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日本女作家野上彌生子在報紙上寫下一段話:
“只想做一個祈求。今年將是豐收之年嗎?是兇作之年嗎?不,哪一個都無妨。有洪水也好,有大地震也好,有暴風雨也好……即使霍亂和鼠疫一起流行,也無妨。無論如何只希望不要有戰爭……”
她期待和平。但此時,她的許多同胞正渴望著戰爭。
到了夏天,一場針對中國北平的陰謀悄然醞釀。7月7日夜,北平西南郊槍炮聲大作,日軍悍然進攻盧溝橋與宛平縣城,史稱“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時,盧溝橋上的守軍。圖源:網絡
1
多年來,日軍為發動戰爭進行了步步深入的“彩排”,在華北不斷增兵,與駐守平津的宋哲元第29軍各部隊摩擦不斷。
西南郊的豐臺,是北平的鐵路門戶,也是沖突的高發區。一些日本兵的尋釁,不時引發兩軍斗毆。中國軍隊正常演習期間,日軍也會無端闖入,干擾搗亂。有一次,日方竟聲稱一匹戰馬走失,強行要求中方送歸……
1936年10月,日本駐屯軍一個混成營突襲豐臺車站。他們企圖占領這一鐵路樞紐,進而切斷北平軍民的退路。
在營長張華亭的指揮下,駐守車站的220團第二營奮起反擊。其他兩個營聞訊,立即趕來支援。日軍不敵,旋即撤退。
事后,日軍詭辯稱:“豐臺沖突事出誤會,不過你們不應該開槍反擊。”
220團團長戴守義據理回擊:“你們日本人來到我國,應該遵守國際公法,不應該到處駐兵,自由行動,無事生非。如果日軍再來侵犯,我軍必將猛烈還擊,絕不退讓寸步?!?/p>
此事雖告一段落,但日軍繼續無事生非。這令華北軍政一把手宋哲元身心俱疲。他向副軍長秦德純訴苦:“日本種種無理要求,皆關系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復無理取鬧,滋擾不休,確實使我痛苦萬分。”他一度要回山東休假,暫避煩政。
日本屢屢挑釁,蔣介石也有所聞,但不愿立即開戰。
此前,蔣介石叮囑北平方面:“日本是實行侵略的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即宋哲元)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
日軍企圖,昭然若揭;可國府指示,又不可不從。宋哲元無權開戰,只好設法為北平緊張的局勢降溫。于是,一場“聯誼”準備在中南海的懷仁堂舉行。
1937年6月6日,宋哲元邀請日軍駐北平部隊連長以上的軍官赴宴,并要求第29軍所有團級以上干部作陪。宴會本是為了聯誼,可兩方暗自較勁。
酒過三巡,一些日本軍官率先唱起日本歌,發起“挑戰”。中方將領也不甘示弱,110旅旅長何基灃上場獻唱一首《黃族歌》作為回應。
緊接著,日本軍官又以助興為名,揮舞著武士刀在現場賣弄起來。這一舉動,恰似鴻門宴項莊舞劍,令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怒火中燒,便湊到114旅旅長董升堂耳邊問道:“事急矣,你是打拳呢,還是耍刀?”
