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年參加高考的1335萬名考生走出考場，憧憬著未來的美好大學的時候，1222萬名高校畢業生也走出了象牙塔，開始步入社會開始工作謀生的人生階段。

根據教育部及權威機構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1335萬，本科總錄取人數預計達501.8萬人，?本科平均錄取率為37.6%?，較2024年（36.5%）提升1.1個百分點，新增約23萬個本科招生名額。其中公辦普通本科錄取人數約380萬，民辦及中外合作項目占比約24%。??

也就是說，在1335萬的高考考生中，仍然有數以百萬計的考生因為分數、專業等原因，而不得不選擇民辦高校。

而在高考考生逐年增加的這些年，民辦高校們的學費卻是水漲船高。“民辦大學成了最賺錢的提款機”這個話題甚至一度成為網絡熱搜。

根據教育部和各地發改委公布的資料，2025年全國民辦本科高校的平均學費達到2.3萬元/年，比上一年多了879元，漲幅3.9%。

本應是高等教育補充的民辦高校，首先當以育人為根本目的，但部分學校過度追求經濟利益，使得教育的公益性質被削弱，從開辦初心、教育過程到結果評價，都更傾向于經濟利益，已經違背了教育的本質。

教育部統計顯示，2022年全國民辦高校占高校總數28%（共764所），但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僅占高教總投入的7%。收入結構中，學費占比普遍超80%（公立高校僅占20%-30%），生存高度依賴“人頭費”。

也正因為此，招生成為各個民辦高校經營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因為只有招到更多的學生，才會有更多的收入，而教學質量、實習就業往往都成為次要考慮的問題。

2022年《中國青年報》調查報道就顯示：山東某科技學院被曝將招生指標分包給中介，每生傭金高達1萬元。學生入學后發現實訓設備陳舊，教師多為無資質兼職人員，企業合作實習實為流水線打工。

2023年央視曾經曝光：河南某商貿學院以“包就業”為噱頭招生，實際將學生輸送至合作企業充當廉價勞動力（月薪不足2000元），校方從中收取“管理費”。學生維權時發現，合同中的“校企合作”實為校方控股的空殼公司。

民辦高校生源質量總體上不如公辦高校，在生源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一些民辦高校為了招生，過度依賴營銷手段，甚至發布虛假招生信息，而不是將精力放在提升教育質量上。同時，為了彌補生源不足帶來的收入缺口，只能提高學費，形成惡性循環。

民辦高校的公益性與資本逐利性一直以來都存在沖突，資本要求短期回報的屬性，教育需長期投入的本位一直都是對立的。

而各個地方為GDP放任民辦高校擴招，對課程質量、資金流向監管形同虛設，民辦高校又因為無財政撥款，土地優惠縮水，優質師資向公立高校集中，更是凸顯出高昂學費下的低質培養體系和就業安排質量。

民辦高校的監管是否毫無辦法？也并不盡然。

以浙江為例，曾經在幾年前，就推出“民辦高校星級評估”，對連續兩年評估不合格的6所院校，縮減30%招生指標，倒逼其投入2.3億元整改實驗室，并且強制公開學費資金流向（如規定≥60%用于教學支出）；建立“黑名單”制度，對虛假宣傳、克扣學生實習薪酬的院校吊銷辦學許可。

越來越多的地方，要求公立高校對口幫扶民辦院校（共享課程、師資培訓），比如像復旦、交大這樣的公立高校，向民辦院校開放實驗室、圖書館資源，互認學分，民辦院校教師可申請公立高校職稱評定，建立民辦高校教師與公立教師同等職稱評審通道等，2023年已經覆蓋21所民辦高校）。

而在其他國家的民辦高校管理中，也有不少值得參考的例子：

日本： 私立大學占高校總數77%，但《私立學校振興助成法》規定：接受國家補貼的學校，董事會必須有50%以上教育界人士，限制資本干預教學。

德國： 民辦高校學費不得超過公立校的2倍，且需將盈余的80%再投資于教育設施。

如今國內民辦高校的異化，暴露出“教育產業化”與“人才培養規律”的根本沖突。

唯有通過：剛性政策阻斷資本無序擴張（如禁止關聯交易、限制分紅比例）；以質量評估替代規模競賽（將就業質量、師生比納入招生指標核定）；打通民辦與公立資源的流動壁壘，才能讓民辦高校從“生意場”回歸“育人場”。（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