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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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東漢以前的薊縣故城在北魏薊城的西側，唐代文獻記載燕國宮殿遺址在唐代幽州城西不超過四里，也說明《水經注》薊城故城在北魏薊城以西。考古發現也證實今北京廣安門附近出土的早期器物來自古代洪水自西向東的沖刷挾帶，為《水經注》薊縣故城位于北魏薊城以西提供了一定的佐證。金代擴建中都，西城墻向西擴展三里，而在中都城北城垣最西側有“會城門”，其中“會城”在地名學上是古城遺址的指代，因而提供了北魏薊城以西有古城遺址的間接證據。地名線索、文獻記載和考古結論可相互印證，說明《水經注》薊縣故城在北魏薊縣城即后期薊城的西側不遠之處。據近代測繪地圖分析，《水經注》薊縣故城約在會城門村西側的一片臺地附近，此處當為古代的薊丘，該城約毀于東漢末至曹魏初期的洪水。

關鍵詞：《水經注》；薊縣故城；位置；洪水

今天的北京城最早起源于薊城，自建城伊始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西周之初，武王在北京地區分封了兩個諸侯國——薊與燕，《禮記·樂記》記載：“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后來，燕滅薊，以薊為都城。秦漢以后，薊城長期作為薊縣治所，沿至遼代。由于古代文獻記載較少，且內容很簡略，關于薊城的具體位置一直是北京歷史地理學界探討的熱點之一。《水經注》記載的薊縣故城與北魏薊縣城不在同一個位置。當代考古工作者在今北京城西南側的白云觀以西發現薊縣故城的西北城角，在城角北城墻北側正中夯土下疊壓有東漢墓葬，由此證實東漢之后的薊城沒有沿用前代薊城城址。東漢以前的薊城即酈道元《水經注》所記的薊縣故城，關于該城的位置，已有很多學者研究，至今未有定論。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擬對《水經注》所記之薊縣故城的位置作進一步探索。需要說明的是，當代考古研究已經確定，《水經注》薊縣故城即是東漢之前的前期薊城，《水經注》所記北魏薊縣城是自東漢以后的后期薊城，本文因行文需要會使用前期薊城和后期薊城的說法，故于此處說明二者的指代關系。

一、前人對《水經注》薊縣故城的研究

薊城作為北京城市的起源地，多年來一直是北京歷史考古學界和歷史地理學界主要的研究焦點之一，已經有很多學術成果問世，綜合來看，關于前期薊城位置的學術觀點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侯仁之、尹鈞科等學者認為，《水經注》薊縣故城在廣安門內外。1959年，侯仁之在《文物》雜志發表《關于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一文，其通過研究《水經注》關于?水和薊城的記載，認為：“自春秋戰國以來，歷東漢、北魏至唐，薊城城址，并無變化。其后遼朝，雖以薊之故城置為南京，但是并無遷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為中都之后，才于東西南三面擴大了城址。”1995年，侯仁之撰寫《北京建城記》碑文，文中指出“薊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區”，“其中心位置適在今宣武區廣安門內外”。該碑豎立在廣安門外。尹鈞科依據《水經注》中的文獻記載，利用1957年廣安門發現的戰國時代的文化層及燕國宮殿饕餮紋瓦當等考古資料，同時結合對薊城所在區域的水系和交通因素方面的分析，認為北魏以前的薊城城址曾經有過變動，但變動不是很大，只是新舊薊城大部或部分地疊壓在一起而已。韓光輝認為前期薊城沿用商代或周初薊城舊址，方圓在千米左右，位于宣武門、和平門及白云觀東西一線南北兩側，其中西周薊都小城就位于廣安門外護城河一線東西兩側。趙國印也推測薊城在今天北京廣安門以北和白云觀之南一帶。岳升陽認為戰國至西漢薊城城址范圍東至琉璃廠，南至南橫街，西至廣安門鐵路附近，北至白云觀北側；城址東西寬而南北窄，略呈不規則的長方形，或與燕下都相似。漢代以后，薊城城址面積縮小，但核心部位仍在廣安門一帶。劉元章在其論文《北京蓮花池湖的形成時間探討》一文中認為《水經注》薊縣故城在蓮花池湖地帶，北側為薊丘。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隊認為《水經注》薊縣故城在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1956年，為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文物工作者發現了一百五十余座戰國至漢代的瓦井，在宣武門豁口兩側到和平門之間分布最為密集。1965年，文物工作者又在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發現瓦井五十余座。此外，在琉璃廠、新華街、象來街、北線閣、廣安門內大街、校場口、牛街、姚家井、白紙坊等地，直至西單的大木倉，都發現有瓦井。同時，在瓦井分布密集區以南，永定門火車站、陶然亭、天壇、蒲黃榆、寶華里、定安里一帶，發現有數量較多的戰國至漢代的小型墓葬。特別是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1974年在白紙坊以北地圖出版社院內發現兩處戰國墓群，1977年在西單白廟胡同路南商業部后院發現西漢墓。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隊根據考古發掘情況，提出前期薊城當在瓦井分布最密集的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薊城的南城墻可能在法源寺以北，北城墻在西長安街以南，并推測薊城可能因?水洪水泛濫而被沖毀，城址于東漢以后西移。

