促下應運而生的。“基層的邊緣創新可否進一步提煉”，背后的案例是否具有一般性的意義？作為一名田野調查研究者，我近幾年走過了全國多半的省級行政區，并在時間約束下圍繞該議題盡力在各地進行了較充分的調研。這些田野調查的結果證明L鎮的創新并非個案，類似的案例在祖國大地廣泛存在。這些創新普遍屬于邊緣創新，而邊緣（無論是部門還是群體）在體制中的屬性與特征近乎一致：處于弱激勵結構之下。通過訪談L鎮以及其他地區的干部可知，他們創新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持之以恒”（這些干部近乎執著地長期從事其認定的工作）。那么，他們耕耘的時間從何而來？這些時間不能只是個人通過意志品質“擠出來”的，否則就不具備一般性。這便指向了結構性的問題：弱激勵結構具備哪些條件，使得邊緣創新得以出現？文章在返回定稿會的修改稿中重點闡述了這部分內容，我們在文章中闡明了弱激勵結構的三個制度條件，并指出這些制度條件能夠超越強激勵結構下的“激勵悖論”（詳見文章）。顯然，弱激勵結構下的個體不一定持之以恒，也可能（甚至更可能）“躺平”。這意味著弱激勵創新的啟動除了弱激勵結構的三個制度條件之外，對政策執行主體本身也有要求。顯然，在弱激勵下拒絕“躺平”的個體絕非“理性選擇”的個體，這些人超越了傳統的“強激勵”預設，而受另一套邏輯的支配，這套與行政倫理相關的邏輯在社會學文獻中被廣泛討論。一個在弱激勵結構下不“躺平”的個體也不一定完成弱激勵創新，創新超越了傳統，而超越傳統需要極強的能力。鑒于此，執行主體還須具備若干能力條件才可能在弱激勵結構下完成創新。因此，只有“合適”的人在弱激勵結構下才能創新，我們找到了這些條件，并闡明了“合適的人”并非個例，而在現實廣泛存在。

最終，我們構建了“弱激勵創新”的概念，即“弱激勵創新”是指政府組織在弱激勵結構下（即考核結果與晉升、資源分配的關聯性較弱，缺乏強排名壓力或量化獎懲機制），基于制度彈性在非中心任務領域發揮主觀能動性，推動探索性創新。更重要的是，我們闡明了“弱激勵創新”發生的制度條件以及弱激勵結構下的執行主體推動創新必須滿足的條件，界定了該理論的“邊界”，使其具有一定的分析性與因果色彩。鑒于此，我們完成了一個具有社會科學色彩的理論構建，而非停留于現象層面的描述以及觀點層面的闡釋。此外，我們在文章結尾進一步討論了弱激勵與國家治理、弱激勵與政府市場關系以及弱激勵與產業發展的關系，進一步延伸了研究的意義。文章幸運被錄用，特別感謝編輯部在“臨門一腳”上的點撥。

錄用后便是細致的三審三校。社研編輯部的老師對我們的文章進行了逐字編校：每一個細節、每一處證據、每一個標點都細致斟酌。嚴謹的編校背后不只是高超的職業素養，還有友善的平等交流。對于我們的不同意見，編輯部老師給予了理解，并對相關內容進行了保留。在各方幫助下，拙作《弱激勵創新：基層政府產業行為分析》有幸發表。

三、感悟：致敬與感謝

我的研究聚焦于政府過程，嘗試探索中國國家治理的邏輯，關注政府改革與創新、城市與基層治理、科層制與政策執行等領域。對我而言，這些研究領域有一個共同的起點：政府與市場關系。例如，我的博士論文關注地方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的權力整合。這是一個政府過程，但該改革的目標是優化政府與市場關系。我攻讀博士期間跟隨導師巫永平教授思考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若干議題。因此，我的博士論文最初也希望回到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議題，但兩年的田野調查證據告訴我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核心要關注“政府過程”，不理解該過程就很難改善政府與市場關系。因此，我從致力于研究政府與市場關系“意外”走向了研究政府過程，并一直在相關領域探索。拙作的發表也是達成了我在政府與市場關系這一最初的研究領域有所突破的心愿。

這篇“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研究提供了“基層政府與產業發展”領域的新解釋，亦是我探索中國國家治理系列研究的一部分。弱激勵創新為“激勵與政府行為”這一國家治理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提供了新思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強激勵與政府行為”，該議題蘊含兩個強預設：其一，將政府預設為一個整體、甚至一個人，這掩蓋了政府行為的復雜性；其二，將強激勵預設為“無限度”，即（強）激勵對政府組織的全員覆蓋，這高估了政策工具的力度、低估了政府組織的規模。與此相反，激勵在經驗世界的政府過程中不僅覆蓋面有限，其強度也有限。事實上，（強）激勵覆蓋政府成員的范圍極其有限，這在晉升天花板低的政府組織更加凸顯。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在理性選擇的邏輯下，（強）激勵之外的干部似乎應該選擇“躺平”，但現實并非如此。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激勵之外的政府行為？

