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外景。（來源：紀念館官網）

美籍華人魯照寧（左）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文物史料。受訪者供圖

不久前，美籍華人魯照寧將其搜集的89件（套）反映日軍在南京等地暴行的抗戰文物史料，無償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是他20余年捐贈生涯中的又一次捐贈。從2004年起，魯照寧已向全國各地抗戰紀念館捐贈近3000件（套）史料。

“把日軍暴行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我們離開這座城市時，最后看到的一幕是，300名中國人在江堤附近被有計劃地處決，此前這里的尸體已堆積到齊膝深……這是過去幾天南京慘狀的典型寫照。”這是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駐華記者阿契包德·斯蒂爾1937年12月15日從美國軍艦“瓦胡”號發往美國報道中的一段話。在捐贈儀式現場，讀到這些字句時，魯照寧幾度哽咽。

在這篇名為《在地獄般的四天》的報道中，記者斯蒂爾講述了日軍在南京的種種暴行。這篇報道發表在1937年12月18日出版的《舊金山紀事》第2版上，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目前館藏的國際社會有關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最早報道原件。

在魯照寧此次捐贈的文物史料中，有很多報紙原件記錄了當年日軍飛機轟炸南京的慘狀。例如1937年9月23日的《紐約時報》頭版這樣寫著：“昨天，50架日本飛機對南京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兩輪空襲。在最后一枚炸彈落下后，超過200名平民傷亡。”當天的《芝加哥每日論壇》也報道：“50多架日本飛機參與空襲，向城市投下200多枚炸彈，造成200多名中國平民傷亡，多數集中在城市最貧困區域。許多人被燒死，下關長江邊貧民窟的草棚如火柴盒般被點燃……街道上滿是肢體殘缺、被燒焦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尸體。”

在魯照寧搜集、捐贈的文物史料中，很多令他心意難平。例如，在他捐贈的1937年12月6日美國《紐約時報》和1937年12月14日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上，均轉載了有關兩名日本軍官進行“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報道。報道稱，來自上海前線的一份電報詳細介紹了兩名日本軍官之間的一場比賽，看誰先殺死100名中國人。年紀分別為25歲和26歲的日本軍官，把賭注押在了這項成就上。魯照寧說：“這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首次收到西方媒體報道關于‘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報紙原件，說明‘百人斬’殺人競賽的殘暴行徑在當時就引起了國際社會關注。”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展廳里，如今能看到魯照寧捐贈的不少文物史料，其中有一張“頭顱抽煙照”觸目驚心：一名中國男子的頭顱被卡在鐵絲和木頭做成的護欄中，面部遍布累累傷痕和斑斑血跡，嘴中被塞進一支香煙。魯照寧回憶：“2004年，我偶然在網上看到一本1938年1月10日的美國《生活周刊》，這是南京淪陷后的第二十八天。這幅圖片真是讓我震驚，它反映的場景血腥、殘忍、變態。”

“當時海外媒體的這些報道，清晰地把日軍的暴行暴露在世人面前，這是來自第三方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魯照寧說。

“我相信歷史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在捐贈史料的華僑華人中，魯照寧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南京人，也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后代。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有一面高3.5米、長近80米的墻壁，密密麻麻地印著遇難同胞的名字。其中的“魯葆寅”，是魯照寧的二爺爺。魯照寧說：“父親告訴我，南京淪陷的第二天，我父親的二叔留在南京看家，聽到敲門聲，他下樓開門，被日軍刺死在自家門口。這不是屠殺是什么？”

魯照寧的姑奶奶魯美音，是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英烈碑上記錄的唯一一位女航空英烈。魯照寧介紹，日軍侵華期間，公然違反國際法，對民航飛機實施無差別攻擊。1940年10月，空中乘務員魯美音所在的飛機遭到日機掃射。飛機緊急降落后，快要離開機艙時，她聽到嬰兒啼哭，便折返營救，途中不幸中彈身亡，年僅26歲，并且已經懷了身孕。

日軍侵華期間，魯照寧的家族中有6名親人遇難。先輩的這些歷史，他是后來在與長輩的交流中逐漸了解的。

16歲那年，魯照寧隨父母赴美定居，大學畢業后一直供職于紐約電力公司。上世紀末，他在華人報刊上看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新聞，這讓他聯想到小時候母親告訴他，日軍侵華期間，外公曾被日本軍人扇耳光，掉了兩顆牙齒。2000年，他讀到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的著作《南京浩劫：二戰中被遺忘的大屠殺》，首次全面了解這段歷史。后來看到日本右翼分子瘋狂攻擊該書及其作者，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他開始有意識地在網上搜尋、整理日本侵華戰爭相關史料和證據。他這樣解釋：“我要用第三國的文字記錄、信息、圖片來反駁這些污蔑、謊言，我相信歷史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魯照寧一般通過國際拍賣平臺收集、購買資料。在他的印象中，花費最多的一份資料是《日本侵華戰爭日記》合訂本（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12月31日），為此他花費了1001美元。為了獲得足夠資金，退休前約20年間，他經常通過加班賺取費用。“一年工作了別人兩年半的時間。我們正常一天工作8小時，超過的部分按1.5倍收入計。我有時熬通宵，有時周末加班。”

除了金錢之外，魯照寧花費最多的就是時間。他介紹：“退休前，除了工作時間，我每天必須拿出4個小時在網絡上搜尋日本侵華戰爭的史料，真的沒想到這一做就是20多年。”

“收集抗戰資料是我的使命”

在魯照寧第一次捐贈歷史資料時，家里人是反對的。彼時的他賺取的工資在當地雖屬于中等收入，但需要支撐一家人的開銷。他執意通過加班獲得報酬，把很多支出投進看不見回報的收藏。他回憶說：“最初，家人覺得我瘋了，好好的日子不過，偏要跟幾十年前的紙張較勁。”

轉折發生在2015年，魯照寧和妻子返回南京。當看到丈夫捐贈的史料在紀念館展廳占據整面墻壁，當聽到各國參觀者對這段歷史的公正評價，她意識到丈夫這些年從事的這份事業的重要性。“現在每次收集資料，我的家人都幫忙整理復印件，他們都在支持我，讓我有動力有信心繼續找下去。”

在搜集史料過程中，魯照寧需要面對許多挑戰或“雜音”。有的收藏者為了生財，蓄意抬升史料價格；有的文物在郵寄過程中丟失，即便有快遞號碼也無法找回，這讓他十分遺憾；有的人看到了商機，愿意高價收購他獲得的資料，對此他一概拒絕。他說：“這個世界上，不是任何東西都能買賣，我每次都是無償捐贈給博物館。”

一些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有時會問魯照寧，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了超過半個世紀，雖然可以在書上、在媒體報道上看到，但這與我們如今的生活有什么關系呢？他總是這樣回答：“一個民族的命運就是每個家庭的命運，一個民族的歷史就是每個家庭的歷史。我們都會老去，也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歷史不會。”

20多年來，陪伴魯照寧最多的是那臺已經過時的電腦和里面存儲的大量二戰史料，這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記憶之一。“大家看到是這些數據、資料，但對我來說，這些資料的來源和它們背后的故事，我都牢記在心。”他說，“收集抗戰資料是我的使命，我會一直做下去。”（彭訓文 王佳儀 周奕璇）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7月04日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