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

每年6月底到7月初，正是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總有人會向我這個大學教授咨詢選大學或選專業的問題。不過，跟前些年相比，這幾年奇葩問題越來越多了。比如，有家長問，文科是不是靠死記硬背？還有家長問，聽說家里沒背景就不適合學經濟管理？我不知道（其實知道）這股污名化文科的歪風從何吹來，但總希望有一些專家出面澄清這些對文科的誤讀甚至是褻瀆。

前幾天，我拿到馬亮教授的新書《學術祛魅：實證研究十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覺得這可以成為一本為文科“正名”的著作，雖然作者的本意可能是為文科“祛魅”。這本書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詳細地介紹了社會科學是如何做研究的。簡單地說，解釋了為什么社會科學可以稱為“科學”。這里說的社會科學，是狹義的“文科”，包括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和政治學等學科，不包括文史哲等人文學科。

在內容安排上，本書先介紹了什么是實證研究方法，然后順次介紹如何尋找好的研究選題，如何撰寫文獻綜述，如何構建理論，如何測度變量，以及如何進行研究設計和數據分析，最后還介紹了學術規范與研究倫理。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這些都是科學研究必備的技能，不僅適用于社會科學，其實也適用于自然科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科中的社會科學，是可以稱為“科學”的，因為它是靠邏輯和數據說服人的，不是靠死記硬背的！

這樣說也許有點抽象，讓我舉個例子。馬亮教授在書中提到，中國基層很多單位，正式編制可能有20個，但是雇傭的編外人員（勞務外包或臨聘）可能有上百個，這就有點令人奇怪。更令人奇怪的是，稀缺的20個編制還沒有用完，只用了15個。為什么在編制高度稀缺的體制內單位，有正式編制不用，卻大量雇傭編外人員呢？這個編制倒掛的現象蘊含了一個有趣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我一向認為，“”。試問，這樣的社會科學問題，能用死記硬背來分析嗎？

當然，實證研究或者量化研究并非新方法，介紹量化社會科學方法的書應該不少。但馬亮教授撰寫的這本書，我認為值得信賴、值得推薦。原因如下。

第一，馬亮教授學術水平高，學術發表好。研究水平高的人，才有資格寫教人如何做研究的書。馬亮原來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算是我的前同事，去年調入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公共管理學界有所謂的TOP 5期刊，馬亮教授在其中的四本頂級期刊（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Management Review、Governance）上都發表過論文，這是國際一流的發表水平。他還兼任知名學術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聯合編輯，《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副主編以及《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編輯。毫無疑問，一個不僅自己能發論文，還能挑選好論文的人，在做研究和寫論文方面一定有過人之處。

第二，馬亮教授文筆好。研究做得好，還（更）要寫得好。暢銷書《黑天鵝》的作者塔勒布說過一句有意思的話：社會科學理論的命運取決于其傳染性，而不是其正確性。換句話說，文筆好，能引人入勝，才能做到“文以載道”。馬亮教授不僅發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學術論文，而且發表了幾百篇評論文章。當年，我們一起在某國家高端智庫共事時，我戲稱他為“神筆馬亮（良）”。因為他寫的文章太多了，以至于某年獎勵評論文章（非學術文章）時，我不得不專門規定一個獎金上限。這個上限，就是為了給馬亮教授“限薪”。

第三，馬亮教授長期講授相關課程，有豐富的教學經驗。雖然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的人不少，但是能給別人講清楚如何撰寫并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馬亮在人大和北大任教時，都曾給本科、碩士和博士三個層次的學生講授《學術規范和論文寫作》課程。我相信，他一定收獲了很多好評以及反饋意見。

第四，馬亮教授擁有很好的跨學科背景，因此本書的通用性很強。論量化分析，經濟學肯定在社會科學中獨占鰲頭。但馬亮教授不是經濟學者，他是公共管理學者，其研究領域涉及數字政府、政府創新和績效管理。如果公管學者都能成功地普遍使用實證研究方法或量化分析方法，那么其它社會科學的學者也可以成功借鑒。從這個意義上講，非經濟學者傳播如何進行量化研究，比經濟學者傳播更有說服力。

當然，本書除了量化分析，其實還介紹了定性研究。例如，他在本書中介紹了如何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來進行多案例研究。他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為什么不同地方對于網約車的管制程度不同？以我的觀點，會將地方政府對待網約車的現象解讀為政企關系，那么為什么有的地方出現了政企合作，而有的地方出現了呢？有興趣的讀者，請查看本書相關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