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玉菡到相公堂子：清初禁嫖令與色情文化的制度縫隙

杏林居士

紅樓夢》中有一個人物，被后世常常誤讀。他姓蔣，名玉菡，小名琪官，出場不多，卻極具象征意味。

他出身優伶，卻與賈府往來密切，尤得賈寶玉青睞，但若僅將蔣玉菡視為“男風”之證據，未免窄化了其結構位置。

他其實是清代禁嫖制度下，一個特定都市文化縫隙中的代表性人物。

PART.01

脫性別的中介性角色

?相公文化 ?

蔣玉菡是個“戲子”，但不是梨園行的下等丑角，而是那類“演而不淫、吟而不賤”的美少年：眉目清朗、文辭動人，能誦能唱，既通詩賦，也懂風情。

在小說中，他和寶玉之間的親昵超出尋常友誼，而其“不與脂粉調笑”的標識，則使他成為一種“脫性別的中介性角色”。

這個設定并非曹雪芹的想象，而是對當時都市中“相公文化”的寫實投影。

所謂“相公”，在明末清初的都市語境中，已不再是舊時書生，而是專指那些供文人雅士玩賞、通音律、講詞章、附帶提供性服務的美少年——他們活躍于“相公堂子”之中，為被限制自由的欲望提供合法的出口。

蔣玉菡，正是這一文化地下水系中的“代表性人物”。

PART.02

教坊廢而相公盛

? 清代的“禁嫖”?

據《大清律例》記載，清初曾多次對“官員嫖妓”進行嚴厲整治，尤其康雍乾三朝，對八旗子弟、官府吏胥出入妓館之事頗為敏感。甚至在雍正朝以后，北京城內的公共妓院理論上已被嚴格取締。

高陽在其“清代城市風俗”相關著述中指出：清代的“禁嫖”是從中央到地方都嚴令禁止的，而其背后既有“以孝治天下”的道德正當性，也有對“旗民混居、風俗雜亂”的警惕心理。

但問題在于：嫖娼不能嫖，欲望不能滅，文化又不能真空。

于是，“相公堂子”應運而生。

所謂“相公堂子”，在清代都市口語中指的是那些表面為文藝雅集、實則提供男色服務的私密社交場所。這些堂子往往不張揚，不掛牌，設于胡同深處，內部陳設仿古，多有詩書文玩，供文人聚會、飲酒、聽曲、填詞、賞藝。

其主角，是一批受過訓練的少年，稱為“相公”或“小唱”。

他們：

外貌俊秀，善化妝；

通音律，能演小曲、昆腔；

熟詞章，常能背誦唐宋；

關鍵在于，他們在法律意義上不屬于“妓”，卻承擔了相似的社交與情感功能。

高陽指出，乾隆中期，北京內城“教坊廢而相公盛”，就是這個現象的直接結果。

這也正解釋了為何《紅樓夢》寫到蔣玉菡，寶玉那樣珍視，不惜贈金送衣，但在社交上似乎并無不當——因為這不是“嫖”，這是“雅好”，正如讀畫、玩石、聽曲，無傷風化，只需知趣。

PART.03

“風雅”&“欲望”

不是“反常”，而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最隱秘的潛規則出口。

?城市精神分裂 ?

清末民初，北京內城的“八大胡同”興起，表面上繼承了明清妓館傳統，實際上早已融合了“相公文化”的一部分內容：許多高級妓館內設“女伶”“男伶”雙線服務，不乏專供文士的“清倌相公”。

《紅樓夢》中蔣玉菡雖然未明言身份，但從忠順王府上門尋釁可知：他是“堂子出身”，卻不屬淫業——他提供的是“風月情調”，而非赤裸交易。他介于文與欲之間，合法與非法之間，清高與淫靡之間。

這正是清代“城市精神分裂”的真實寫照：一方面高舉儒家綱常，禁淫絕色；一方面在制度縫隙中，以“風雅”之名寄存“欲望”之實。

我們不妨反問一句：蔣玉菡是否真愛寶玉？他是否真的“清潔自守”？這些問題其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代表了清代都市風俗中一種“合法化的灰色角色”：以雅人自居，卻服務于情欲，以風月為幌，卻承擔現實的性慰藉功能。

他是對一個禁欲時代中“如何繼續欲望”的體制應答，是“風月文化”在高壓制度下的一次精致折疊。

所以，別再把蔣玉菡當作簡單的“男色標本”或“同性暗示”。他不是“反常”，而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最隱秘的潛規則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