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歲的大衛（David）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師，他熱愛生活，喜歡在自家的花園里侍弄花草，也喜歡和老伴一起環游世界。然而，六年前的一天，持續的背痛和無法解釋的疲憊，讓他不得不走進醫院。經過一系列復雜的檢查，他收到了一個陌生的診斷——“多發性骨髓瘤”。

這是一種漿細胞的癌癥，源于骨髓，被認為是“無法治愈”的 。醫生告訴大衛，雖然無法根除，但現在有很多創新的治療方法，可以把它當作一種慢性病來管理，目標是盡可能地延長高質量的生存時間。

就這樣，大衛開始了他與骨髓瘤漫長的“戰爭”。

一場“打地鼠”的持久戰

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就像一場永不停歇的“打地鼠”游戲 。醫生用一套方案（稱為“一線治療”）將冒頭的“地鼠”（癌細胞）打下去，患者進入緩解期。但過一段時間，一些更狡猾、更耐藥的“地鼠”又會從別的洞口冒出來，這就是復發 。這時，醫生需要換用另一套方案（“二線治療”），再次將其擊退。

隨著復發次數的增加，緩解期會一次比一次短 。癌細胞在一次次的打擊中“進化”，變得越來越“刀槍不入”。大衛的經歷正是如此。最初，他接受了以“硼替佐米”為基礎的治療，效果顯著，他享受了兩年多的安寧時光。但復發還是來了。接著，醫生為他換上了以“來那度胺”為主的二線方案，病情再次得到控制。

在與疾病斗爭的這些年里，大衛和他的醫生幾乎動用了現代醫學對抗骨髓瘤的“三大王牌武器”：

蛋白酶體抑制劑（PIs）：這類藥物像是癌細胞的“垃圾處理系統破壞者”。癌細胞會產生大量異常蛋白質，需要不斷清理，否則就會“撐死”自己。PIs正是通過堵塞這個清理通道，讓癌細胞被自己的“垃圾”淹沒而亡。大衛一線治療用的硼替佐米就屬于這一類。

免疫調節劑（IMiDs）：它們像是一群“教官”，可以重新“訓練”和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讓免疫細胞去識別和攻擊癌細胞。來那度胺就是其中的代表。

抗CD38單克隆抗體：這是近十年來的重大突破，是真正的“生物導彈” 。骨髓瘤細胞表面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標志，叫做CD38。這類藥物（如達雷妥尤單抗）能像GPS一樣精準鎖定這個目標，然后引導免疫系統發起毀滅性打擊 。

在經歷了幾次復發后，大衛的醫生為他啟用了第三種王牌武器——抗CD38單抗。他頑強的生命力，讓他有機會用遍了這三類最核心的藥物。

然而，這也意味著，他抵達了一個醫生和患者都深感棘手的階段。他的主治醫生告訴他，他現在已經成為“三線暴露”（Triple-Class Exposed, TCE）患者了。

“三線暴露”：當所有王牌都已打出，我們還剩下什么？

“三線暴露”（TCE）是一個聽起來很專業的術語，但它背后的含義卻非常沉重。它指的是患者已經使用過上述三大類核心藥物中的至少各一種 。

這意味著，癌細胞已經逐一見識過我們最強大的“武器”，并對它們產生了耐藥性。對于TCE患者來說，治療選擇變得非常有限，預后也通常很差 。這不僅是大衛個人的困境，也是全世界骨髓瘤患者和醫生面臨的終極挑戰之一。

當一個患者成為TCE時，醫生們最想知道的是：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們還能期待多久的緩解期？患者的生存時間還剩多少？

為了回答這些關乎生命的問題，英國的科學家們利用國家癌癥登記系統（CAS），進行了一項規模空前的回顧性研究。他們想通過真實世界的數據，清晰地描繪出英國骨髓瘤患者，尤其是TCE患者的真實旅程和結局。

萬人數據揭秘：英國骨髓瘤患者的真實圖景

這項研究納入了從2014年到2020年間診斷的近15,000名英國多發性骨髓瘤患者，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主隊列” 。研究人員像偵探一樣，仔細梳理了這些匿名的醫療記錄，試圖拼湊出完整的治療模式和生存結局。

研究發現了什么？

典型的患者畫像

在主隊列中，患者診斷時的中位年齡為71歲，男性居多，且絕大多數是白人。這與英國官方的癌癥統計數據基本一致，說明這個研究群體很有代表性。

2. 治療路徑的普遍規律

超過一半（57.2%）的患者在研究期間只接受了一線治療 。這背后可能有兩種情況：一部分患者可能獲得長期緩解，病情穩定；而另一部分不幸的患者，可能在一線治療后不久就去世了，沒有機會接受后續治療。

