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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范圍，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因為從空間范圍講一個地名，無論點還是面，是通過地理坐標，用具體界限劃定的。

但是任何一個空間范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范圍相聯系，這個時間范圍有的長有的短，在這個時間范圍里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還有其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

早期的地名實際上反映了族群分布，盡管我們對它們的具體內容還不了解。如商朝人，幾乎將所有做過都城的地方都稱為“亳”，早期遷移到的地方也命名為“亳”。又如，山東好幾個地方地名都帶“不”(音夫)，其實這也是反映某一個族群的流動或者分布的特點。

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幾個地名有這個字，最著名的是蘇州，被稱為姑蘇。對“姑”字以前有幾種望文生義的解釋，但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認為“姑”沒有具體意義，只是越人的發語字。但這類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

再如敦煌，從漢朝開始就有人根據漢語解釋“敦煌”二字的含義，后來日本學者指出敦煌不是來源于漢語，而是來自土著民族的語文，漢字是采用音譯，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釋。

不僅敦煌，我國西北地區還有很多地名，當漢朝人記錄下來時已經無法考證它們的含義，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響，但在這些方面我們目前研究很不夠，將來或許能通過這些地名破譯民族成分的密碼。　　

早期的地名后來成為國名，成為朝代的名稱，其實開始往往是指具體的地方，例如秦、漢、魏、晉、宋等。以“漢”為例，來源于漢水，因為有了漢水，才有了漢中等地名。

劉邦的封地在漢中，成為漢王，以后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漢朝。因為漢朝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的影響，基本上奠定統一中國的疆域，所以這個民族主體被稱為漢族。這些地名經歷具體的事件后發展成國名，因為開國皇帝或者統治者往往會把這些地方作為發祥地，以后成為朝代名稱。

地名的遷移也反映人口遷移或民族的遷移。

比如漢高祖劉邦的祖籍是豐縣(今江蘇豐縣)，他父親長期生活在豐縣。劉邦做皇帝以后將父親接到關中，尊他為太上皇。但太上皇卻悶悶不樂，表示住在關中不開心，因為聽不到鄉音，看不到鄰里斗雞遛狗，吃不到路上賣的餅。

于是劉邦下令將豐縣居民全部遷至關中，為他們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復制豐縣。據說復制非常成功，移民將從家鄉帶來的雞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來的窩。這座新城被命名為新豐，就這樣，豐縣的地名被搬到關中。像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不止一個，所以我們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從北方搬到南方，從中原移到邊疆。

北京郊區有很多以山西州、縣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體遷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這樣一種地名搬家也出現過敗筆，我認為最大敗筆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為新疆，“新疆”原指在貴州境內一片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后來被設置為幾個縣，所以當地稱之為新疆。

乾隆年間，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稱為新疆，以后建省時也用了這個名稱。這當然是乾隆皇帝為了宣揚他的赫赫武功。盡管這不會改變新疆自古以來屬于中國的歷史事實，但還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煩。

外國有人攻擊我們，說中國到乾隆年間才占有新疆的，因為你們自己都承認新疆是你們新的疆土。其實清朝學者已經發現漏洞，所以他們解釋為“故土重新”，但這也可以解釋為左宗棠從阿古柏叛亂中收復新疆。這至少是改地名的敗筆，如果沿用西域，與2000多年前一致，豈不更好！

還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記錄了一段歷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兩個縣的名稱：聞喜和獲嘉。聞喜本是西漢河東郡的曲沃縣，漢武帝經過時獲悉平定南越叛亂的喜訊，即改名聞喜。

當漢武帝行經河內郡汲縣新中鄉時，又傳來了發動叛亂的南越丞相呂嘉被俘獲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設一縣，命名為獲嘉。類似地名還有很多，每個地名都記錄了一段歷史。

又如重慶本來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為光宗皇帝，稱為“雙重喜慶”，于是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細了解研究一下它的來歷，往往就是對本地歷史的重要記載，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同樣，地名在對外關系上也有表現。最典型的是解放時被稱為鎮南關的地方，為了表示與越南的友誼而改名睦南關，以后為了突出與越南“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系又改為友誼關。

20世紀80年代，我去友誼關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誼關屋頂打穿的洞還在，那時候看到友誼關這幾個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時候，不僅友誼關樓已經修好，而且我已經能夠站在新劃定邊界線上照相留念了，現在至少這個關的確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關系上也有表現：解放被稱為綏遠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改稱為呼和浩特；比如烏魯木齊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卻反映了民族關系的歷史事實。

清朝實行改土歸流后，新設了一批府級政區，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轄縣原來都是土司，新設府縣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還有很多紀念性質地名，從最早將黃帝陵所在地稱作為黃陵，到近代全國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園，廣東香山縣改為中山縣，現在叫中山市。

國民黨政府為了表彰衛立煌，曾在安徽六安縣金家寨設立煌縣。抗戰勝利后臺灣光復，各市都有馬路改名為中正路，上海的愛多亞路也改名為中正東路。臺北有羅斯福路，新中國成立后東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

還有頌揚性的名稱，并不太明顯，實際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說中共一大會址的地方，原來是望志路，是用法國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興業路。這些地名有些存在時間很短，有些持續至今，這就反映出不同時期政府與民眾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紀念者的影響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個階段或一段時間的觀念和價值趨向。比如民國年間馮玉祥主政河南時設博愛縣、民權縣，臺北市有忠孝路、信義路、仁愛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復興、建設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環境的反映，這類地名在研究歷史地理時很有意義。有的是當初概念與今天不同，有的當初是對的，但現在地理環境發生了變化。這也是具有規律的，比如河南與河北劃分是以黃河為界，但也可發現，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黃河北邊，所以地名本身歸類是一回事，但以后發生了變化，這變化恰恰為我們研究歷史上地理環境變遷提供了根據。