弱激勵創新嘗試在“激勵與政府行為”議題下提供一個解釋。有趣的是，此時激勵對于政府行為的影響并非動機性的，而是背景性的。換言之，弱激勵下的行動者是不受強激勵驅使的個體，這與強激勵下的受激勵驅使的行動者迥然不同。對于不受強激勵驅使的個體，弱激勵結構提供了穩定的制度條件確保這些人發揮主觀能動性“扎實”推進工作。通俗地講，弱激勵結構讓并非被某種利益驅使而真正想干事的人擁有絕佳的干事環境，特別是不被外界“打擾”，而這些打擾很可能是強激勵結構下的某些規定。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規定可能是引發“激勵悖論”“強激勵失靈”“目標替代與異化”的重要原因。弱激勵創造了獨特的行動情境，表明制度優勢不僅體現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強勢動員，還蘊含于“放手讓草根生長”的戰略智慧，這有助于官員從“指標博弈”轉向“深耕型治理”（具體內容參見文章）。

弱激勵創新更深遠的意義可能是理解更一般性的組織行為，即理解抽象意義上激勵之外的組織行動者。這些行動者廣泛存在且被觀測。在一個強激勵與弱激勵共同編織的世界，這些行動者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長期主義”的行動邏輯。此時，強激勵是對這些行動者的獎勵，而弱激勵則不會讓他們消沉，因為激勵的回饋不是他們行動的唯一標準。例如，我們經常能在各種“取得成功”的信息中看到主人公十年如一日的堅持。顯然，這種堅持的動力不只是充足的保障（甚至很多主人公缺乏保障），更源于主人公“追求卓越”的內驅力。這種“我自巋然不動”的專注與堅持令人敬佩，其在優績主義與結果導向的規則之下更難能可貴。這與國家在落后條件下迎難而上、取得輝煌成就過程中必備的“艱苦奮斗”意志品質的內核不謀而合。在此，弱激勵創新嘗試闡明國家治理中的長期主義者，并揭示長期主義者在弱激勵結構下何以成功的一般性知識。必須說明，長期主義者存在于強激勵結構下，他們在強激勵的制度稟賦下取得了諸多重要成就。那么，如何識別、支持既有的“長期主義者”，以及培養更多“長期主義者”是國家治理中亟待創新的制度設計。這可能也是一條需要長期主義來走下去的路。

行文至此，想起了我們第一次從X縣調研返程的一件趣事。當時郭寧已在北京讀研，我們乘坐同一班高鐵到天津南站后便計劃分道揚鑣，但初次調研收獲的大量令人振奮的信息讓我們決定在天津南站吃個晚飯，并在此期間頭腦風暴。在一家火鍋店內涮菜的間隙，我們不斷交流著調研的見聞，討論也愈發熱烈。那時調研有三位成員，我、郭寧以及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才俊。隨著討論的深入，我很興奮地說出了“也許我們可以試試社研”……這場討論持續至天津南到北京的最后一班高鐵旅程結束，我們的研究則從此開始。非常幸運在學生面前夸下的海口沒有食言。必須說明的是，文章的成熟度已遠超當年夸下海口時的思考，特別感謝編輯部、評審專家對文章一輪又一輪的寶貴指導，我在這個過程中受益良多。

另一則故事發生在網約車上。當時，我和幾位學生在結束了階段性調研后返回酒店，搭上了一位熱衷修行司機的網約車。他看我們從X縣的電商園區乘車，便交流了起來。這位師傅想在網上售賣一些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產品，并告訴我們他學習電商技能，是因為縣里搞了很多培訓等幫助了大家。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他說的，“全民電商在X縣已深入人心”。這與我們在當地觀察到的老人等學習電商課程的現象一致。在此，我們希望數字時代能讓每個人富裕起來。

最后，我想對合作者郭寧表示感謝，由于“身陷DDL”，他未能分身參與本手記的撰寫。郭寧是我從教生涯的首位學生，在保送至清華大學深造后仍與我保持合作。能夠與自己的學生共同在頂刊發文，我深受鼓舞。政府與市場關系領域是我的博士生導師巫永平教授一直關注的學術領域。也許，每個學生都希望在自己導師關注的領域取得成績，希望導師感到驕傲。這是我博士期間默默立下的志向，卻未能如愿。如今，這份作為學生的遺憾，由作為導師的我帶著自己的學生共同彌補。我和我的學生在我導師關注的領域有所建樹，這種喜悅難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