長期從事北京歷史考古研究的學者趙其昌曾對宣武門至和平門以及周邊出土的井圈和墓葬進行了分析，認為《水經注》薊縣故城不應在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根據考古發現中井圈上部缺失的事實以及漢代、戰國文化層缺失的情況，提出前期薊城可能受到洪水泛濫的影響而導致地層缺失。他根據沙層中夾雜的陶片棱角磨光現象，推測前期薊城可能遭到洪水沖擊，導致城中的遺物漂流到白云觀附近。根據洪水沖毀薊城的假設，趙其昌對前期薊城提出三個可能的位置，一在京西八寶山以西略北地區，二在京西南的外城以西地區，三在后期薊城南。其中第二個可能性較大，第一個次之，第三個最小。

關于《水經注》薊縣故城的位置，還有的學者認為在石景山區磨石口、金頂山一帶；有學者根據考古發現認為前期薊城在平谷劉家河附近；也有學者對白云觀出土戰國陶罐上的陶文進行考釋，認為白云觀遺址附近就是戰國燕國上都薊城之所在。

二、《水經注》薊縣故城位置分析

（一）歷史文獻記載的《水經注》薊縣故城的位置分析

《水經·?水》記載：“（?水）過廣陽、薊縣北。”酈道元注云：

漂水又東徑廣陽縣故城北，?水又東北徑薊縣故城南。《魏土地記》曰：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徑其北，蓋經誤證矣。???????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源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游矚之勝所也。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其水又東入?水。?水又東，徑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浮圖，建剎，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基址盤固。???????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徑燕王陵北，又東徑薊城北。又東南流，《魏土地記》曰：薊東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水。

在這段文字中，酈道元提到了薊縣故城和薊城，那么二者是否就是一座城呢？如果薊城就是薊縣故城，說明后期薊城繼承了前期薊城，那么就不會有薊縣故城遺址的存在，《水經注》也根本沒有單獨提出“薊縣故城”的必要，直接記錄?水經薊城南就可以了。根據常征的研究，《水經》成書于東漢延熹元年（158年）至中平六年（189年）之間的31年當中。按照《水經》的記載，東漢末年?水流經廣陽縣、薊縣之北，廣陽故城在今房山區的廣陽城村，薊縣即《水經注》中的薊縣故城。但依據成書于北魏的《魏土地記》記載，當時?水卻流經廣陽故城北，薊縣故城和薊城南，而不經薊縣故城北，故酈道元認為《水經》錯誤，其實不是《水經》有誤，而是?水改道所致。根據尹鈞科的研究，北魏時，廣陽縣治遷移至今大興區黃村鎮南約二十里處，故《水經注》稱原廣陽縣城為故城。此時，薊縣治所也遷移至后期薊城處，故前期薊城在《水經注》中稱薊縣故城。北魏時，?水先流經薊縣故城南，然后流經薊縣城南，?水繼續東流，有洗馬溝水流入。洗馬溝水來自薊城西側大湖，大湖水源來自薊縣西北平地，泉水匯流成河，稱作薊水，注入大湖。洗馬溝水從大湖流出，沿著薊縣南門向東流過，匯入?水。從《水經注》以水為綱描述其所經的地理事物的順序來看，顯然薊縣故城在北魏薊城的西側，且與薊城西的大湖關系密切，故而有“蓋燕之舊池也”的描述。北魏薊城即是東漢以后的薊城。趙其昌認為前期薊城的地點之一在京西八寶山以西略北地區，即石景山區古城一帶，但該位置明顯與北魏時?水的流向不符。因為古城村位于廣陽城村正北，?水流經廣陽故城北后，再向東北流，無論如何也無法流向石景山古城附近，因此趙其昌所認為的前期薊城在古城村一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同時，按《水經注》描述，薊縣故城在北魏薊縣城之西，因此趙其昌推測其在后期薊城南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依據以上分析，《水經注》薊縣故城只能位于北魏薊縣城的西側不遠處。那么，新舊薊城之間的距離有多遠呢？根據《史記·樂毅傳》，公元前284年，燕國大將樂毅伐齊，攻占齊國都城，將齊國宮室珍寶運到燕國都城，“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燕元英、磿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唐代薊縣設在幽州城內，幽州城即東漢以后的薊城。按《括地志》所說，元英、磿室二宮在薊縣西四里，這兩個宮殿在前期薊城之內，這樣看來，前期薊城距離后期薊城不會超過四里。

