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曾經的北京一線警察，如今轉型刑事辯護律師，我常常站在看守所門口審視同一個問題：為什么公安機關對那些涉嫌一般犯罪的嫌疑人，寧可選擇拘留關押，也不愿主動采取取保候審？這并非偶然現象，而是植根于公安辦案現實土壤的普遍選擇。今天，就讓我從親歷者視角，為你揭開這層實務中的“潛邏輯”。

一、王牌在手：拘留是公安的“安全鎖”

公安機關手握刑事拘留權，如同緊握一張“王牌”。拘留意味著對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合法剝奪，更是后續辦案的強力保障。一旦嫌疑人被關進看守所，串供、逃跑、毀滅證據等風險便大幅降低。

更重要的是，相比取保候審，拘留幾乎不會引發國家賠償風險。 只要拘留符合法定程序與期限，即便案件最終不起訴或判決無罪，公安機關也基本無需承擔賠償責任。

取保候審則如履薄冰，嫌疑人一旦脫逃或再犯罪，辦案民警輕則被追責，重則可能面臨玩忽職守的指控。兩相權衡，“關起來”自然成為更安全的選擇。

二、責任轉移：讓檢察院做“決策者”

公安機關主動取保嫌疑人，需要獨立承擔“可能發生社會危險性”的預判責任。一旦取保后嫌疑人脫逃或再犯，辦案民警和單位將面臨巨大壓力。

而將案件呈請檢察院批準逮捕則巧妙轉移了責任：若檢察院不批捕，公安機關“被動”取保便順理成章；若批捕，則后續羈押責任自然過渡給檢察院。

“檢察院不批捕，我們就放人”——這句話在責任劃分模糊時，成了公安機關最實用的“擋箭牌”。

三、效率至上：看守所里的“黃金辦案期”

“時間就是戰斗力”在公安辦案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嫌疑人一旦被羈押于看守所，提訊時間可控，配合程度往往被迫提升，案件推進效率大幅提高。

相反，取保候審的嫌疑人分散于社會，民警需協調時間傳喚，一旦拒不到案還需耗時尋找甚至重新抓捕。在“案多人少”的常態下，效率成為壓倒性考量。

四、程序枷鎖：取保候審的“隱形門檻”

在公安階段主動啟動取保候審，絕非辦案民警一人能定，背后是一套嚴苛的層級審批流程。決定取保前，必須經過內部集體討論形成初步意見，隨后辦案民警需層報部門主管領導、法制部門負責人簽署意見，最終需經得分管辦案和法制的副局長簽字同意。

這層層簽批的過程，遠不止是對案件事實的簡單判斷。審批者必須綜合權衡多重因素：現有證據是否扎實？案件性質及情節嚴重程度？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評估（再犯可能性）？脫逃或串供的風險有多大？是否會干擾偵查、毀滅證據甚至轉移資產？面對如此復雜的評估體系和審批鏈條，往往使得辦案民警更傾向選擇"一拘了之"的保守策略。

五、例外情形：輕微案件的“柔性執法”

在輕微刑事案件領域，公安機關仍保留著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這類案件通常具有社會危害性較低、證據鏈條相對完整、當事人認罪態度較好以及退賠諒解等特點，符合“少捕慎訴慎押”的司法政策導向。

例如對于危險駕駛、盜竊等案件，公安機關往往會綜合考慮案情輕重、嫌疑人背景等因素，在黃金救援期內主動啟動取保程序。這種“柔性執法”既體現法律溫度，又能避免因長期羈押引發的執法成本。但需注意的是，這種裁量權通常僅限于可能不起訴或適用緩刑的輕罪范疇，對于可能判處實刑的案件，公安機關仍會保持審慎態度。

反思：強制措施的“度”與“衡”

公安機關慎用取保候審的現象，折射出刑事訴訟制度的深層矛盾。當強制措施異化為風險防控工具，當程序正義讓位于辦案效率，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間找到平衡點？

值得期待的是，隨著“以非羈押為原則，羈押為例外”理念深入人心，或許未來的刑事司法將更注重“恢復性正義”，讓強制措施真正回歸保障訴訟的本源。

作為刑事律師，我們既要理解執法者的現實考量，更要為當事人爭取應有的訴訟權利。當您下次面對取保候審申請時，不妨從這五大維度切入，或許能解開看似“鐵板一塊”的司法實踐。畢竟，每一個強制措施的背后，都關乎一個家庭的命運沉浮。

來源：律法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