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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年初，歷經艱難蘇聯最終取得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這不僅是蘇德戰場的轉折點，而且也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從此盟軍取得了戰場上的主動權。隨著戰爭窘況的日益消退，盟國之間的不和與沖突也隨之顯露，對于戰爭以后的政策思考逐漸引起一些人的注意，這一點在美英蘇三大國勢力共存的伊朗表現得尤為明顯。

1、美國準備介入伊朗的準備

1943年1月，剛到近東事務處工作不久的約翰·杰尼根草擬了一份題為《美國在伊朗的政策》的文件（俗稱杰尼根備忘錄），杰尼根不僅分析了當時的伊朗形勢，更重要的是他試圖把美國對伊政策從戰時轉到戰后和平時期。

在杰尼根看來，英蘇競爭是伊朗保持獨立穩定的最大障礙，不幸的是戰后它們還會繼續在伊朗的爭奪；蘇聯對伊朗北部省份阿塞拜疆心有所圖，這一地區形勢將尤為緊張；由于英、蘇兩國對對方的懷疑不斷加深，兩國都很容易在對方的行動中挖掘出自己長期占領伊朗的合理性，而意識到這一緊迫形勢的伊朗政府肯定會向美國接近以獲取援助。

基于上述認識，杰尼根建議美國要在伊朗實施“新政”，建設公共工程項目，提供物資援助，保護伊朗免受外國的剝削。

在杰尼根看來：

當時“美國正處于獨自鞏固伊朗的位置上，要使伊朗強大到既不需要英國也不需要蘇聯的援助就可保持國內秩序的程度…我們可以如此牢固地在伊朗設立毫不利己的顧問，以致沒有任何和平會議會考慮如下建議：建立一個英國或蘇聯保護國或者‘承認’英國或蘇聯享有‘支配性’利益”。

杰尼根備忘錄在美國相關部門得到廣泛認同。這份文件把蘇聯視為是對伊朗持久和平的最大威脅，認為美國可以公正地幫助消除大國在伊朗的競爭和影響，而且因為美國自身的“純潔”，備忘錄想當然地認為英蘇不會懷凝美國在伊朗有什么陰謀，這個想法就太過于天真或者自以為是了。

事實上，早在1942年下半年，美英之間、美英和蘇聯之間就已經在伊朗出現不和諧的音符，甚至一些伊朗人也認為美國是他們的“麻煩制造者”，他們把美國顧問當做由戰爭、外國占領、內部沖突引起的諸多問題的替罪羊。另外值得提及的是，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等各機構對伊朗的看法也經常會出現一些分歧，而這兩個部門在伊朗都有自己的真實存在一顧問團和軍隊，它們觀點的相異不可避免的會給美國在伊朗的形象造成一些沖擊，使伊朗人對美國產生一些負面認識。

事實上，隨著涉入伊朗內部事務程度的不斷加深，美國在伊朗的形象已經不再如它想象的那么“純潔”了，而且它對英蘇在伊朗利益的威脅越來越大，三大國在那里的競爭也就在所難免，它們圍繞伊朗石油租讓權的爭奪就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強化了石油在戰爭中的突出作用。隨著二戰對石油的嚴重消耗，美國對外部石油的需求迅速上升，這促使美國官方及石油商不得不尋找新的油源，在此等情況下，至1943年，伊朗石油就成為美國人非常關注并渴求之物。為了獲取新的石油租讓權，在明知會招致英蘇兩國反對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仍然積極支持本國石油公司進入伊朗。

面對美國石油公司的介入，不管是蘇聯還是英國，均表現出強烈的抵制之意，于是，三大國紛紛運用各自的政治影響力對伊朗當局或游說或拉攏或施壓，盟國在伊朗的競爭已經是既成事實，美國再也不是對伊朗利益毫無所求的“純潔者”了。

2、蘇聯撤軍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的伊朗政策也面臨調整，這一任務遂落在了掌管近東非洲事務處的羅伊·W·亨德森肩上。

對外政策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國家利益，就伊朗而言，美國在這里不僅有商業、航空利益，更有石油利益，但是伊朗持續的動蕩以及英、蘇的反對都會影響到美國在伊朗的獲益，導致美國私有公司不愿意到那里投資。

在這種情況下，亨德森主張盟國停止對伊朗的干涉，放棄對伊朗國內運輸的控制，撤出它們在伊朗的軍隊，他認為上述措施可以幫助伊朗維護主權獨立，也可以在伊朗創造一個良好市場；亨德森還主張如果伊朗的主權受到別國威脅的話，美國應該支持伊朗。

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威脅伊朗主權的“別國”事實上就是蘇聯，但是在亨德森看來，蘇聯為了更好地建立世界霸權作鋪墊，的確懷有“獲取波斯灣港口的野心”。亨德森的對伊政策設想鮮明顯示了美國外交之自以為是觀，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例外論”，它對自己的行為懷有深深的道德優越感，不認為美國的政策是為己謀求私利、而是造福他人之舉。