（二）考古發現所揭示的《水經注》薊縣故城與后期薊城位置之關系

雖然20世紀50年代以來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發現較多的井圈，但趙其昌在考古工作中發現，出土于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的所有井圈都是井的下半部陶圈，即陶井圈并沒有出露地表，其最上層與現有地表有一段距離。陶井的分布情況，包括陶井的上部結構、井口設施等都不清楚。并且北京市區內的地下堆積中多為遼金元明時代遺物，漢代、戰國時期的文化層很少見。趙其昌認為陶井上部缺失和戰國、漢代文化層缺失應是受到洪水沖刷的結果。1974年，趙其昌在發掘白云觀西側遺址時，發現北側的沙層中間常常夾帶一些夾砂紅陶碎片，陶片又常常具有棱角磨光的現象。他推測紅陶棱角磨光是水的作用造成的，即陶片長期被水沖刷的結果，并且從陶片與流沙混合夾雜的現象分析，認為應是從上游被水沙運移至此。夾砂紅陶片屬于戰國時代的遺物。綜合分析來看，《水經注》薊縣故城當在后期薊城的上游，也就是說洪水沖毀了薊城，水沙挾帶陶器，破碎成片，砂礫使陶片棱角磨光，流向下游。

早在1957年，趙正之、舒文思發表《北京廣安門外發現戰國和戰國以前的遺跡》一文，稱在廣安門外橋南700米處的護城河西岸椿樹館一帶的地下土坑中發現戰國及戰國以前的遺跡，文化層中夾有粗細繩紋陶片、碎繩紋磚、瓦礫、陶鬲腿、陶豆把和饕餮紋的殘半瓦當等。饕餮紋半瓦當，長久以來被認為是燕宮常用的瓦屋構件，其為戰國遺物似無可疑。其他出土的陶器，經鑒定年代最早的接近西周時代。1963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在《考古》雜志發表一篇簡訊《北京西郊白云觀遺址》，該文在引用趙正之、舒文思一文的注釋中加了編者按：“根據我所的幾位同志前往現場觀察所得的結論，椿樹館附近發現的饕餮紋瓦當，系出自遼金時代的堆積層中，出瓦當的地方，并無戰國時代堆積層。”如此看來，1957年椿樹館附近的考古發現結論并不確切，不能以此證明前期薊城位于此處。在遼金時代堆積層中出現孤零零的饕餮紋瓦當，顯然該瓦當來自其他地方，根據趙其昌的研究，很可能是洪水從上游將其沖刷至此的。從薊城所在的地形條件和?水的流向來看，薊縣故城應該在東漢以后的薊城西側，洪水才能將前期薊城內的各種殘跡搬運至此處。當然，薊城東側還有高梁河，但根據岳升陽的研究，古高梁河沉積約在2000—1900aBP已經由河流相逐漸向湖泊相轉變，其時代相當于西漢末期到東漢初期，東漢中期什剎海開始成湖。據此可知，當時高梁河顯然已經不是一條規模很大的河流，薊城不太可能在東漢末期出現從東邊過來的能夠將地面沖毀那么強烈的洪水規模，因此前期薊城位于東漢以后薊城以東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趙其昌在其設想前期薊城的第二個位置即北京外城廣安門外以西時曾說：“如果設想，燕宮所在的前期薊城，原在幽州薊縣即后期薊城之西數里處，而由西來的洪水沖刷，使瓦當等物隨水東移數里，息足于后期薊城內西南側，這與文獻記載倒是兩相符合了。同時，后期薊城之西，數里之內，尚未發現戰國、漢代墓葬等抵牾資料。”雖然如此，但廣安門以西前期薊縣故城區域考古資料缺乏的原因在于北京市從未在后期薊城以西即廣安門外地區做過大規模考古工作，故考古資料較少，因此不能據此判定薊縣故城不會在此處。相反，趙其昌卻認為這里最有可能是前期薊城所在的位置。

