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發表于眾議院通過“大而美法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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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番強力游說后，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通過了其版本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估算，這項立法將使特朗普時代的減稅政策永久化，同時大幅增加國防與邊境安全支出，并對醫療補助（Medicaid）等社會福利項目進行大幅削減——這些措施在未來十年將使國家債務新增超過3萬億美元，而此后還將持續擴大赤字。（“永久化”若干關鍵稅收條款，這是本輪稅改與2017年改革最大不同之處。首先，在個人稅收方面，該法案永久化了原定于2025年到期的TCJA稅率結構，使低至中高收入者可繼續享受相對較低的邊際稅率；標準扣除額大幅提升也被明確寫入永久法條。替代性最低稅（AMT）豁免門檻的提升得以長期保留，而原本存在的Pease限制（對高收入納稅人項目化扣除的總體限制）則被徹底廢除，取而代之的是更為溫和的新機制。在兒童稅收抵免方面，法案不僅將$1,400的可退還部分永久化，還永久提高了適用門檻，并保留了非子女受撫養人抵免額。此外，合格商業收入（QBI）20%的抵扣比例也被固化為長期政策，惠及大量小企業主和個體經營者。

在企業稅收條款方面，永久化同樣占據中心地位。法案將設備支出“100%即時折舊”政策（Bonus Depreciation）永久延續，大幅激勵企業擴大投資。同時，Sec.179條款的支出限額被調高至250萬美元，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大靈活性。對于研發支出，該法案明確恢復國內研發費用的即時全額扣除，并允許部分企業追溯適用，從而強化對創新的長期鼓勵。此外，包括雇主提供帶薪家庭假稅收抵免、新市場稅收抵免、機會區投資激勵等多項面向社會責任與地方振興的企業激勵措施，也均被轉化為永久性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在其他領域也引入了數項永久條款。例如，教育貸款豁免稅收待遇、雜項項目化扣除的取消、新設的非逐項慈善捐贈抵扣機制，以及Form 1099-K的申報門檻恢復等，均體現出共和黨意圖通過立法構建一種穩定、減稅、簡化的新稅收結構。特別是新設“Trump Accounts”未成年儲蓄賬戶雖屬新創項目，其設計中也包含未來可演化為長期制度的機制。）

在經濟疲軟、亟需刺激的背景下，大規模舉債可能是對癥良方。但當前的財政與經濟狀況，與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已大不相同。

通脹依然令人擔憂，利率遠高于2010年代或新冠疫情期間的水平。如今，美國每年支付債務利息的成本已飆升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再增加幾萬億美元債務，只會加劇這一本已嚴峻的問題。

這項法案在選民中極不受歡迎，甚至連一些投票支持它的共和黨議員，也在公開或私下表達出不同程度的猶疑乃至敵意。

那么，他們為何要做出如此明顯有害于政治前景、甚至可能危及國家財政的決定？

答案可能是：共和黨人無意解決財政問題，他們真正想解決的是政治問題——而且是超越中期選舉層面的政治問題。他們也許正在借鑒里根時代共和黨的一項戰略。

美國當前的財政困局，是兩黨共同造就的。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執政時期，聯邦稅收就已難以持續支撐現有支出。而在拜登（Joe Biden）任內，債務利息成本飆升，但政府仍然在經濟景氣、通脹高漲的情況下繼續推出新的支出計劃。

既然責任是兩黨的，那么解決方案也理應是兩黨共擔。唯有如此，那些擔心因削減支出或增稅而遭選民反彈的政客，才敢“共同跳板”（walk the plank）。（這段話通過一個帶有幽默甚至殘酷意味的比喻，強調：在面對財政困局時，若只有一方承擔增稅或削減福利的政治代價，就會遭受巨大選民壓力。因此，必須兩黨“共赴險境”，才有可能推進真正的財政改革。它點出了美國當前兩黨對財政議題的根本互信危機。）

但“跳板”并不都是平等的。任何有關削減支出與增加稅收的談判，其起點都取決于談判開始時的財政基線。

這正是“大而美法案”的關鍵：這項共和黨法案雖然對經濟無益，對美國財政更是災難，但它重設了預算談判的起點。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減稅政策被設計為有時限，以限制其賬面成本——小布什時期的減稅也是如此。

但當時奧巴馬（Barack Obama）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談判續期問題時，他可以要求最高收入群體的減稅按原計劃到期。因為一旦談判失敗，整套減稅政策將一并到期。

而共和黨的這項新法案則意在將特朗普時代的減稅政策永久化，從而剝奪下一位民主黨總統的談判籌碼。

同樣地，當民主黨人日后重返執政，他們勢必試圖恢復被削減的醫療補助與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這將消耗他們原本可以用于擴張社會福利的政治能量。