美國外交的這一特征同樣表現在了二戰后的對伊朗政策上，最突出的一個例證就是，1945年10月，華盛頓作出美國軍事代表團繼續停留伊朗的決定，當時美國決策者認為這是理所應當之事，伊朗國家的發展需要美國做出如此姿態——美國認識到英蘇勢力的存在，會對伊朗造成重大傷害，所以要大力把英蘇勢力趕出伊朗而自己獨存于此，但華盛頓又竟然認為自己只是為造福于波斯人而留，意念至此，美國還真夠“例外”的。

在二戰結束前后，伊朗和蘇聯發生了較為激烈的沖突，這主要有兩個因素促成：蘇聯遲遲不肯從伊朗撤軍和蘇聯支持伊朗境內的分裂勢力。在伊蘇沖突中，美國站在伊朗一邊與蘇聯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冷戰”。

至于盟國從伊朗撤軍問題，其實早在1942年1月伊英蘇簽訂的三國條約中就對此做了明文規定，盟軍要在戰爭結束6個月內完全撤離伊朗，而且在1943年英美蘇首腦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上重申了這一點，按照上述規定，1946年3月2日應該是盟國從伊朗完成撤軍的最后期限。

可是在二戰結束后，盟國特別是蘇聯拒絕按照先前的規定從伊朗撤軍，這讓伊朗人頗為憤慨，也讓華盛頓深感不滿。在1945年5月聯合國成立籌備大會上，伊朗人再次提到盟國的撤軍問題，當時伊朗政府向英美蘇發出照會，要它們遵守三國條約，盡快完成撤軍事宜。

但是蘇聯對伊朗的這個照會視而不見；非但如此，蘇聯還加大了對伊朗北部有分裂傾向的阿塞拜疆、庫爾德地區的支持力度，伊朗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面臨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伊朗政府派出軍隊，企圖平定上述兩地的叛亂，但是由于蘇聯特別是駐伊蘇軍的從中作梗，伊朗政府的軍事行動沒見成效。

通過這一無功而返的軍事行動，伊朗政府更加認識到蘇聯對自己國家的嚴重威脅，因而對盟國從伊朗撤軍的要求也就更加強烈。

蘇聯在伊朗北部的所作所為不僅讓德黑蘭寢食難安，而且也讓華盛頓深感震驚，這時對于美國決策者來說，最擔心的伊朗事態莫過于它會落入蘇聯的掌控之下。

畢竟，此時的冷戰苗頭已經顯現。針對蘇聯對伊朗阿塞拜疆和庫爾德地區的干涉，美國駐蘇聯使館官員、“長電報”的作者喬治·福斯特·凱南認為，蘇聯的阿塞拜疆政策是其對所有周邊國家政策的一部分，蘇聯的意圖是要在這些國家建立親蘇政權。

亨德森也確信，蘇聯會鼓動阿塞拜疆搞獨立，然后再申請加入蘇聯，這樣蘇聯就有了在伊朗擴展影響的工具。在亨德森看來，美國幾乎無力阻止蘇聯的上述計劃，他認為時下對于美國來說最緊要的是立即從伊朗完全撤回自己的軍隊，因為只有這樣，美國才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英國和蘇聯立即撤軍。

經過一番爭論后，哈里·杜魯門總統決定美國立即從伊朗撤回所有部隊，與此同時英國人也表達了撤軍愿望，雖然美英不相信蘇聯人會遵守諾言，但是華盛頓和倫敦均認為此時顯示美英團結是一重要之事，認為這是抵制蘇聯對伊朗擴張的最有效的武器。

美英分別于1946年元旦和1月3日從伊朗撤軍，此后，面對蘇軍的按兵不動，美英大力慫恿伊朗就蘇聯拒絕從伊朗撤軍問題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申訴，這也使得伊蘇爭端成為聯合國成立后接受的第一樁訴訟案，奪得如此頭名蘇聯自然是顏面大失，但是也頗為無奈，經過與伊朗政府的再三談判，蘇聯最終在5月6日完成了從伊朗撤軍。

3、阿塞拜疆危機

在伊蘇圍繞撤軍問題進行爭吵之際，困擾兩國關系的還有一個難題，那就是蘇聯對伊朗阿塞拜疆和庫爾德斯坦分裂勢力的支持。

伊朗阿塞拜疆省與蘇聯接壤，它歷來對巴列維王朝持敵視態度，這主要是因為當初禮薩王實施中央集權化時，嚴重削弱了阿塞拜疆的經濟和政治力量，而且還禁止使用這里的傳統語言進行教學等?？拷⑷萁膸鞝柕滤固挂彩且晾史至褍A向比較嚴重的省份。在1941年蘇聯出兵伊朗后，生活在蘇聯的一些伊朗阿塞拜疆人在皮塞瓦里的帶領下紛紛回國，計劃建立一個親蘇政權。

1945年12月，在蘇聯的支持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國和庫爾德人民共和國相繼宣告成立。面對此等嚴峻之狀況，伊朗政府向美國緊急求援，請求美國向蘇聯施加壓力，以迫使它盡快撤軍，阻止其煽動支持阿塞拜疆和庫爾德斯坦的分裂行徑，為了更好地與華盛頓溝通，當時巴列維國王還派出他最信任的王室大臣侯賽因·阿拉為駐美大使。