（三）“會城門”地名與《水經注》薊縣故城位置的關系

地名是歷史地理研究的一把鑰匙，通過有效利用當代地名和歷史地名分析、提取地名中隱含的歷史地理信息，十分有助于學術研究。金中都城門當中的個別名稱就保留了這樣的歷史信息。金代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擴建燕京城，改稱中都。金中都在原燕京城，也就是后期薊城的基礎上向東、南、西三面擴展，金中都城門一說有十二座，一說有十三座。金中都北城垣有三個門，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有四個城門，但不管怎樣，其中最西邊的城門都稱作會城門（圖1）。金中都在金朝末年遭到戰爭破壞，會城門附近形成一個村落，叫會城門村，后因城市化而拆遷，今海淀區在原址建有會城門公園。會城門是在中都城擴建以后形成的新城門，原來在燕京城西城垣以外。關于“會城門”一名中的“會城”，有學者關注過其含義，但多望文生義，不理解其真實內涵。“會城”并不是指代金中都，歷史上金中都沒有“會城”的說法。那么，“會城”指代的是什么呢？這要從地名學的角度來分析，“會城”在地名學上是有其特殊含義的。

會城作為地名，在《水經注》中就已經有了相關記載。《水經注·濟水》云：“濟水又東北，迤為淵渚，謂之平州。漯沃縣側有平安故城，俗謂之會城，非也。按《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王莽曰鴻睦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縣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根據這段文字可知，漯沃縣的平安故城“俗謂會城”，是指民間將該古城遺址稱作“會城”，本身并不是說該城就叫作會城。從文中的“非也”可知，酈道元認為稱作“會城”是錯誤的，而應叫作平安城，這是由于酈道元沒有理解民間對于古城遺址的稱謂和古城真實名稱之間的關系而導致的誤解。另《水經注》中有記載“（野溝水）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徑延鄉城北”。延鄉城遺址在今山東省濱州市博興縣湖濱鄉安柴村西約一里與今山東省淄博市桓臺縣交界處，《齊乘》記載說“（延鄉城）俗又云會城”，今稱會城遺址。劉銘三、李冠軍認為會城遺址與《水經注》平安古城實為一城。從上述文獻記載來看，《水經注》中的“俗謂會城”、《齊乘》中的“俗又云會城”均表明民間自古就有把古城遺址稱作“會城”的習俗，今日依然如此。

“會城”是民間對古城遺址的稱謂，有時在文字上也寫作“回城”或“灰城”，這是用不同漢字記錄地名發音的結果。在北京地區、河北廊坊和山東鄒城一帶，均有稱作回城或灰城的村落，且都與古城遺址有關系。

北京市大興區鳳河沿岸有大回城村，村北有東漢回城故城遺址。據《資治通鑒》記載，此城初建于東漢初平四年（193年），為公孫瓚所筑，史書中多稱“薊東南小城”。城內曾出土過銅馬具、馬骨、尸骨坑，發現過漢代陶井、陶罐等。《舊唐書·地理志》中有“沃州本寄治營州城內，州陷契丹，乃遷于薊縣東南回城，為治所”的記載，回城之名延續至今。鳳河歷史上曾為永定河故道，該城很可能毀于早期的洪水。