“先打拳,后耍刀。”董升堂說罷,上場表演了一套八卦拳,又拿來一把中國大刀比劃一番。
早在1933年的長城抗戰中,第29軍官兵就在喜峰口等地用大刀近戰,將日軍殺敗,西北軍大刀隊一戰成名。董升堂此舉,可謂是針鋒相對。
▲抗戰時期,中國軍隊常用大刀與日軍近戰。圖源:網絡
獨立26旅旅長李致遠也加入助威。他先是表演了一套幼年時期所學的花拳,又命傳令兵取來自己的柳葉刀,表演了一套“滾堂刀法”,與董升堂同臺,合力壓制日軍氣焰。
日本人沒討得便宜,開始借聯誼起哄,將宋哲元與秦德純高高舉起。
眼見正、副軍長被日人借機戲弄,第29軍的將領們也將日軍旅團長邊村與軍事顧問松島舉起,不停地拋向空中。
較勁,最終點到為止。第37師師長兼河北省主席馮治安為避免出現意外,及時叫停了這場火藥味濃烈的互娛活動。緊接著,宋哲元與日本華北駐屯軍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分別致辭,大談中日友好之語。
一番酬酢往還之后,懷仁堂聯誼宴會在一種詭異的友好氛圍中結束。
2
對于日軍二等兵志村菊次郎而言,1937年7月7日,或許是人生中最莫名其妙的一天。
這一天,日本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舉行了一場演習。在中隊長清水節郎的指揮下,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開赴盧溝橋以北、宛平城附近的龍王廟地區進行軍演。演習中,日軍將附近的中國守軍視為假想敵,把部隊一分為二,模擬兩軍攻防,用心險惡。
演習一直持續到晚上10點,這令志村菊次郎度日如年。此時的他,腹中翻江倒海,早已按捺不住尋一隱蔽處方便。
然而,匆忙離隊的志村忘了向上級報告,自顧自地向營地外圍奔去。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幕中,志村不知為何走到了白衣庵附近。
當時,駐防白衣庵的是中國守軍的一個排。發現有人影靠近,排長齊國宣當即警覺起來,向人影喊出識別口令。志村無法應答,只好從夜幕中現身。即便懷疑是日軍摸哨,但在這局勢緊張之際,齊國宣也不敢隨意處置。這時,日軍方向突然傳來槍聲,志村急忙掉頭歸隊。
▲華北駐屯軍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圖源:網絡
在志村消失的這段時間里,第八中隊點名,發現有士兵“失蹤”,清水節郎立即向上級報告。大隊長一木清直得到上級命令后,準備率軍前往宛平縣城討要失蹤士兵。
開戰不一定需要事實,但一定需要借口。翌年6月30日接受《朝日新聞》采訪時,一木清直公開承認:“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志村)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而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在上峰的默許下,仍決意攻占宛平縣城,并統一口徑——中方槍聲驚擾了日軍演習,致使一名日軍士兵與部隊走散。
已經悄然歸隊的志村,不得不隨軍行動。于是,這一夜出現了既滑稽又陰險的一幕——正如日本學者半藤一利等人在《昭和史》中所寫:“在過了晚上十一點的黑暗之中,連那個士兵(志村)也一起做著傻事——搜尋行蹤不明的那個人?!?/p>
1937年7月8日凌晨4時許,距懷仁堂聯歡僅過去一個月,被拒絕入城搜查的一木清直下令攻城。
在盧溝橋與宛平城下,中日兩軍不宣而戰。
戰爭爆發后,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給部隊下達了一道死命令:“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斗,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p>
宛平守軍是國軍219團,早就對常年滋事的日軍恨之入骨。他們依托城墻,成功挫敗日軍攻勢;而在盧溝橋鐵橋,團長吉星文組織了一支150人的大刀隊,趁雨夜偷襲日軍,成功奪回鐵路橋。
砍殺之中,一些日軍士兵膽戰心驚,跪地求饒。所謂的武士道,此刻蕩然無存。聯隊長牟田口廉也見狀,加派了兩個大隊增援一木清直,但仍無濟于事。
無論是詐取,還是強攻,日軍陰謀都未能得逞,于是率先釋放和談信號。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致電北平稱,失蹤的那名士兵已經尋回,沖突純屬誤會,希望能和平解決這場“鬧劇”。
