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特工史上的第一個“雙面間諜”,卻在51年不幸被抓,臨刑前大喊:
“陳賡可以為我作證!”
他就是鮑君甫。
1951年的南京街頭,幾個穿著制服的公安人員徑直朝著一個雜貨攤走去,攤主是個頭發花白的老頭,他正在收拾貨物。
領頭的人走到他跟前一亮證件就問:“你就是鮑君甫?”老頭不明所以地點了點頭,誰知道就是這一下,他就立即被對方抓了回去。
起初,鮑君甫對此并不太在意,哪怕被關在看守所,也很冷靜,對于審訊員的問題也都是愛答不理的樣子。一直到審判長念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幾個字的時候,他才有了反應,老人掙扎著大喊:
“我不是特務!我救過共產黨!陳賡能作證!”
這話一下就讓全場頓時安靜下來,誰都想不到,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竟然要共產黨的開國大將為自己作證?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鮑君甫一度以為自己這輩子就要這樣結束了。直到陳賡的回信送到法院,那些泛黃的信紙讓審判長徹夜未眠。
“1927至1931年間,鮑君甫確為我黨做過諸多貢獻……”信里列舉的每一件事,都和檔案里的記載對得上。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的判決下來了:“鮑君甫功大于過,判處管制一年,當庭釋放。”
走出法院的那天,陽光還有些刺眼,鮑君甫抬手遮了遮,眼淚突然就下來了。公安局的人對他說:“每月給你100塊補助,有困難就找我們。”
1956年的春天,鮑君甫坐著軍區的專車去北京。在飯店的包間里,他見到了頭發花白的陳賡,兩個老人抱在一起,半天說不出話。之后陳賡拉著他的手一個個介紹:“這是當年你救過的關向應同志的愛人,這是陳養山……”
滿屋子的人都站起來給他鼓掌。
鮑君甫是廣東人,十幾歲的時候就跟著父親去了日本,后來從早稻田大學畢業。1919年回國的時候,他已經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了,也因此成了上海灘的“日本通”。
1924年國民黨改組,他懷著滿腔的救國熱情入了黨,還在五卅運動中認識了同鄉楊劍虹。2年后,有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找上了鮑君甫的門,他說他是來請教日語的,叫做陳養山,對方說話總是溫文爾雅的。
相處的過程中,鮑君甫很快就發現,這個“學生”并不簡單,但他也沒有多為難對方。一直到某天,陳養山塞給他一本《共產黨宣言》,低聲說:“君甫兄,你還沒看清國民黨的嘴臉嗎?”
那時候,鮑君甫因為公開罵蔣介石“獨裁”,剛剛從看守所出來不久,對國民黨的失望已經十分深重了,他的胸膛里還憋著一股火。這個時候,陳養山的這句話,就像火星點燃了干柴一般。于是,兩人就展開了一場久久的深入討論,最終,鮑君甫把酒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拍:
“只要你們信得過我,我就幫你們!”
1928年5月,他在上海的霞飛路走進一家咖啡館,靠窗的位置坐了個穿西裝的年輕人。見他走過來,那人抬頭沖他笑了一下,“是君甫兄吧?我是陳賡,快坐。”
兩人談論了幾句,陳賡說:“我們給你配輛車,再找個辦事處,場面得撐起來。”隨后,他又掏出一個厚厚的信封,“這是第一個月的經費,后續有什么重大開支我們組織上還會給你撥款。連德生也會跟著你,他既是保鏢也是聯絡員。”
此后,鮑君甫就開著嶄新的小駕車穿梭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很快就成了各方勢力之間共同認識的“著名”人物。
為了取得中統的信任,鮑君甫演了出好戲。中共特科故意透露過一些已經過時了的會議地址,等國民黨特務興沖沖趕過去的時候,只搜到幾本《新青年》。有時候還會安排幾個“進步青年”故意被他“抓獲”,關幾天再放出來。
幾次“立功”下來,陳立夫在電話里笑得合不攏嘴:“君甫真是棟梁之才!”
1931年,公共租界的巡捕房突然闖了進入一群荷槍實彈的巡捕,并且在上海的工聯機關抓住了一個戴著眼鏡的中年人。
后來鮑君甫才知道,被抓的人竟然是我黨同志關向應,得到消息的時候,他正在跟蘭普遜打網球。鮑君甫故作輕松地擦著汗,裝作無意般開口:“總監,這個案子還是給我來處理吧。”
在巡捕房的地下室里,看著那口裝滿了絕密文件的箱子,鮑君甫簡直頭皮發麻。這時國民黨的人已經在門口等著了,想要立即把文件搶回去。關鍵時刻,鮑君甫攔住了他們,“這些是中文材料,得找專家鑒定。”
隨后,他就連夜找到了留過洋的“文件專家”劉鼎,其實,對方正是陳賡派來的助手。
接下來的幾天,就成了鮑君甫最煎熬的日子。白天他陪著對方在巡捕房“研究”文件,晚上兩人就悄悄把真文件帶回去,連夜抄錄,隨后再把仿制的假文件換回去。
就在某天早上換文件的時候,蘭普遜就突然推門闖了進去,鮑君甫被嚇了一跳,但他還是強裝鎮定地撿起文件,說那是“學術資料”。
同時,關向應也一直都在配合他。每次提審的時候都耷拉著腦袋,不管問什么都搖頭,整個人看起來就像個嚇破了膽的書呆子,最后巡捕房什么也問不出來,只能以“思想激進”的罪名關了他幾個月。出獄那天,楊登瀛開車在門口等著,關向應上車就給他作揖:“君甫兄,救命之恩……”
這樣的營救并不是特例,鮑君甫還多次幫助中共同志脫險,為我黨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也為保護黨的力量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到了晚年,鮑君甫也一直都住在南京,雖然有組織上的補助,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還是十分拮據。
某一年的冬天,天氣實在寒冷,走投無路之下,鮑君甫寫信向曾經的好友安娥求助冬衣,安娥得知情況后也立即傾囊相助。
1967年的時候,鮑君甫也受到了影響。哪怕是在所謂“專案組”的淫威下,鮑君甫也堅決決絕了提供任何關于陳賡和陳養山的“黑材料”。
2年后,鮑君甫去世,臨死前他對自己的孩子們說:
“我不是特務,也不是內奸,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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