廊坊地區原有稱作“灰城”的村落，曾是歷史上的安次縣城遺址。安次至少在西漢初已經設縣，最初縣治（即縣城）在今廊坊市西的古縣村，延續時間長達820余年。唐武德四年（621年），受永定河洪水影響，安次縣治南遷至石梁城，但因此處地勢低洼，易遭受水患，貞觀八年（634年）縣治又不得不向西北遷至常道城（今九州鎮北常道村）。安次縣自石梁城遷走后，城址廢棄，后形成村落，稱作灰城，《東安鄉土地理教科書》記載：“石梁城，《方輿紀要》云在舊州頭東南五十里，即今灰城也。”該村已于1954年被永定河大水夷平淤沒。

在北京市房山區，同樣也有一個回城村，據《水經注》記載圣水時說：“東過良鄉縣南，圣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徑良鄉縣故城西，王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而東南流徑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圣水。圣水又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圣水。圣水又東徑其縣故城南，又東徑圣聚南，蓋借水而懷稱也。”北魏良鄉縣城在今竇店鎮古城，圣水即大石河，北魏時流經古城之東，西折，至回城村西東流，流經回城村南，東至琉璃河燕都遺址，即《水經注》所描述的“圣聚”，圣聚西側為良鄉縣故城，據此可知回城村即為良鄉縣故城遺址所在。

今山東省鄒城市有灰城子村，位于沙河之畔，因有一古城遺址而得名，據《鄒縣金石隘編》記載，清道光年間“縣東北數十里有地名虺城”。“虺”音huī，“虺城”即“灰城”。

可見，這幾個被稱作回城或灰城的村落，基本上都與古城遺址有關，且這些古城多位于河流附近，似乎與洪水破壞有一定的關系。

上述幾個案例提到的會城、回城、灰城，其中“會”“回”“灰”皆為同一語音之轉音，是用發音相近的不同漢字記錄民間對古城遺址的同一稱謂。據此分析，金中都會城門的來由，當與古城遺址有關。

“會城”地名線索似乎印證了《水經注》薊縣故城位于東漢以后的薊城西側不遠處的結論。從元英、磿室二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的記載來看，宮殿位于薊縣故城之內，那么前期薊城與后期薊城的距離肯定不超過四里，雖然前期薊城規模大小尚不明確，但前期薊城和后期薊城距離很近是一定的，故在后期薊城之西有古城遺址，民間稱作“會城”。金中都擴建，向西、南、東延展三里，擴建后的中都西城墻顯然延及前期薊城遺址，北城墻最西側城門當與此遺址相遇，因此稱作“會城門”。另外，會城門所指代的古城遺址不可能指后期薊城，因為后期薊城自西晉至遼代西城垣一直未動，處于持續利用狀態，并不是古城遺址狀態，不會有“會城”的說法。類似于“會城門”這種利用古城遺址命名的方式在后世也有案例，如明清時期修建南海子圍墻，在有古城遺址的大回城村附近開設大門，稱作回城門。

金中都會城門是利用地物命名的，中都城門利用附近地物命名的還有麗澤門。麗澤門位于中都西城垣三門當中最南端，是以門外泉水命名的。明永樂《順天府志·宛平縣·山川》載：“百泉溪，在宛平縣西南十里，舊城麗澤關南，平地有泉三十余穴，東南流入大興縣境，通柳河村。”《遼金京城考》說：“麗澤關即麗澤門外之關廂，今之水頭莊北，地多泉穴，疑即百泉溪，麗澤門當在其東。”

三、《水經注》薊縣故城位置及其被

洪水沖毀的時間

會城門村在白云觀以西一里多地，前面依據《括地志》記載，《水經注》薊縣故城距離后期薊城不超過四里，而金代擴建中都城，向西延展三里，當與前期薊城遺址相遇，故金中都北城垣西北城門稱作會城門。從1928年順直水利委員會實測《順直地形圖·北京及其附近》的1:50000地圖（圖2）來看，在會城門村、木須地村（木樨地）以西，蜂窩村至什方院村一線以北，果廠至普惠寺一線以南一帶地勢較高，是一片臺地，北側和東側為古金溝河故道。圖上可見臺地南面地勢低洼，有跑馬場的標記，這里是古代蓮花池，因位于前期薊城南側，故《水經注》稱其為“燕之舊池”。自清末《天津條約》簽訂后，外國公使住進京城，西式生活習慣也引進北京。西洋人經常舉行賽馬會，蓮花池一帶因地勢空曠平坦而被征用為賽馬場。《管子·乘馬第五》記載：“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從古代都城選址的規律來說，這片臺地背依西山，前臨大河，易守難攻，適合筑城，很可能就是前期薊城所在。

