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恥之，愿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一

梁惠王自述國恥：魏國霸業的衰落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魏國繼承晉國核心疆域（今山西南部），魏文侯時期（前445-前396）任用李悝變法（“盡地力之教”）、吳起改革軍事，建立精銳“魏武卒”，西壓秦國、東制齊國，成為戰國首霸。梁惠王此言既是對昔日榮光的追憶，亦隱含對孟子“不識時務”的暗諷——魏國強盛時靠的正是法家之術，而非仁義空談。

“東敗于齊，長子死焉”

桂陵之戰（前354年）：魏攻趙都邯鄲，齊以孫臏為軍師“圍魏救趙”，于桂陵設伏擒龐涓（后釋放）。

馬陵之戰（前341年）：魏攻韓，齊再救，孫臏用“減灶計”誘敵，龐涓中伏自殺，魏太子申被俘后死。此即“長子死焉”。兩戰本質是鬼谷學派同門相殘（龐涓、孫臏皆師從鬼谷子），亦暴露魏國霸權依賴軍事擴張的脆弱性。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商鞅變法后（前356年起），秦推行“首功制”激勵戰意。前340年商鞅詐擒魏將公子卬，大破魏軍，迫魏割讓河西之地（今陜西黃河以西），遷都大梁（今開封）。此敗標志魏國西線霸權徹底崩潰，秦國東進之勢不可逆。

“南辱于楚”

前323年楚將昭陽趁魏新敗，破魏軍于襄陵（今河南睢縣），奪八邑。楚以“利”誘使魏國放棄聯齊抗楚，轉而參與“五國相王”虛名，實為楚國北擴鋪路。縱橫家張儀（鬼谷弟子）曾任魏相，其“連橫”策略未能阻止楚國進逼，反使魏國陷入孤立。

二

孟子對策：仁政PK“戰國叢林法則”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在孟子看來，周文王有過這樣的先例。孟子此言直刺戰國“唯大國強”的迷思。當蘇秦游說六國“合縱”需百萬之眾抗秦時，孟子卻斷言小國行仁政亦可王天下。此論意在顛覆了鬼谷學派“以力制力”的權謀邏輯，將政治合法性錨定于民心而非武力。

接下來是仁政四策，與法家、縱橫家是根本對立的。

“省刑罰，薄稅斂”

直斥魏國法家弊端。李悝《法經》以嚴刑治國（如“窺宮者臏”），商鞅變法“收泰半之賦”，而孟子主張輕徭薄賦，重建統治倫理。

“深耕易耨”

發展農業，對比商鞅“耕戰”政策中農業僅為戰爭服務。孟子將經濟民生視為仁政根基，非富國強兵手段。

“修其孝悌忠信”

以倫理教化替代縱橫家的權謀之術。張儀、蘇秦憑口舌挑動戰爭，孟子則主張以孝悌凝聚社會，重塑“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的禮治秩序。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此句暗含對鬼谷學派兩大失敗的諷刺。龐涓精兵戰術（魏武卒）敗于孫臏民本戰略（齊軍含大量自愿參戰的民眾）；蘇秦合縱依賴外交權謀卻忽視民心，終因各國互疑瓦解。孟子指出：真正的戰斗力源于“彼陷溺其民”——秦楚嚴刑重稅導致“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民心盡失則堅甲利兵徒為虛器。

三

歷史碰撞：仁義集團與“利之集團”的對決

鬼谷學派以權謀霸術為主。孔孟學派則以仁義禮樂治世。鬼谷四弟子代表戰國“利術”巔峰。蘇秦、張儀以“合縱連橫”操縱列國，追求短期制衡之利。張儀欺楚、蘇秦亂齊，皆加劇戰亂。龐涓、孫臏是軍事奇才，卻陷于私怨仇殺，馬陵之戰后魏齊兩敗俱傷，反使秦坐大。其共性是將民視為工具，如商鞅“驅農為戰”，最終導致社會基礎崩解。

孟子所倡導的仁政，首先是對“戰國邏輯”的哲學批判。“仁者無敵”，非否定武力，而是重構力量本源。當梁惠王問“如之何則可”雪恥時，孟子將“復仇”轉化為“征不義”：仁政之師討伐暴政，百姓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梁惠王未行仁政（前319年卒），魏終被秦滅；而秦雖統一卻因“仁義不施”二世而亡，反向驗證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的警告。

當列國沉迷“富國強兵”時，孟子指出真正的強大在于“黎民不饑不寒”的民生根基，將政治倫理從“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惡性循環中剝離。孔子之“仁”側重個人修養，孟子將其發展為系統的“仁政”治國方略，從井田制設計到教化體系，使抽象仁義落地為可操作的制度藍圖。

這場對話，是鐵血時代對道德價值的叩問。梁惠王至死未悟，然孟子之言終成華夏政治文明的基因密碼——暴政可亡人國，唯仁者能安天下；霸權終隨黃土，唯得民心者不朽于青史。

然人還是看重眼前，解決眼前問題，總想著快速解決問題、快速強大，長期主義難以踐行，孟子式的失敗，還會在歷史中持續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