屆時，財政形勢可能比現在更加嚴峻，任何增稅或削減支出的舉措都將更不受歡迎，回旋余地也更小。

如果民主黨人屆時仍需共和黨支持以共同“跳板”，就必須在其他領域做出讓步，才能換取合作——即便他們只是為了撤銷共和黨單方面推行的政策。

共和黨人腦海中可能還有一個歷史先例——在面對迫近的財政危機時，主動迎面而上。

1981年，羅納德·里根就任總統時，美國債務利息占GDP的比重已升至二戰以來最高水平。

按常理，面對赤字惡化，應當削減支出或提高稅收（或兩者兼施）以實現收支平衡。但里根卻簽署了大幅降低稅率的“肯普-羅斯法案”（Kemp-Roth tax cuts），將財政赤字推至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

隨著債務與利息成本飆升，政府不得不應對。1982、1983與1984年，國會通過了三輪增稅法案。這些稅收提升雖未完全抵消1981年的減稅幅度，但規模依然可觀。

1982年那次增稅幅度甚至超過了1990年和1993年為遏制赤字而推行的增稅政策。工薪稅（payroll tax）被提高，退休年齡延后，各類稅收漏洞被關閉——但1981年設定的名義稅率仍然保留。

這也正是共和黨推動永久化減稅的潛在收益之一：最終可能迫使民主黨人不得不參與應對赤字問題——而且是在共和黨所偏好的框架下。包括那些平時無人敢碰的、對全民福利系統的結構性改革。也包括那些對工薪階層更具負擔的稅種，而非資本持有者。

特朗普提出的關稅政策，也可能成為談判基線的一部分。共和黨人有時宣稱關稅是一個可觀的財政來源，但現實中，即使征收極高關稅，也難以填補財政缺口——因為貿易雖然對經濟至關重要，但其占GDP的比例有限（2024年美國商品進口總額僅約占GDP的12%）。而且，提高關稅還將抑制貿易總量。

但關稅本質上是一種消費稅，而在未來解決美國財政危機的嚴肅方案中，提高消費稅幾乎不可避免。

目前美國的聯邦稅收結構相對異常：對所得稅的依賴過高，且所得稅的累進性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極為突出。美國與OECD國家在稅收總額上的差距，幾乎可以完全歸因于一個事實：美國尚未開征增值稅（VAT）。（增值稅（VAT）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每一個增值環節征收的一種稅，最終由消費者承擔全部成本。以一輛假設的汽車為例：當鋼鐵制造商將鋼材賣給汽車制造商時，會向其收取增值稅，并將這筆稅款上繳給政府；汽車制造商隨后將汽車賣給經銷商時，也會收取增值稅，但此時它可以獲得相應的稅收抵免，或保留一部分增值稅收入，以補償其向鋼鐵商支付的稅款。這個過程會在整條供應鏈中反復發生，直到商品最終售出給消費者，由其一次性支付全部增值稅。這一制度鼓勵企業在銷售時依法征稅并如實上繳，以便獲取稅收抵扣，從而形成一種自我監管機制。相比之下，增值稅比傳統的銷售稅更不易逃稅。由于增值稅在每一生產環節都征收與抵扣，它構建了一個更廣泛的稅基，同時不會因為產品供應鏈較長而被反復征稅，避免了對復雜產品的額外懲罰。此外，增值稅便于出口退稅，有助于保持貿易中立性，不扭曲國際競爭環境。）

在正常情況下，推動增值稅立法——一種對消費征收的累退稅——對任何政黨都是政治自殺。但在財政危機情境中，若通過提高消費稅同時削減更累退的關稅，其政治阻力可能會下降，從而成為兩黨都愿意共同“跳板”的政策。（累退稅（Regressive Tax）是一種稅制結構，其中稅率對所有人 nominally 相同，但對低收入者的負擔相對更重。具體來說，累退稅的核心特征在于：隨著納稅人收入的增加，實際稅負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反而下降。這意味著，低收入群體雖然繳納的稅額可能較少，但所占收入比例卻更高；而高收入者則因其收入更高，即便繳稅較多，稅負比例仍相對較低。）

而共和黨這項法案，恰恰通過加劇危機、重設稅收基線，反而可能促成這種本該在正常程序中不可能達成的最終政策目標。其結局或將更有利于共和黨的長期優先議程。（揭示了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邏輯：通過故意制造不利局勢，反而塑造出改革的空間與政治杠桿，從而達成自身更長期的制度性目標。其深層邏輯類似“破壞中奠定規則”，是一種以危機為工具的議程推進方式。）

事實上，當前的共和黨與民主黨正陷入一場“財政斗雞游戲”：雙方都在逼迫對方率先轉向，接受各自最難以容忍的政策后果——民主黨被逼面對對富人加稅與削減國防開支，而共和黨則被推向接受削減福利和提高消費稅的立場。在這種對峙中，共和黨通過推出《大而美法案》，等于是猛踩油門，將財政博弈推向正面沖突的邊緣。

這種戰術也許能逼得對手先轉向。但也有可能讓雙方同歸于盡——美國經濟也將隨之殉葬。

作者：諾亞·米爾曼（Noah Millman）曾從事金融業，長期撰寫政治、政策與文化評論。Noah Millman 是紐約布魯克林的評論家和新媒體作者，既擁有華爾街金融背景，也長期浸淫于保守派與公共政策寫作領域。他兼具思想深度與文化批評能力，同時正在拓展電影編導事業，是政壇與文化界交匯處的一位聲音獨特的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