《水經注·?水》還有關于薊丘的記載：“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薊城得名來源于薊丘，薊丘最早出現于《戰國策》，據《戰國策·燕策二》記載樂毅報燕昭王書，其中一段提到薊丘：“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于歷室，齊器設于寧臺。薊丘之植，植于汶皇。”公元前304年，燕昭王命樂毅伐齊，占領齊國大部領土，將薊丘上的樹木種植于汶水之濱。既然《水經注》薊縣故城在北魏薊城之西，那么酈道元所說的薊城內的薊丘就不是真正的薊丘。薊丘很可能是薊城坐落的丘崗之地，也就是說應該在會城門村以西的土丘一帶。劉元章在對北京地鐵10號線沿線蓮花池區域地層資料進行分析時發現，在蓮花橋地鐵站以北區域的2米地下明顯存在一南北長約365米的基巖凸起，為一孤立的小丘。根據過去1500年內總體沉積厚度分析，推測此丘當時出露地表的高度約為8米，這在平原區應該是一處明顯的突出物，因此懷疑其為著名的“薊丘”。該基巖凸起恰好與會城門以西的臺地重合，該臺地即是前期薊城所在的薊丘。

薊城故城后來因暴發洪水而被沖毀，其遺址被民間稱為會城。《水經》在說到?水出山之后“過廣陽、薊縣北”，按《水經》成書于東漢延熹元年至中平六年之間，這說明當時薊縣故城還未遭受洪水。《水經注》所引《魏土地記》則曰“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此薊城即后期薊城，說明前期薊城已毀（圖3）。據曲英杰研究，《魏土地記》當成書于曹魏時期。由此，可以大概確定薊縣故城約毀于東漢末期至曹魏初期這一時間段里。

《水經注》中的?水即今永定河，永定河塑造了北京小平原，為北京城的成長發育提供了基礎，但同時永定河也是一條害河，對歷史上北京城的發展演變產生了重要影響。尹鈞科、吳文濤在《歷史上的永定河與北京》一書中曾這樣評價：“北京地區歷史上各種自然災害以水災最為嚴重，而水災中又以永定河水災為首，發生頻率既高，對北京城的威脅也最大，極大程度上影響著北京城的發展變遷。”《水經注》中有北京地區最早的有關永定河水災的記錄，晉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夏六月：“洪水暴出，（車廂渠）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車廂，所在漫溢。”遼金以后，北京成為都城，元明清時期北京長期作為“大一統”王朝都城，而永定河水害愈演愈烈，北京城也始終處于永定河洪災的威脅之下。《水經注》中關于薊縣故城的記載以及當代考古資料所證實的薊城城址遷移與?水洪災的關系，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結語

綜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結論：首先，依據酈道元《水經注》原文分析，薊縣故城與北魏薊城不在一處，按照《水經注》以水為綱記錄事物的寫作規律，可以判斷薊縣故城應位于北魏薊城西側；同時，唐代文獻記載燕國宮殿位置的記錄也說明前期薊城在后期薊城西側不遠處。其次，當代考古發現的西晉薊城城垣疊壓于東漢墓葬之上，說明東漢以后的薊城相對于早期的薊城城址發生了位移，并且廣安門附近的考古資料證實前期薊縣故城毀于洪水，且出土的燕國時代器物的流水沖刷痕跡和出土地層時代差異也證明前期薊城與后期薊城的位置不在一處。再次，我們認為，前期薊城遺址在地名學上還保留有印記，后世金中都城門會城門的“會城”即來自該故城遺址，也說明《水經注》所記載的薊縣故城位于北魏薊城即后期薊城西側。因此，無論是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是地名資料，均證實了前期薊城位于后期薊城西側不遠處。最后，我們認為，與薊城形成關系密切的薊丘應當在今北京西站以北，木樨地以西的高崗地帶。并且，根據《水經》和《水經注》所引《魏土地記》的成書時間，大致可以判定前期薊縣故城遭受洪水毀壞大約發生在東漢末和曹魏初期這一時間段內。

作者：陳喜波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耿 曈

校對：宋柄燃

審訂：周 煜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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