其實阿塞拜疆事件在美國也引起很大的反響，當關國駐伊朗大使華萊士·莫雷了解到蘇聯在伊朗北部的所作所為后，曾悲觀地認為伊朗很快就要失去阿塞拜疆和庫爾德斯坦這兩個重要的省份。

解決阿塞拜疆和庫爾德危機的關鍵在于促使蘇聯停止對上述兩個分離地區的支持，而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使蘇聯軍隊盡快撤出伊朗，這也是美國加大迫使蘇軍撤出伊朗的外交力度的原因。

在1946年5月蘇聯完成從伊朗的撤軍后，阿塞拜疆和庫爾德的分離勢力幾乎頓時陷入困頓狀態；1946年12月，在為第15屆議會選舉恢復秩序的借口下，伊朗政府向阿塞拜疆派去了部隊，在政府軍到達色拉子前，自發的人民起義就已經推翻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國，庫爾德人民共和國也很快就被擊敗，有數百人被擊斃或逮捕，另有1萬多人逃亡蘇聯，伊朗中央政府比較順利地解決了阿塞拜疆和庫爾德斯坦問題，阿塞拜疆危機至此宣告結束。

當阿塞拜疆危機臨近結束時，美國國務院和其他部門對美國在伊朗的利益做了全面評估，得出的結論是：因為波斯灣的石油在與蘇聯交鋒中價值重大，所以伊朗具有“非常關鍵的戰略利益”。

基于此等認識，美國在1947年和1948年與伊朗重新簽訂和拓寬了1943年達成的軍事顧問協議，這個協議要求美國幫助伊朗訓練軍隊和憲兵力量；駐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人數有了迅速提升，雙邊的經濟、商業、文化交流也有了大的增加；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戰略情報局還于1947年年初在德黑蘭建立了分支機構等。

4、伊朗對英國關系的惡化

在蘇聯勢力被迫撤出以后，就利益競爭而言，美國在伊朗僅剩下一個外部對手了，那就是先前和它一起反對蘇聯的英國。雖然二戰以后英國的國力驟然下降，其國際地位也不復當年之盛，但它仍然是對伊朗最有影響力的外部國家，因為英國人控制下的英伊石油公司仍然壟斷著伊朗的石油，數十年來與伊朗部分勢力建立的聯系依然存在，美國若要控制伊朗，就必須先要擊退英國在那里的競爭，而接下來英伊沖突則恰好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打擊英國在伊朗勢力的絕好機會。

二戰后伊英沖突源于伊朗石油收益的分配。伊朗雖然是一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但是因為國家的貧弱和技術的落后，最先從伊朗石油中受益的卻是英國人。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英國人就涉足伊朗的石油業，建立了“英波石油公司”，即“英伊石油公司”的前身。英伊石油公司是20世紀40年代英國壟斷資本在海外最大的企業，它猶如是伊朗的國中之國：擁有的租讓權土地占伊朗領土的16%；年產石油3000萬噸，占中東石油產量的36.4%；在1914-1950年間，公司從伊朗榨取的利潤高達50億美元；有自己的機場、鐵路、港口和電訊設施；還建有武裝警察等。

英國政府是英伊石油公司的大股東之一，通過這家公司，英國把很大一部分伊朗石油收益據為己有。英國人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壟斷了伊朗石油，在1950年，公司實現利潤幾近2億英鎊，英國政府作為稅收得到5000萬英鎊，但是伊朗政府僅僅獲得1600萬英鎊的收入。

在公司高層中也沒有伊朗人，而且如果伊朗要從公司購買石油的話，出價比英國還要高，也比從蘇聯進口石油貴。

20世紀40年代后期，伊朗經濟陷入了困境，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伊朗議會于1949年通過了一個七年發展計劃，該計劃的每年預算為5800萬美元，當時伊朗決策者把資金來源寄托在伊朗的石油收入以及外部援助上。對于剛剛經歷慘烈二戰的世界各國而言，慘淡經營的比比皆是，再加上伊朗本身局勢的持續動蕩，所以在爭取外援時很不順利，美國也僅僅向伊朗提供了1000萬美元的援助。

外援引進的不力使深受資金匱乏之苦的伊朗更加依賴自己的石油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伊朗政府希望能與英伊石油公司重新簽署利潤分成協議，期望能夠大幅度增加伊朗政府的收益份額，但是伊朗人的這一美好愿望遭到英伊石油公司的斷然拒絕。

在沒有充足外援的情況下，英伊石油公司的此等態度等于說是斷絕了伊朗的七年發展計劃，這是伊朗決策者和愛國者所難以接受的；另外，當時多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很多憤恨的伊朗人認為，只要把已經剝削伊朗多年的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伊朗所面臨的經濟難題就會迎刃而解。

正是在此等背景下，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起，伊朗的石油國有化運動便蓬勃發展起來，自然，英伊關系也隨之迅速惡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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