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天，新中國對軍事領導機構進行了重要調整，確立了“八總部”體制。在這個新體系里，總參謀部的位置非常關鍵。它名義上是負責軍事指揮的核心部門，但實際工作遠遠超出了打仗的范圍。

在當時，總參謀部面臨一個難題：如何與國防部劃分清晰的職責？兩部門的工作存在很多交叉。總參還需要協調來自不同部隊、不同將領的各種看法，平衡各方面的關系。

同時，全軍的戰備、訓練、編制調整等繁重日常事務，也都由總參統籌管理。中央對這個崗位的人選要求很高：坐這個位置的人，不光要會打仗、懂軍事，更要懂得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能夠在各方之間做好平衡協調。

第一任總參謀長聶榮臻，因健康原因請辭后，中央經過考慮，任命在解放戰爭中有出色表現的粟裕大將接替。粟裕將軍的軍事指揮能力毋庸置疑，但他接手總參工作后，很快遇到了挑戰。

主要矛盾點出在文件報送流程上：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認為，總參謀部的重要文件應該先送到國防部，由國防部審閱后再轉呈中央。但粟裕堅持總參的文件可以直接上報中央。

1957年，粟裕和彭德懷一同訪問蘇聯。在莫斯科，粟裕向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提出，希望對方能提供一些蘇軍編制資料作為中方軍隊建設的參考。這本是一次正常的軍事交流，但此事被匯報后，在國內被一些人曲解，引起了彭老總的一些看法。

粟裕在總參謀長位置上的工作風格，和他個人的性格密切相關。他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時，以思維縝密、戰術周密著稱，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最好體現。但戰場上的果決和高效，放到需要處理復雜人際關系和大量行政工作的崗位上，就顯得不太適應。

粟裕在面對總參和國防部之間關于文件流程的討論，他給作戰部部長張震的指示非常直接：“文件該送到哪里，你就送哪里！” 這個干脆利落的命令，在實際操作中卻使得部分文件在傳遞環節被耽擱，結果引來了一些議論。

就在粟裕在總參謀長位置上遇到協調難題的同時，另一位開國大將陳賡，則以擅長處理復雜關系、化解矛盾而聞名。

陳賡大將的這種能力在1955年籌劃一江山島戰役時表現突出。當時，負責戰役全局指揮的國防部長彭德懷，最初傾向于采用傳統的陸軍強攻登陸方案。而具體負責前線指揮的張愛萍，則提出了一個在當時頗為大膽的想法：組織陸、海、空三軍進行首次協同作戰。

兩位高級將領在作戰思路上產生了分歧。陳賡參與了決策過程。他仔細研究了張愛萍的方案，認為這個三軍協同的計劃不僅大膽，而且具備可行性，是未來作戰的發展方向。同時，他也充分理解彭德懷作為統帥，對整個戰役后勤補給線安全的擔憂是合理的。

陳賡沒有簡單地支持某一方，而是在中間做了大量溝通工作。他一方面向彭德懷詳細解釋張愛萍方案的細節和優勢，肯定其價值；另一方面，他也坦誠地向張愛萍轉達了彭總對后勤保障方面的顧慮。

最后，陳賡提出了一個折中建議：在原則上采納張愛萍的三軍協同作戰方案，但同時增調一支預備隊，專門負責保障補給線的安全，以解決彭德懷的擔憂。

這個建議得到了雙方的認可。陳賡這種能在高級將領之間有效溝通、理解各方立場、找到共同點、化解分歧的能力，正是總參謀長這個協調樞紐崗位所迫切需要的核心素質。

陳賡大將不僅協調能力突出，他的軍事資歷也極為深厚。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畢業生。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就出任黃埔學生隊的營長。而那時，后來的軍事將領粟裕，還只是南昌起義部隊中的一名班長。

抗日戰爭初期，陳賡擔任八路軍第129師386旅旅長。386旅在他的指揮下，兵力發展到7000多人，在華北敵后戰場打出了威名，神頭嶺、響堂鋪等伏擊戰都成為經典戰例。同一時期，粟裕雖然也在新四軍指揮作戰，表現出色，但其直接指揮的部隊規模相對小一些。

1954年，中央決定重組總參謀部，粟裕被任命為總參謀長。陳賡也被調入總參謀部，出任副總參謀長。當時總參謀部設立了多達11位副總參謀長，但實際在總參機關坐班、處理日常事務的主要是四位：陳賡、李克農、張宗遜、張愛萍。

陳賡很快就在這四位實際履職的副總長中，承擔起了大量繁重具體的工作。當總參謀長粟裕因其他重要會議、視察或臨時任務需要離開北京時，總參謀部的日常運轉工作，通常就由陳賡負責處理。他實際上承擔了保障總參這個軍事指揮中樞在總長離京期間正常運轉的關鍵角色。

1957年12月，陳賡從蘇聯考察回國不久，在北京家中突然倒地昏迷。醫生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搶救三小時才恢復意識。他醒來第一句話是詢問哈軍工的教材進度。主治醫師黃宛嚴肅警告：1933年在上海被捕時遭受的電刑舊傷已使得陳賡的心肌永久損傷，加上朝鮮戰場長期勞累，心臟功能嚴重受損，隨時可能發生危險。

但陳賡只在病床上休息了兩周，就把心電圖儀搬進書房，邊檢測邊批閱文件。秘書回憶他常左手壓著胸口止痛，右手寫字，襯衫左胸位置因此磨出大片破損。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期間，粟裕因工作爭議受到批評。此時陳賡正躺在隔壁房間吸氧。醫生禁止他參會，他便讓警衛員每小時通報會議進展。得知粟裕卸任總長后，陳賡沉默許久，對妻子傅涯說：“我這樣子，扛不動總參的擔子了。”

1959年初，總參謀部召開戰備會議。陳賡發言時突發心絞痛，冷汗浸透軍裝仍堅持站立匯報。會后軍委副主席聶榮臻主動找他談話：“國防科委需要一位懂技術的負責人牽頭，這個崗位不像總參那樣需要日夜連軸轉。”陳賡當晚向軍委遞交請調報告，坦誠寫道“心臟不堪重負，恐耽誤軍國大事”。

同年9月，陳賡正式調任國防部副部長，主管導彈與核武器研發。移交總參文件時，他將多年積累的協調筆記留給接任者，其中詳細記錄了各軍區主官的性格特點與溝通要點。作戰部參謀王政柱回憶：“陳賡同志離任前特意叮囑，送彭總的文件要附上數據簡表，他習慣先看結論。”

轉崗國防科技后，陳賡的辦公地點常設在醫院。1960年蘇聯專家突然撤離時，他拔掉輸液針頭趕往火箭試驗場，在零下20度的戈壁灘連續工作9小時，最終確定了導彈燃料的自主配方方案。返京后因高燒昏迷，病中仍記掛著“空氣軸承要攻關”的技術難題。

1961年3月，陳賡在上海休養期間，堅持每天聽取科技工作簡報。3月16日早晨聽取核爆模擬數據匯報后，起身取資料時猝然倒下。

在陳賡的追悼會上，彭德懷在棺木旁佇立良久，1956年陳賡代理總參謀長期間，曾主持修訂全軍協同作戰條例，首次明確了海空軍在戰役中的指揮權責，但因次年他病情加重，條例未能及時推行。

1957年陳賡訪蘇時記錄的12本工作筆記中，有7頁涉及總參機構改革構想，包括設立軍種協調辦公室的設想，這一架構直到1985年百萬大裁軍時才得以實現。軍史研究者徐焰評價：“歷史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但他的解題思路，超越了時代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