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的AI大戰，包括Meta、OpenAI在內的各方硅谷巨頭都在爭搶華人科學家，細扒這些硅谷叱咤風云的華人科學家的學術背景，令人驚訝的是，大多來自清華北大的中國人。賺錢固然沒有錯，但我們更想問的是：科學家真的沒有國界嗎？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沖破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帶著妻子和一雙兒女登上了回國的輪船。

周恩來總理后來評價：“中美談判15年沒實質成果，但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這就值了?！?/strong>

而半個多世紀后，他的親侄子、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卻在領獎后公開宣稱：“我是美國科學家，不是中國的科學家。”這對叔侄截然不同的選擇，將“科學家是否應該有祖國”這個百年命題再次具象化。

錢學森的選擇：個人命運與國家使命的綁定

錢學森回國從來不是簡單的“學術遷徙”。

他在美國已是麻省理工最年輕的正教授、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被美軍方譽為“火箭技術領域最偉大的天才”。

但當他提出回國時，美國海軍次長金波爾咆哮道：“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師，寧可槍斃也不能放走！” 隨后便是長達5年的軟禁和監視，直到中美日內瓦會談后他才得以脫身。

錢學森致陳叔通的求救信

錢老一家在回國的甲板上

回國后，錢學森主導的“兩彈一星”工程讓中國擺脫了核訛詐，他提出的“系統工程”理論更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這種將個人學術生命與國家存亡緊密綁定的選擇，背后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科學救國”的集體信仰。正如他晚年所言：“‘錢學森’這個名字已不屬于我個人?！?/p>

楊利偉神舟五號返回后專程探望錢老

錢永健：科學成就與身份認同的割裂

與叔叔不同，錢永健 1952 年出生于美國紐約，父親錢學榘是錢學森的堂弟，1935 年赴美留學，1944 年起定居美國，從事航空工程研究，曾任職于美國波音公司等企業，在航空領域有一定成就。

錢永健自幼對科學表現出濃厚興趣，童年時喜歡在自家地下室進行化學實驗（包括與火藥相關的探索），這種對科學的好奇心為他后來的學術道路奠定了基礎。

錢永健的學術道路堪稱 “開掛”：他先后在哈佛大學獲得化學和物理學士學位，在劍橋大學獲得生理學博士學位，此后歷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化學、生物學、醫學等交叉學科。

他的核心貢獻是對綠色熒光蛋白（GFP）的改造與應用拓展。GFP 最初由日本科學家下村修發現，而錢永健團隊通過基因工程技術優化了 GFP 的發光效率，開發出多種顏色的熒光蛋白變體（如藍色、黃色等），使其能更精準地標記細胞內的蛋白質、細胞器等，讓科學家可直觀追蹤活體細胞的動態過程（如細胞分裂、蛋白質運輸等），被學界譽為 “顯微鏡里的革命”。

2008年，他因改造綠色熒光蛋白（GFP）獲得諾貝爾獎。

但他在臺灣演講時的一句“我是美國科學家”，讓國內輿論嘩然。

更引發爭議的是他補充的觀點：“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于開放的社會?！?/strong>這句話被解讀為對祖國科研環境的隱性否定。

事實上，錢永健從未在中國生活，連中文都不熟練，他的學術成就完全依托美國的教育和科研體系，其他國家對科研如何根本無從談起。

科學無國界？歷史給出的復雜答案

表面看，叔侄倆的差異只是個人選擇，但深層次卻折射出科學與國家關系的永恒矛盾。

科學精神確實具有普世性。錢永健的熒光蛋白技術被全球實驗室使用，下村修（日裔）、查爾菲（美籍）與他共同獲獎，正是跨國合作的典范，但科學的應用卻難以脫離國家利益。錢學森的火箭技術直接服務于中國國防，美國曾因放走他懊悔不已。同樣都是為人類做出貢獻，倘若科學家真的無國界，美國為何不為他感到高興呢？

更殘酷的是，歷史證明科學家失去祖國庇佑往往代價慘重。

當我們審視那些失去國家庇佑的科學家的命運時，會發現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無論多么杰出的頭腦，一旦失去國家支持系統的庇護，其學術生命和個人命運都可能面臨難以想象的困境。

利奧?齊拉特（Leo Szilard），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物理學家，核鏈式反應的先驅之一。納粹上臺后，他因猶太身份被迫逃離德國，輾轉奧地利、英國，最終流亡美國。流亡期間，他不僅要躲避納粹追捕，還因 “外來者” 身份難以獲得穩定科研支持。

盡管他曾推動愛因斯坦向羅斯福寫信，促成 “曼哈頓計劃”，但戰后因反對核武器濫用被美國政府猜忌，科研資源被削減，晚年在孤獨中致力于和平運動，1964 年因癌癥去世，生前始終未能回到故土。

伊雷娜?約里奧 - 居里（Irène Joliot-Curie），法國物理學家，居里夫人之女，1935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與丈夫發現人工放射性）。二戰期間，法國被納粹占領，她因猶太血統（母親居里夫人是波蘭裔猶太人）被迫逃離巴黎，實驗室被納粹征用，研究成果被掠奪。

流亡期間，她不得不隱藏身份，在鄉下秘密進行科研，因缺乏設備和安全保障，身體受到放射性物質嚴重損害，1956 年因白血病去世，生前未能完全恢復戰前的科研條件。

這些科學家的遭遇折射出一個殘酷現實：國家不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科研資源、安全保障與學術共同體的依托。當戰爭、暴政或意識形態沖突摧毀這一依托時，即便如他們般頂尖的頭腦，也可能淪為時代的犧牲品。

那些關于"科學家無祖國"的浪漫想象，在現實政治面前往往不堪一擊。

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家的國籍問題從來都不是簡單的身份認同選擇，而是關乎學術生命存續的根本保障。

錢永健的幸運在于，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他從未需要面對這種抉擇。

結語

與其爭論“科學家該不該有祖國”，不如思考如何平衡服務祖國與造福人類的關系。錢學森用“系統工程”推動中國科技進步，同時貢獻了卡門-錢方法等全球性理論；屠呦呦從中醫古籍中發現青蒿素，最終拯救數百萬瘧疾患者——他們的成就既源于國家支持，又超越了國界。

科學家可以自由選擇國籍，但科學成果永遠無法脫離現實政治。

兩者無所謂對錯，但歷史會記住——有些科學家讓祖國挺直脊梁，有些則讓人類看見微觀世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