在一線治療中，“硼替佐米”是當之無愧的主力，超過50%的方案都包含了它 。

“來那度胺”則常用于二線和三線治療。

而“達雷妥尤單抗”這類抗CD38單抗，則主要出現在四線治療中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很多患者是在治療的后期才成為“三線暴露”的。

普通骨髓瘤患者的生存狀況

對于這近15,000名患者來說，從診斷之日算起，中位總生存期（OS）為51.5個月。

“中位生存期”是一個統計學概念，你可以理解為，有一半的患者生存時間超過51.5個月，另一半則短于這個時間。換算一下，大約是4年零3個半月。此外，研究還發現，大約有45%的患者能夠活過5年。

“三線暴露”患者的嚴峻現實

在龐大的主隊列中，研究人員識別出了848名像大衛一樣的TCE患者。當焦點聚集到這個群體時，數據呈現出了令人揪心的結果。

研究人員把“計時器”清零，從患者成為TCE的那一天開始重新計算。結果發現：

中位總生存期（OS）：僅為 13.2個月。這意味著，一旦進入TCE階段，一半的患者在一年零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只有32%的TCE患者能活過兩年。

中位下一次治療或死亡時間（TTNTD）：更是短至 5.7個月。這個指標反映了當前治療方案的有效持續時間。也就是說，對于TCE患者，平均不到半年，他們正在接受的治療就會失效，不得不更換方案，或者因疾病進展而去世。

這些冰冷而精確的數字，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真實地勾勒出了TCE患者所面臨的絕境。以往，醫生們只是憑經驗感知TCE患者的治療困難，而這項研究則給出了一個明確的、基于國家級數據的“生存時鐘”。這個結果與歐美其他大型真實世界研究（如LocoMMotion研究）的結果驚人地相似，進一步證實了TCE是骨髓瘤治療中一個亟待攻克的全球性難題 。

這項研究的意義：不只是數字，更是希望的基石

你可能會問，揭示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意義何在？

意義恰恰在于這份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它所提供的寶貴啟示。

為新藥研發提供了明確的“標尺”

這13.2個月的中位生存期，為所有致力于開發TCE患者新療法的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無可辯駁的“基準線”。未來，任何一款號稱能有效治療TCE患者的新藥，其臨床試驗結果都必須超越這個數字，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它告訴科學家們：“你們的努力，就是要打破這個‘13.2個月’的魔咒。”

為患者和醫生提供了坦誠溝通的“底牌”

當像大衛一樣的患者進入TCE階段時，醫生可以依據這些真實世界數據，與患者和家屬進行更坦誠、更深入的溝通。這有助于他們共同設定切合實際的治療目標，并更積極地去尋求新的可能性，比如參加臨床試驗。

敲響了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的“警鐘”

研究清晰地顯示了TCE患者群體中存在的巨大且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 。這敦促著醫療衛生系統和藥物審批機構，需要加快對新型療法（如CAR-T、雙特異性抗體等靶向BCMA的更新一代療法）的審評和準入，為這些“彈盡糧絕”的患者打開新的希望之門。

研究的局限性

當然，這項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作為一項回顧性研究，部分臨床信息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由于數據政策的限制，研究未能對部分接受了由“癌癥藥物基金（CDF）”資助的新藥的患者進行生存分析，而這些患者往往更年輕、身體狀況更好，他們的缺席可能使得研究報告的總體生存率略低于英國的真實全貌。

盡管如此，這項研究的價值瑕不掩瑜。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為我們展示了多發性骨髓瘤這場漫長戰役的全景，特別是清晰地標示出了“三線暴露”這片最艱難、最危險的“無人區”。

對于大衛來說，知道這些數據并沒有讓他絕望，反而讓他和醫生更加目標明確。他們知道，常規的武器已經很難再起作用，是時候把目光投向地平線上那些更新的、尚在試驗中的療法了。

這場與骨髓瘤的戰爭遠未結束，但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次次回望與總結，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道路，才能在看似無望的境地中，找到通往未來的、那束最亮的光。

參考資料：Tsang C, Arnold K, Duffield C, Oikonomou S, Price T, Mehdikhanova T, Wood S, Garg M.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Patterns, and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Triple-Class Exposed: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England Using National Cancer Registry Data. EJHaem. 2025 Jun 26;6(4):e70064. doi: 10.1002/jha2.70064. PMID: 40574990; PMCID: PMC12198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