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朋友跟我說：“我的娃被班主任逼死了，成了這個教育體制下的犧牲品。班主任迷信衡水高壓模式，每天作業如果不互相抄都寫不完，每天熬夜到12點是常事，班級氛圍很壓抑，孩子并不厭學，成績保持得很好，600多分，一些不太正常的表現也僅僅當作青春期叛逆期，沒有看出來抑郁了，其實是陽光型抑郁癥，隱藏得很深，就是太相信依賴學校了，以為學校有心理老師，可以干預一下，又被成績表象遮蔽了，結果悲劇發生了。”

“再有一點，孩子都把游戲當出口，在上面認識了一些抑郁癥的網友，負面共情，脫離了真實社交，對生命的意義虛無化，孩子想通過游戲和網絡傾訴自救，但反而被反噬。”

沒有征兆，甚至前一天還在班級群里討論作業，這個16歲的少年，高一學生，成績挺好，性格溫和，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別人家的孩子”，直到他的生命戛然而止。

朋友在如實地說這件事，而我卻感到胸口有種痛感。我知道朋友不是不傷心難過，可是傷心難過有用嗎？他更需要鼓起勇起來向學校要一個說法。這當中取證固然不易，但是從大范圍來說，學校的高壓式教育模式是不能推脫的原因。

事實上，這個教育體制下的犧牲品已非此一孤例，《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顯示，24.6%的青少年存在抑郁傾向，其中高中階段檢出率接近40%，超過一半的抑郁青少年曾被迫中斷學業，極少數走向了自殺。

而更令人窒息的是，這些孩子中的大多數，并非厭學，甚至成績優異，他們只是被一種名為“衡水模式”的教育絞肉機，無聲地碾碎了靈魂。但可怕的是，許多家長和老師仍固執地認為：“成績好的孩子，怎么可能抑郁？”

朋友的孩子是典型的“陽光型抑郁”，在學校，他是班主任眼中的“好學生”，成績穩定；在家里，他偶爾抱怨“作業太多”，但父母只當是“青春期正常情緒”。直到悲劇發生，朋友才從孩子的生前遺言、錄音、QQ聊天記錄、生前好友反饋信息畫了一個病因的概貌。

孩子從初中進入高中，昔時的好朋友各奔東西，由親密關系變熟人關第，線下相聚并不容易。而進入高中，不容易交到知心朋友，心里容易落單，感覺過得不快樂、焦慮和煩惱。另外，不適應高中班主任的管理風格，不能很好地融入班級，再有，就是高強度的學習加劇了這種痛苦。

在現實中得不到的，孩子就從游戲中尋找，在網絡世界里尋找出口，和一群同樣抑郁的網友互相傾訴，最終被負面情緒反噬。

孩子的班主任，是“衡水模式”的狂熱信徒，作業量龐大到“不互相抄就寫不完”，熬夜至凌晨成為常態，班級里彌漫一種壓抑氛圍，一種詭異的“奮斗氛圍”：誰喊累，誰就是“矯情”；誰成績下滑，誰就會被瞧不起。

這種模式，被包裝成“成功學典范”，衡水中學2023年139人考入清北，升學率95.6%。但鮮少有人提及，它的代價是什么？《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顯示，我國18歲以下抑郁癥患者超2800萬，其中不少來自這類“高考工廠”，一位衡中畢業生曾自述：“我逃出了衡水，但沒逃出它的思維——‘別人贏，我就輸’。”

家長的“成績濾鏡”更容易忽視問題的存在，朋友曾以為“孩子只是壓力大”，直到悲劇發生才悔恨：“我們太依賴學校了，以為有心理老師就夠了。”許多中學雖設有心理老師，但實際工作淪為“填表應付檢查”。事實上，41.8%的家長在孩子求助3次以上才帶其就醫，62.8%存在“中等以上就診延誤”。

我們只看到衡水清北生的光環，卻選擇性忽視那些被壓垮的孩子，全國僅25個專業休學機構，且費用高昂，多數家庭只能眼睜睜看著孩子墜入深淵。

或許，我們該放下“成績即一切”的執念，警惕“孩子說累”可能是求救信號。雙或許我們該廢除反人性的作息制度，讓心理干預不再流于形式。再或許我們要叫停“中考五五分流”的殘酷淘汰，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減少低齡競爭。還或許我們該建立普惠性心理救助網絡，讓抑郁青少年不必傾家蕩產才能獲得治療。

可是說來容易，做來難，這個社會真的病了，大家都知道卷沒有太大的用，學歷在貶值，但是大家還是一個勁地卷。

朋友的孩子，名字可能最終只會出現在社會新聞的一角，成為又一個“青少年心理問題”的統計數據，但當我們追問“誰該負責”時，答案或許是所有人——迷信“高壓教育”的班主任、疏忽的家長、流于形式的心理輔導、鼓吹內卷的社會氛圍……

教育的目的，從來不是制造“高分尸體”，而是培養“完整的人”，如果繼續縱容這種以效率為名的暴力，我們失去的將不止是一個孩子，而是一代人的生命力。

“他們不是厭學，他們只是厭世。” 這句話，該讓整個社會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