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xù)補藏書紀事詩箋證》序二

文 | 韋力

《韓非子·喻老》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涂。馮曰：‘事者為也，為生于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于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據(jù)稱此乃是“藏書”一詞的最早出處，我每讀到這段話，都對徐馮大感不滿，在他的游說下，王壽竟然燒掉了自己的藏書，并為之起舞，這是何等之愚哉！當然也有人會解釋說，那個時代書少，很容易就能夠讀完，所以他可能會像《世說新語》中的郝隆那樣，在七月七日那天鼓腹曬書，因為他認為書都已經(jīng)進入了他的腸肺。

其實這種做法不過是文人玩的一種噱頭，更何況肉體會消亡，前人積累的智慧終要流傳，而書籍是最可靠的載體。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博學若孔子者，亦靠大量藏書來做研究，況凡人如我等乎？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之舉，似乎把老子所言的“絕圣棄智”給“外化”了。

然小國寡民，而老死不相往來，真的是老聃的理想之境嗎？這句話以反語來解釋，似乎更能貼近其本心。伏生冒死搶救典籍，終使文脈不絕，故后世夸贊其傳書之功。魯壁藏書而引起今古文之爭，亦證大儒對典籍的看重。《資治通鑒·始皇三十四年》載：“魏人陳余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可見其續(xù)絕存亡之意。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稱：“仆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而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亦效此意：“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嘔心瀝血之作，都希望能夠流傳久遠，后世明其撰述之意，而前賢的心血結(jié)晶都跟藏書家的努力呵護有關(guān)，使著者的愿望得以實現(xiàn)。據(jù)此而言，藏書家對典籍的保護傳承之功，厥功至偉。

雖然歷代典籍中對藏書家事跡多有記載，然而這些文獻散記于不同文本之中，直到晚清葉昌熾完成《藏書紀事詩》一書，始有第一部藏書家專典。該書從五代毋昭裔講起，訖于清末，共列出1100余位藏書家傳記，雖然這些人身份各異，既有學問家，亦有收藏家，同時還有經(jīng)營者，然而這些人都以書為紐帶匯在一起，故該書受到后世廣泛夸贊，不僅被視為書林掌故，亦成為極有實用價值之工具書，并且正因為該書之重要，續(xù)編之作迭起，自倫哲如而下，接踵者不絕如縷，而王佩諍先生所撰《續(xù)補藏書紀事詩》，亦其中名著。

余生也晚，未獲見該書之初版本，案頭常備者乃是廿余年前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之《書目書話叢書》之一，佩諍先生之作即與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以及徐信符著、徐湯殷增補《廣東藏書紀事詩》合為一編。因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常用該書，以至于先后將此書翻爛了兩本。

二十年前，我突發(fā)在全國各地尋訪古代藏書樓之興，當時因為相關(guān)資料很少，故佩諍先生此書已然是我查找相關(guān)信息的重要來源，惠我實多。而我與佩諍先生間接之因緣，則始于我從拍場購得其海粟樓鈔本《歸群詞叢》。《歸群詞叢》為太谷學派門人著作，該學派因涉及清代著名的“黃崖教案”，此后該派之書一律在禁毀之列。我自有藏書之好，此為第一次得見太谷學派著作，而其恰又是著名藏書家鈔本，故必欲得之，幸以廉值到手，為之歡喜多日。而后將該書細細翻閱，終于鉤沉出此書之來龍去脈，還專為撰寫一跋以紀之：