志村菊次郎再次被利用,成為戰爭的棋子。事后,作為獎勵,志村得以復員,回到日本。但,這枚棋子終究逃不過陪葬的命運。1944年,處于窮途末路的日軍,再次將志村征召入伍,派赴緬甸戰場對抗盟軍。最終,這個掀起中日全面戰爭的禍源,被中國遠征軍新1軍擊斃,成為了法西斯的炮灰。
3
和談的背后,是更大的陰謀。
1937年7月9日,中日和談在北平達成協議,由宛平縣長王冷齋予以執行。根據協議,兩軍即刻停戰;雙方各自撤回原防區;宛平城交由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隊接管。雙方各派人監督執行。
然而,日軍將協議當成了托辭,沒有一條得到嚴格執行。在撤軍問題上,日軍僅將一線部隊撤至預備隊的位置,還倒打一耙,斥責中方未撤回原防。
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隨即反駁道:“所謂原防即戰前原駐地點,日軍原駐天津者,應回天津;原駐豐臺者,應回豐臺。我軍原駐宛平城內,因應戰移防城上,我軍由城上撤至城下,即為原防?!?/p>
日軍撤防時,又向宛平城內炮擊70多次。當中方抗議時,日本人竟詭稱,炮擊一事純屬掩護部隊撤兵。
趁保安隊趕赴宛平換防時,日軍又橫加阻攔,釀成一死多傷。隨后,又不許保安隊攜帶重機槍入城。經交涉,保安隊只得分派人手押送重機槍回原防地。原本三百人的定員,入城時僅剩二百多人。
顯然,日本人不愿見到一個擁有堅固城防的宛平城。
日方小動作不斷,讓王冷齋多留了個心眼。他派人出城秘密偵察,果然在城外的鐵路涵洞內發現了日軍藏兵,旋即以此向日方交涉抗議。
眼見計謀被識破,日方監督員中島只好答應解決。怎料,7月9日晚,日軍藏兵突然開火,幸好被宛平守軍擊退。
自知無法解決事端,王冷齋便致電上級尋求辦法。上級令他到北平進一步磋商。當車隊駛出城時,日軍藏兵一見到王冷齋等人,紛紛舉槍上膛,做出戰斗狀態。同行的日方監督員中島及時出面制止,才未釀成一場外交事故。
▲時任宛平縣長的王冷齋。圖源:網絡
此番磋商,日方派出櫻井、中島、笠井和齋藤等四人與會,中方則派出河北省政府主席馮治安、冀北保安隊旅長程希賢和綏靖公署高級參謀周思靖與王冷齋等人參加。
在7月10日的聯席會議上,王冷齋就藏兵與偷襲等事件,指責日方不守信用。
但齋藤巧言令色,極盡推卸責任之能事。他詭辯稱,預留部隊,不過是為了搜尋陣亡士兵。
王冷齋追問道,既是為了搜尋尸骸,為何安排眾多兵士,還攜帶機槍等重武器?
齋藤詭辯稱,此舉是防備中國軍隊偷襲,警戒所需。
王冷齋見招拆招,提議兩軍各派20人,以24小時為限,在雙方共同監督下展開收尸。日方代表無計可施,只得答應。
這時,日方借口打電話,四人紛紛離席向外走去。中方代表不疑有他,任其自由活動。怎料,左等右等,均不見一人歸來。王冷齋等人追出門外找尋,四人早已溜之大吉。
很快,各地日軍增兵情報陸續傳來,中方如夢初醒:和談不但未能消弭戰端,還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
4
七七事變爆發時,第29軍軍長宋哲元正在山東老家休假。
作為華北軍政的一把手,在收到戰報后,宋哲元立即啟程北上。但,他并未對此展現出足夠的重視,仍將其視作等同以往的一般沖突。返程途中,他專門跑到天津,與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會面,試圖探探日本人的口風。
香月清司何等狡猾,幾番交談之后,宋哲元已作高枕無憂之態:“和香月見面,談得很好,和平解決已無問題?!?/p>
抵達北平后,宋哲元又淡化風險,他告訴眾人:“哲元對于此事之處理,求合法合理之解決,請大家勿信謠言,勿受挑撥,國家大事,只有靜聽國家解決?!?/p>
歷史的殘酷在于,上層的大意和失誤需要前線以流血來彌補。
在宋哲元等人麻痹大意之際,日軍正在大規模集結部隊。日本內閣批準十萬陸軍從本土趕赴中國,走海運登陸塘沽;北寧線上的火車噴發著蒸汽,疾馳入關,將一批又一批的關東軍運抵平津地區。而作為守方,駐守平津的國軍第29軍,此時僅有四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和一個特務旅,還有兩個保安旅,總兵力僅10萬左右。
兵力如此懸殊,日軍逐漸完成了對北平的戰略合圍。
7月26日,一切準備就緒,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了最后通牒:限第29軍于24小時內全部撤離北平,否則日軍將全力攻城。
于是,北平的戰火率先在南苑燃起。
南苑是29軍軍部、機關及后勤駐地,由副軍長佟麟閣負責指揮。日軍對北平實現戰略包圍后,佟麟閣就接到了軍部機關全部撤入城內的命令。在此之前,他需要等候趙登禹的132師前來換防。誰知戰況無常,7月28日,日軍不僅將132師纏住,同時還突襲了南苑陣地。
