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作為一位癡迷于歷史探訪與文化行走的旅人，我曾開啟過名為#縱斷日本古城行#的系列旅程。或獨自探訪，或與好友翁道逵律師結伴，幾年間竟已踏足日本五十余座古城。當然，這在日本現存的一萬余座古城遺跡中，不過如滄海一粟。

7月5日，我與日本中國研究所所長楊多杰伉儷自東京啟程，前往靜岡縣袋井市參加由著名茶學家、原愛知大學教授松下智先生主辦的“喫茶巡禮in東南亞——觸摸茶文化之旅”。在掛川車站轉乘之際，站內展示的古城介紹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目光。向來奉行“行路遇景必探”原則的我，當即勸說多杰夫婦一起“摟草打兔子——帶捎的”，做個順道一訪。于是，我們開啟了這場與掛川古城的邂逅。

說起來那是1336年，中國處于大元王朝的至正二年，江淮地區遭遇特大旱災，黃河改道加劇民生困境，朝廷頒布法令整頓吏治，一番折騰。鄰國日本則形成南北朝對峙局面，室町幕府在京都成立，進入“戰國時代”武士階級主導的亂世。1497年，當時駿河國與遠江國交界的遠州平原上，一座名為“掛川城”的石垣要塞悄然崛起。據《靜岡縣史》記載，此城由地方守護大名今川氏家臣朝比奈泰熙主持修建，其基座石垣采用獨特的“櫛紋砌法”，這種粗糲的砌筑方式不僅堅固，更暗含戰國時代“防御至上”的生存哲學。

那時的掛川城，日本人如今把它稱為是“邊疆要塞”。從地圖上看就可以知道，它北扼天龍川，南望浜名湖，東接駿河國，西通三河國，恰似一把鎖住東日本水陸交通的鑰匙。這種地理優勢，讓它在1560年今川義元上洛時成為關鍵補給站——朝比奈泰朝率領2000精兵攻克織田軍鷲津砦，切斷敵方糧道，卻在著名的“桶狹間之戰”后因主君戰死被迫退守。這段歷史，如今在掛川城二之丸御殿的隔扇畫上仍然留有痕跡：畫中武士鎧甲的鯖節紋飾，正是今川氏家徽的變形。

其實，這里還曾是日本戰國亂世忠義與背叛的舞臺。1568年（永祿十一年），武田信玄入侵駿河，掛川城迎來命運轉折。今川氏真退守這座城時，朝比奈泰朝為了穩定軍心，親手斬殺有謀反嫌疑的井伊直親。這一殺雞儆猴之舉，卻在《井伊家譜》中留下矛盾記載：一方稱其“果斷鎮壓叛逆”，另一方則指他“濫殺功臣”。這種歷史迷霧，恰似御殿內那道保留至今的1861年地震裂縫——殘缺中見真實。

后來，德川家康的登場，為掛川城注入新變量。1569年冬，他率軍圍城五月，最終迫使朝比奈泰朝開城。據《德川家康傳》記載，家康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竟是修復被戰火損毀的茶室。這一細節，在二之丸茶室的“爐緣”上仍有體現：家康命工匠用檜木重制的茶爐，其紋理走向與原物分毫不差。這種對文化空間的重視，預示著掛川城將從軍事要塞轉向政治中心。

1635年，山內一豐對掛川城進行大規模改造。這位曾參與“關原合戰”的藩主，把京都二條城的“書院造”風格引入遠江。如今保存完好的二之丸御殿，便是這段歷史的活化石：大廣間的“附櫥”設計，既可展示武士鎧甲，又能作為文書收納空間；白書院的“床之間”壁畫，描繪著四季山水，其使用的礦物顏料至今未褪色。

1868年，明治政府頒布《廢藩置縣令》，掛川城迎來新生。令人驚訝的是，這座武士之城并未被拆除，反而被改造為“掛川尋常小學”。據《靜岡縣教育史》記載，當時的改造方案頗具創意：天守閣被用作禮堂，御殿的十二個房間分別改為教室與實驗室，甚至茶室也被保留為“茶道教育室”。

這種轉型背后，是時代巨變的縮影。1872年，日本第一條鐵路東海道線開通，掛川站成為連接東京與大阪的樞紐。此時，城下町的武士住宅區開始出現西式建筑：清水銀行、報社、百貨店鱗次櫛比，而掛川城則成為“傳統與現代對話”的象征。

1945年，太平洋戰爭的硝煙未散，掛川城卻已滿目瘡痍。幸運的是，主要建筑因采用檜木與櫸木結構，雖遭火攻仍保留主體框架。1951年，靜岡縣政府啟動“掛川城復興計劃”，一個大膽的決定被寫入方案：完全復原江戶時代的木構天守。

這項工程耗時43年，其間發現諸多驚喜。1967年，工人在拆除臨時支架時，意外發現一批江戶末期的文書，其中記載著藩主與茶人之間的交流細節；1982年，天守閣頂端的“鯱”裝飾被修復時，工匠發現其內部竟藏有1603年的祈愿文書。這些發現，讓掛川城的復興超越了建筑層面，成為一場全民參與的歷史重構。

在掛川城麓的二之丸茶室，我們看到女茶人山田老師取出家康時代遺留的“宗三瓜紋”茶碗，為游客點一碗薄茶。當抹茶粉在茶筅下泛起泡沫，庭園里的青苔與白砂突然有了生命——這方1994年復原的枯山水，其砂紋由山田老師親手梳理，正如她所說：“武士每天整理心緒，我們每天整理砂紋。”

這種對“日常性”的堅持，讓掛川城超越了單純的歷史遺跡。現在，當游客在茶室外的連廊漫步時，或許會遇見一群身著忍者服飾的導覽員——他們在此巡游，用火繩槍表演重現江戶時代的“城祭”。這種古今交織的場景，恰似茶室中那枚同時刻著家康徽章與明治年號的茶罐，訴說著一個民族在傳統與現代間的永恒對話。（2025年7月8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