還有一些地名體現了近代殖民的歷史。帝國主義侵入我國后，一些地名發生了變化，比如東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國入侵之后被換成俄國地名，香港被英國占據后，很多英國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

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為1922年英國王儲愛德華到訪以后，將一條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寧路)，就是當時為了紀念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英國人戈登。霞飛路是用法國著名將領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后為紀念淮海戰役改名淮海路。

總之，地名如果只是記錄它所代表的空間范圍，那么它是純粹的地名。實際上，地名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

更換地名的亂象

現在社會上出現一種隨意更改地名的現象，中斷了歷史的延續。一些地名，特別是縣名和縣治所在，從秦漢時期沿用到現在，2000多年來不僅名字沒有改，地點也未曾發生變化。

但是，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從此就消失了，與歷史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聯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復古地名，卻往往張冠李戴，移花接木。

從更改、消失再到恢復的過程，總是會產生許多麻煩。比如，沔陽是從南朝就存在的地名，遷都后設置過郡、縣、州、府、鎮，但到1986年，沔陽縣被撤銷，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縣治所在鎮的名稱。荊州市一度改成荊沙市，后來又恢復。襄陽與樊城改稱襄樊市，現在又恢復成襄陽了。

一些地名本來是歷史上非常重要，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有關，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與此同時，任意恢復古名的情況也有很多，也由此產生了很多后遺癥。

在行政區劃調整中人為取消了不少舊地名，隨意簡化縣級地名，甚至民政系統中間無法再登記原來的籍貫。我本人從小登記出生地為浙江吳興縣南潯鎮。現在已經沒有吳興縣，只有吳興區。但吳興區不包括南潯鎮，南潯鎮隸屬于湖州市南潯區。不過，吳興這個從三國時就出現的地名總算保存下來了，而更多的古地名卻消失了。

更改地名，對個人和社會而言都有割斷歷史的危險。后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里，現在很多爭奪歷史名人故里的現象很可笑。其實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但頻繁的區劃調整、地名改變給一些人可乘之機，人為制造很多矛盾。

本來，大多數行政區劃的調整只要改通名就可以了，沒必要改專名，但是為了表示是新地名，或者為了擴大影響，故意將專名更換。這不應該，也是很可惜的。隨著一些專名的消失，跟它們有關的歷史文化也將被湮沒。

目前的行政區劃名稱也相當混亂。中國歷史上曾經用過的行政區劃通名很多，為什么現在不能做到用統一的名稱代表一種區劃？例如，市既可以代表省級的直轄市，也可以指地級市，還有縣級市。

我們為什么不能下決心統一規劃行政區劃通名？非但沒有做這項工作，還不斷出現新的混亂，如“區”，已經有了省級的自治區、地級的直轄市區和縣級的市轄區，現在又出現了副省級的綜合開發區、地級或縣級的開發區、新區，還有礦區、城區、郊區。

用景點名稱取代政區名稱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亂的又一做法。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為黃山。如今，外地人如果說去黃山，本地人就會詢問你，是要到黃山山下去，還是去老屯溪。同樣的，都江堰、井岡山等變成了政區名，很容易與真正的景點混淆。

用景區名取代原來政區名稱的一個理由是：改名后能夠促進旅游開發，增加地方收入，這種說法完全是欺人之談。如張家界，要是沒有被確定為世界自然遺產，沒有大規模的開發和投入，僅憑改一個名，就能增加十幾個億的收入嗎？

商業因素的冠名做法，也是地名更換的一大原因。在市場經濟情況下，我并不反對適當采用商業冠名的形式改變地名。而前提應該堅持原有地名必須保留。現在往往因為商業利益，永久性把地名改掉了，不應該也不合法。正確的做法是根據出資的多少，確定新地名的使用期限，而不是永久性的改變。

一些外國地名在中國的濫用也應引起我們的注意。有人曾要求禁止在中國使用外國地名，我并不贊成，適當使用外國地名是可以的。

比如，已經成為當地歷史的外國地名應該保留，在一些開放城市適當增加一些以外國人名、地名命名的地名也并無不妥。但將一些地方命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外國地名，不僅缺乏嚴肅性，還容易引發其他國家的不滿。

隨意把別國地名拿過來命名景點、小鎮，侵犯了他國的地名使用權。而濫用外國地名反映出命名者的價值觀念混亂，或者高估這些外國地名的價值。例如，一些新建的樓盤、新開發的小區鐘情于使用外國地名以顯示檔次，這種做法，地名管理的相關部門應該嚴格控制。

我經常問學生，你是哪里人？他們往往只告訴我是某市人，只講到“地級市”一級。我問是哪個縣(區)，他們才告訴我。為什么不說全？他回答怕你不知道。

介紹籍貫的傳統做法是到縣一級，如果不這樣做，長此以往，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將會越來越貧乏，地理知識不僅需要在課堂上的學習，它的傳播和鞏固還需要日常真正的使用。如果，我們接觸地名越來越單一、籠統，勢必造成大家地理知識越來越貧乏。

總而言之，我感到地名是我們歷史和文化的寶貴遺產，因為任何地名的產生，一般都反映出當時這個地名出現、存在和延續的一些因素，而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坐標。規范地名的使用，地名的文化建設的立足點就在于傳承文化和歷史。而在這個過程中，使地名資源能夠為我們今天和今后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