佟麟閣可用的部隊本就不多,加之日軍突襲,通信阻斷,各部只能各自為戰。混亂中,佟麟閣計劃率領軍事訓練團的學生們經由大紅門撤往北平,不幸在此遭到日軍埋伏。部隊傷亡慘重,佟麟閣腿部被擊傷。衛兵勸其輕裝逃命,但他拒絕了:“既然敵人找上門來,就要和他死拼,這是軍人的天職?!?/p>
佟麟閣堅持要掩護學生們撤退。
▲1933年,佟麟閣將軍與妻兒合影。圖源:網絡
不多時,多架日機投下炸彈。硝煙散盡之后,這位副軍長已因頭部中彈,失血過多,徹底倒下。
同樣不幸犧牲的,還有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由于信息泄露,趙登禹撤退至大紅門時,也遭到了日軍伏擊。趙登禹身中數彈,自知大限將至,便囑咐下屬:
“我不會好了,軍人戰死沙場是本分,沒什么值得悲傷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驚嚇,請你們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沒別的心事了?!?/p>
僅僅一天,第29軍便損失了兩位中高級將領。
南苑一役,慘不忍睹。面對日軍,南苑守軍面無懼色。當日軍距離較遠時,官兵們便開槍阻擊;日軍迫近時,則手持大刀與之近身肉搏。激戰過后,不少官兵血灑疆場,為國捐軀,一度曝尸荒野,無人掩埋。而日軍也在留下大量斷臂殘肢后,方才占領南苑。
事已至此,北平的命運已經無法逆轉。
南苑慘敗的當夜,宋哲元向全軍做了最后的部署:第38師師長張自忠留守北平,出任市長,與日軍周旋、善后;第29軍及保安旅等部隊全體撤離北平,退往保定。
七七事變持續到7月底,以平津失陷宣告結束。但,中國人的抗戰怒火就此點燃。
5
戰爭爆發后,北平一帶的百姓自發支援前線。在日軍的槍林彈雨中,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為前線守軍運送糧食彈藥,救護傷員。長辛店的一些鐵路工人發揮土木工程專長,為宛平守軍修補加固破損的城防工事……一時間,大家都在出人出力。
盧溝橋的炮聲也促使南京中央進行表態。7月13日,蔣介石電告宋哲元:
“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許其任何條件,而對方的目的,則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國家與個人之人格……”
與此同時,國共代表齊聚廬山會談,并初步達成合作。在家國大義的旗幟下,兩黨決定握手言和,國共兩軍將編入統一的戰斗序列,槍口一致對外。
7月17日,蔣介石公開號召全國:“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日偽區也出現了愛國反正的義舉?!短凉羺f定》簽訂后,冀東被國民政府放棄。1935年11月,漢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并將張硯田與張慶余執掌的兩支保安隊收編。二張被迫淪為漢奸,備受唾罵。張慶余之子甚至登報要與其斷絕父子關系。
七七事變后,二張秘密與第29軍取得聯系,充當內應。28日晚,二張在通縣(今北京通州區)率部起義,將冀東日偽軍打了個措手不及,并活捉了殷汝耕。奈何日偽軍大舉反撲,29軍無力支援,起義軍旋即被擊潰沖散,殷汝耕亦被日偽軍劫走。
隨著越來越多的愛國人士、團體的加入,全面抗戰就此爆發。
▲國共合作,中國進入全民抗戰。圖源:影視劇照
在此后的八年時光里,中國人用血肉和事實證明:中華民族不是一盤散沙,有能力將侵略者拖進戰爭的泥淖,并將其擊??!
多年以后,永定河水嗚咽東流,盧溝橋的石獅靜默無言,它們見證了那個夏夜的屈辱與抗爭,更見證了由此噴薄而出的、不可逆轉的民族意志。
無論如何,希望不要有戰爭。
無論如何,也要永遠保持警醒:一個民族的尊嚴與獨立,唯有在永不妥協的斗爭中,才能得以捍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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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柳建輝、孫新:《正視抗日戰爭——抗日戰爭若干重大歷史問題辨析》,青島出版社,2015年
[日]遠山茂樹等著,吳文譯:《昭和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
[日]森島守人著,陳鵬仁譯:《陰謀·暗殺·軍刀》,臺灣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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