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則成在軍統（保密局）天津站屬于單打獨斗，這也是當年地下斗爭的需要：如果一個部門潛伏人員太多且橫向有聯系，那么是很容易暴露的，比如潛伏在軍統電訊總臺的張蔚林、張露萍等七位地下黨被捕遇害，其實就是因為一個小小的疏忽和誤判，導致整個潛伏小組毀于一旦。

時任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的董益三（被俘時任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少將處長，1960年與沈醉同在第二批特赦）在《我所知道的張蔚林一案》中回憶：“稽查處電信監察科科長肖茂如給我來電話，報告說：‘張蔚林昨夜值班，把收報機上三只30真空管燒壞了。他是比較有經驗的報務員，不可能是因為誤接電源燒壞的，而是有意破壞。我即報請稽查處長把他關起來，不料今天早晨發現他從看守所逃跑了。’”

據董益三回憶，張蔚林逃出看守所后判斷失誤，以為“燒管子是工作上的過失，不是政治問題”，只要自己跟董益三解釋清楚了，就可能渡過難關，卻沒想到在他逃出看守所后，特務馬上搜查了他在張家花園的住所，不但抓住了張露萍，還搜出了包括他們入黨文件在內的重要檔案，張蔚林再去找董益三，就等于虎口拔牙，結果身陷囹圄壯烈犧牲——他們那個小組原本有八個人，后來之所以被稱為“七烈士”，是因為有一個姓安的叛變了，后來還當了熱河站的電訊支臺臺長。

潛伏在敵人重要機關，有戰友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戰友太多，只要有一點疏漏，就可能導致整個潛伏小組甚至整條潛伏線毀滅，所以潛伏在天津站的余則成并沒有跟其他地下工作者發生橫向聯系，而當時潛伏在天津站的地下工作者，絕不可能只有余則成一位——當時吳敬中（原名吳景中）身兼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和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在這兩個重要情報部門，如果沒有三五個地下工作者，那就小看了我們的敵工部門了。

余則成只負責搜集和傳遞情報，行動的事情用不著他出手，策反工作也不歸他管，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余則成有策反任務，吳敬中、陸橋山、李涯、馬奎，天津站這四個特務將校，哪一個能被他策反？

這個問題，熟悉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諜戰史并看過《潛伏》的讀者諸君都會很容易給出答案，因為那四個特務將校，真正有可能被策反的只有一個，但絕不可能是吳敬中。

吳敬中早已把回歸光明的路堵死了——吳敬中和沈醉的姐夫余樂醒一樣，都是我黨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這幫人留學歸來正逢革命低潮，還有一部分人跟上級失聯，就紛紛加入鄧文儀當課長的“南昌行營調查課”，這一點沈醉在回憶錄中寫得很清楚：“當時南昌行營調查課課長鄧文儀派人到上海專門接待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共產黨員，讓他們叛變后為他工作，起碼按中校或上校任用。”

吳敬中在軍統（保密局）其他特務眼里，就是個叛徒，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沈醉，雖然在回憶錄中不止一次強調他們“很要好”，但還是一口一個“叛徒”稱呼他：“忽然有一個老同事跑過來找我談話，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一個叛徒，當時在中蘇情報合作所當科長。”

沈醉這個老同事就是吳敬中，當時正在鄭介民為所長的中蘇情報所當總務科長（此前是軍統臨澧特訓班一大隊二中隊指導員兼情報教官），他跑來找沈醉，就是想通過沈醉求見戴笠，并出賣一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吳一開口就說前幾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一個同學，現在是延安派在重慶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來？戴一聽很高興，馬上叫吳坐下來談。”

當時雖然國共合作，但吳敬中顯然是要把這位同學拉下水，當做他獻給戴笠的敲門磚或投名狀。雖然那位同學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戴笠的宴請拉攏，但吳敬中此舉，卻在自己的歷史上又添了一個污點：叛徒有很多種，沒出賣過戰友的，和出賣過戰友的是兩個性質。

因為吳敬中的出賣，那位同學后來的處境很危險：“從他拒絕戴笠的邀請的第二天起，就發覺跟蹤他的特務增多了，很可能是準備綁架或毆打他，所以他好久都不一個人出去。”

差點因吳敬中出賣而遇害的那位同學恰好是管統戰的，吳敬中那一次不智之舉，已經斷了他被策反回歸的后路，所以上級絕不會要求余則成去策反這樣一個出賣戰友的叛徒的。

吳敬中抱上小蔣和鄭介民（這兩人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生，老蔣派去的）的大腿后，自認為可以有恃無恐逃出天津，所以絕不會回到原來的陣營，以免被秋后算賬。

軍統（保密局）天津站少將站長吳敬中不可能被策反，他手下的行動隊中校隊長馬奎和情報處中校處長陸橋山，當然也不可能，因為他們分別是毛人鳳和鄭介民安插到天津站的眼線：馬奎的黑歷史比吳敬中還黑（他曾被七十六號抓捕后出賣了軍統在上海的組織），甚至能算半個漢奸，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在策反名單上；陸橋山是一個心胸狹隘且詭計多端、心狠手辣的笑面狐貍，尤其是他向學生開槍一事，足以證明他就是個喪心病狂的鐵桿特務。

吳敬中、馬奎、陸橋山都不可能被策反，或者沒有策反價值，那就剩下天津站最后一任行動隊中校隊長李涯了。

我們細看李涯的言行，就會發現他才是最可能被策反，也最值得被策反的：其一，他手里掌握著“黃雀計劃”的潛伏特務名單，有重大策反價值；其二，他在延安潛伏多年，近朱者赤，已經潛移默化地發生了改變，而且他的理想也跟余則成有不謀而合之處——都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孩子們都過上好日子。

李涯在天津站當行動隊隊長，把所有的任務都“辦砸了”，這還真未必是他能力不足，而極有可能是他已經跟軍統的老一套行動方式格格不入，或者他從內心深處就已經抵觸戴笠“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規則，所以他一直在“找證據”，而按照軍統慣例，懷疑就是證據，就可以抓人的。

李涯在天津站過得很不順心，他也能分辨出延安與南京的不同，以他的眼光，似乎也不太可能看不出老蔣必敗——他說“進行調整”后有可能獲勝，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老蔣當時的做法不對。

李涯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奇葩特務，他不可能看不出老蔣必敗，他只是有一個執念，缺乏一個契機，只要時機成熟工作到位，認清形勢的李涯未嘗不可策反，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用什么方式策反、由誰來策反。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有人拿著李涯在延安寫的交代材料（那材料不需要是李涯寫的），秘密找上門來，李涯又會如何應對？

事實上“李涯”不用策反也會投誠，因為他的歷史原型、保密局天津站末代站長李俊才帶著四個小組特務潛伏下來，天津一解放，他就帶著所有的“小黃雀”到軍管會自首了。

不管李涯的歷史原型是不是李俊才，這個行動隊隊長似乎都不那么令人討厭，所以如果您是天津地下黨負責人，會不會對李涯進行策反？以何種方式策反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