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特工史上的第一個“雙面間諜”，卻在51年不幸被抓，臨刑前大喊：

“陳賡可以為我作證！”

他就是鮑君甫。

1951年的南京街頭，幾個穿著制服的公安人員徑直朝著一個雜貨攤走去，攤主是個頭發花白的老頭，他正在收拾貨物。

領頭的人走到他跟前一亮證件就問：“你就是鮑君甫？”老頭不明所以地點了點頭，誰知道就是這一下，他就立即被對方抓了回去。

起初，鮑君甫對此并不太在意，哪怕被關在看守所，也很冷靜，對于審訊員的問題也都是愛答不理的樣子。一直到審判長念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幾個字的時候，他才有了反應，老人掙扎著大喊：

“我不是特務！我救過共產黨！陳賡能作證！”

這話一下就讓全場頓時安靜下來，誰都想不到，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竟然要共產黨的開國大將為自己作證？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鮑君甫一度以為自己這輩子就要這樣結束了。直到陳賡的回信送到法院，那些泛黃的信紙讓審判長徹夜未眠。

“1927至1931年間，鮑君甫確為我黨做過諸多貢獻……”信里列舉的每一件事，都和檔案里的記載對得上。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的判決下來了：“鮑君甫功大于過，判處管制一年，當庭釋放。”

走出法院的那天，陽光還有些刺眼，鮑君甫抬手遮了遮，眼淚突然就下來了。公安局的人對他說：“每月給你100塊補助，有困難就找我們。”

1956年的春天，鮑君甫坐著軍區的專車去北京。在飯店的包間里，他見到了頭發花白的陳賡，兩個老人抱在一起，半天說不出話。之后陳賡拉著他的手一個個介紹：“這是當年你救過的關向應同志的愛人，這是陳養山……”

滿屋子的人都站起來給他鼓掌。

鮑君甫是廣東人，十幾歲的時候就跟著父親去了日本，后來從早稻田大學畢業。1919年回國的時候，他已經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了，也因此成了上海灘的“日本通”。

1924年國民黨改組，他懷著滿腔的救國熱情入了黨，還在五卅運動中認識了同鄉楊劍虹。2年后，有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找上了鮑君甫的門，他說他是來請教日語的，叫做陳養山，對方說話總是溫文爾雅的。

相處的過程中，鮑君甫很快就發現，這個“學生”并不簡單，但他也沒有多為難對方。一直到某天，陳養山塞給他一本《共產黨宣言》，低聲說：“君甫兄，你還沒看清國民黨的嘴臉嗎？”

那時候，鮑君甫因為公開罵蔣介石“獨裁”，剛剛從看守所出來不久，對國民黨的失望已經十分深重了，他的胸膛里還憋著一股火。這個時候，陳養山的這句話，就像火星點燃了干柴一般。于是，兩人就展開了一場久久的深入討論，最終，鮑君甫把酒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拍:

“只要你們信得過我，我就幫你們！”

1928年5月，他在上海的霞飛路走進一家咖啡館，靠窗的位置坐了個穿西裝的年輕人。見他走過來，那人抬頭沖他笑了一下，“是君甫兄吧？我是陳賡，快坐。”

兩人談論了幾句，陳賡說：“我們給你配輛車，再找個辦事處，場面得撐起來。”隨后，他又掏出一個厚厚的信封，“這是第一個月的經費，后續有什么重大開支我們組織上還會給你撥款。連德生也會跟著你，他既是保鏢也是聯絡員。”

此后，鮑君甫就開著嶄新的小駕車穿梭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很快就成了各方勢力之間共同認識的“著名”人物。

為了取得中統的信任，鮑君甫演了出好戲。中共特科故意透露過一些已經過時了的會議地址，等國民黨特務興沖沖趕過去的時候，只搜到幾本《新青年》。有時候還會安排幾個“進步青年”故意被他“抓獲”，關幾天再放出來。

幾次“立功”下來，陳立夫在電話里笑得合不攏嘴：“君甫真是棟梁之才！”

1931年，公共租界的巡捕房突然闖了進入一群荷槍實彈的巡捕，并且在上海的工聯機關抓住了一個戴著眼鏡的中年人。

后來鮑君甫才知道，被抓的人竟然是我黨同志關向應，得到消息的時候，他正在跟蘭普遜打網球。鮑君甫故作輕松地擦著汗，裝作無意般開口：“總監，這個案子還是給我來處理吧。”

在巡捕房的地下室里，看著那口裝滿了絕密文件的箱子，鮑君甫簡直頭皮發麻。這時國民黨的人已經在門口等著了，想要立即把文件搶回去。關鍵時刻，鮑君甫攔住了他們，“這些是中文材料，得找專家鑒定。”

隨后，他就連夜找到了留過洋的“文件專家”劉鼎，其實，對方正是陳賡派來的助手。

接下來的幾天，就成了鮑君甫最煎熬的日子。白天他陪著對方在巡捕房“研究”文件，晚上兩人就悄悄把真文件帶回去，連夜抄錄，隨后再把仿制的假文件換回去。

就在某天早上換文件的時候，蘭普遜就突然推門闖了進去，鮑君甫被嚇了一跳，但他還是強裝鎮定地撿起文件，說那是“學術資料”。

同時，關向應也一直都在配合他。每次提審的時候都耷拉著腦袋，不管問什么都搖頭，整個人看起來就像個嚇破了膽的書呆子，最后巡捕房什么也問不出來，只能以“思想激進”的罪名關了他幾個月。出獄那天，楊登瀛開車在門口等著，關向應上車就給他作揖：“君甫兄，救命之恩……”

這樣的營救并不是特例，鮑君甫還多次幫助中共同志脫險，為我黨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也為保護黨的力量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到了晚年，鮑君甫也一直都住在南京，雖然有組織上的補助，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還是十分拮據。

某一年的冬天，天氣實在寒冷，走投無路之下，鮑君甫寫信向曾經的好友安娥求助冬衣，安娥得知情況后也立即傾囊相助。

1967年的時候，鮑君甫也受到了影響。哪怕是在所謂“專案組”的淫威下，鮑君甫也堅決決絕了提供任何關于陳賡和陳養山的“黑材料”。

2年后，鮑君甫去世，臨死前他對自己的孩子們說：

“我不是特務，也不是內奸，周總理是知道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