《歸群詞叢》一書是太谷學派弟子張德廣繼《歸群寶籍續(xù)編》之后，于1935至1936年間繼續(xù)輯佚而成，輯成后適逢王謇主持吳中文獻展覽會，以鄉(xiāng)邦文獻之名請張德廣錄副一冊，是為此海粟樓鈔本。可能此冊海粟樓鈔本經(jīng)展覽后，為葉恭綽所見，因選《全清詞鈔》，故來函商借，以供備選，是故海粟樓鈔本以詞集之名轉(zhuǎn)入葉恭綽處。而葉恭綽編輯《全清詞鈔》實工程浩大，非眾人協(xié)力不可完成，友人中藏清人詞集最多者為福州林葆恒，二人因《全清詞鈔》之故，多有往來，互通有無，林葆恒應當是1941年助葉恭綽選編《全清詞鈔》時，得以見到《歸群詞叢》，遂再次錄副一部攜歸福州，《翟伯衡詩余》或為此時增入集中，卷數(shù)變化亦于此時產(chǎn)生。林葆恒身后，藏書散出，然楚弓楚得，傳鈔本依然存于福州之地，林氏鈔本《歸群詞叢》最后歸入福建省圖書館，為方寶川先生所見，而方寶川先生正是與太谷學派淵緣極深的劉蕙孫先生弟子，此番人與物的相遇，直接促成1997年《太谷學派遺書》的正式出版，太谷學派亦得以光大，造物之妙，焉能不嘆，冥冥之中皆有定數(shù)，而吾得此書，又何敢不珍重焉。

《歸群詞叢》為寒齋所得王佩諍海粟樓鈔本之一，亦為寒齋得意之藏，數(shù)年之后，在蘇州尋訪途中與眾愛書人雅聚，經(jīng)友人之介，竟然于席間結(jié)識佩諍先生之曾孫王學雷先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佩諍先生早已歸道山，我雖不能親聆教誨，然與其曾孫之偶遇，非奇緣而何歟？但細細想來，這又是一種必然，只是早晚而已。

席間學雷兄告訴我，之前我所寫海粟樓遺址之文，其地點并不確切，因為相關(guān)部門將文保牌安錯了地方。而我向其詢問確切位置，學雷兄告訴我，因房屋幾經(jīng)轉(zhuǎn)賣，現(xiàn)住之人已與王家沒有關(guān)系，然其答應我說，若再次探訪海粟樓，他愿意先期與今住戶相商，以便讓我一睹海粟樓內(nèi)況。聞聽此言，令我大喜，尋得藏書家后人，而后落實藏書樓舊址，乃是我尋訪藏書樓過程中最佳之結(jié)果，惜來去匆匆，幾年過去，至今未成行。此后幾年，與學雷兄多有聯(lián)系，某次他告訴我，正在增補其曾祖文集，希望我能提供所得之《歸群詞叢》，鄙藏可以匯入文集之中，于我而言，自然是與有榮焉。

戊戌冬日，我再次到蘇州附近尋訪，學雷兄與蘇州古籍書店的卜若愚先生專程抽出一整天時間帶我到光福、藏書等鎮(zhèn)尋訪，一路上聽其二人聊及藏書掌故，令我大飽耳福，而學雷兄同時告訴我，他對曾祖《續(xù)補藏書紀事詩》所作箋釋即將完成，希望我能寫序一篇。于前賢著作上贅序，小子何敢言哉？然學雷兄固請，再辭不獲，故返京后細讀學雷兄箋證稿，由此而讓我再嘆其治學之謹嚴。

拜讀《箋證》一書，可知學雷兄不僅是改正了書中的誤字，同時也對原書中之注再作詳解，有如古人作疏，然其堅持嚴謹學者所講求之疏不破注，其在文中之箋有詳有略，常見之大名人若翁同龢、羅振玉等則所注甚少，而一些傳記資料稀見之人，學雷兄卻下很大功夫，從各種史料中鉤沉出相關(guān)事跡，使得名不甚顯之藏書家能夠讓更多讀者了解到。如此謹嚴之著書態(tài)度，令我對學雷兄大為敬佩，想來其治學態(tài)度乃是得自其曾祖，名家之后，豈徒有虛名也哉。

韋力

2019年春寫于芷蘭齋

《續(xù)補藏書紀事詩箋證》

編著者：王謇著 王學雷箋證

定價：168.00元

裝幀開本：精裝16開

ISBN：978-7-5013-7176-1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綜合編輯室

供稿 | 潘云俠 編輯 | 鄧旭欣

監(jiān)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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