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人文雜志》2025年第4期

轉自：人文雜志

作者：史可人　趙興勝，山東大學歷史學院

摘要

近代以來，“愚公移山”故事開始脫離經典傳承常態軌道，成為時人開啟民智以救國的話語文本：傳播層面，隨著傳媒科技的進步以及社會思潮的變遷，該故事以大眾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現與傳播，實現了突破精英階層的民間流傳。精神內涵層面，近代學人基于科學性重新認知該故事，以現代公民意識和中華民族觀念解讀與詮釋，推動了其祛神化轉型。社會功能層面，自晚清起，愚公故事便活躍于實業救亡派和抗戰救國派的政治表達中。在毛澤東的重塑下，它開始具備革命意象以動員民眾，成為與民族危亡相關聯的政治話語。愚公故事近代傳播過程中大眾化、祛神化、政治化的特點奠定了其現代化的內涵基因，承擔了“啟智”與“啟志”的雙重歷史使命，并在新中國成立后迸發出更為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成功實現近代轉型的經典個案。

關鍵詞

“愚公移山”　傳統文化轉型

現代化　科學主義　民族革命

中國傳統故事“愚公移山”傳承千年，敘述了愚公為開通道路，帶領子孫鄰友挖山不止，最終感動上天將山移走的故事。作為《列子·湯問》中的一則寓言，其蘊含的堅韌不拔、攻堅克難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古代文人的個體化解讀不同，清末以降，這則故事在知識界、政治界、文藝界的多方重塑下，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寓言，并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獨特作用。因此，關于“愚公移山”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問題已引起學術界的不少關注。但是從整體上看，學界相關認識還不夠深入與全面。目前已有研究在時段上側重近代后期，尤其是中共相關部分，對近代前段的關注有所不足，且大多從革命史的視角出發，關于社會史、教育史、傳播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對匱乏。鑒于此，本文通過梳理“愚公移山”相關報刊、教科書和文藝作品等史料，探究近代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愚公故事被傳播與重塑的歷程與特點，進而管窺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轉型問題。

一、大眾化的傳播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戰國時期鄭國人列御寇去世后其弟子輯錄言行所編《列子》。據筆者考證，原文中并無“愚公移山”這一名稱與概念，用其代指該故事最早顯見于唐代官員丘鴻漸的同名賦，此后便為學界沿用。古代時期，《愚公移山》主要在以《事文類聚》《群書通要》《群書類編故事》為代表的文獻輯錄、以東晉張湛《列子注》為代表的學界研究和詩詞歌賦中傳播，流傳于帝王將相、學術名家和文人墨客之間，面向民間大眾者并不多見，不具備普及性意義。

近代以來時局劇變，“啟智”與“啟志”成為試圖解決啟蒙民眾、救亡中國的兩大歷史主題。基于此，知識界一方面延續傳統模式，出版收錄《愚公移山》故事的文學輯錄，另一方面則以多樣化的方式面向大眾傳播，主要體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報刊雜志等新式媒體的廣泛傳播。隨著媒介科技的進步，報紙期刊因其具有廣泛的受眾和較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時人針砭時政、發表觀點的新興場域。以《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為代表的大眾報紙；中國以國民黨《中央日報》《民國日報》《西京日報》、中國共產黨《上海報》《邊區民眾報》為代表的黨報黨刊；以羅馬天主教教會創辦的《益世報》、日本人創辦的《盛京時報》為代表的外國人在華出版的報刊；以《新潮》《學海》為代表的學術期刊以及一些校報校刊紛紛刊登“愚公移山”相關文章，其中不乏蔡元培、傅斯年、梁啟超、豐子愷等名家學者。作為大眾傳媒的重要組成部分，報刊雜志促進了思想文化界的相關解讀與討論在社會公眾中的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報紙中的愚公故事還被應用于商業廣告。《申報》《新聞報》都曾以“愚公移山　全賴一鍬”的廣告語宣傳國貨品牌普利達鋼廠的鋼鍬，認為路礦工程與建筑農業都似愚公移山，“不離乎一鍬”。1941年，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儲蓄會則于《時事新報》《大公報》刊登“有獎儲蓄券”的廣告：“愚公移山的故事，人人皆知，雖系神話，寓意頗深！君對于特種有獎儲蓄券，如能持之以恒，每期必購，則頭獎二十萬元，必屬于君，因為恒心既可移山，頭獎自不難以毅力得之。”這類商業廣告的傳播效應顯著地推動了愚公故事的跨階層傳播。

其二，以教科書為載體進入學校教育。20世紀以來，隨著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教科書擁有最為廣泛、穩定的受眾群體，具有重大宣教意義。1909年，愚公故事便因其能“喚起興味”而入選清末教科書。在此之后，它始終占據近代教材的一席之地。據筆者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至少有50種教材收錄愚公故事。它入選了近代以來多個重要政權的教科書，包含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甚至偽滿政府、汪偽政府。教材種類包括中小學語文教材以及職業學校、平民學校和民眾學校的自編課本。編者群體不僅有出版社編輯、學校教師，還有許多知名學者，比如修辭學專家陳望道，語言學家張弓，歷史學家、文學家柳詒徵等。在進入教材之后，該故事的教學方式也從傳統的以提問、背誦、默寫、作文為主的私塾模式轉向包含繪圖、音樂與戲劇創作的現代課堂。在教材審定制的背景下，民國教科書在反映時下社會思潮與政府官方意志的同時，將愚公故事通過學校教育傳播于學生群體，以易于學生理解與接受的教學方式促使愚公故事從古時的士人教育內容轉變為大眾熟知的基礎教育篇目。

其三，白話體的表達。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白話體逐漸成為文學作品和寫作實踐的主流，許多報刊文章和兒童讀物都將文言版本的愚公故事譯為具有故事性的白話文體。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智愚爭論的情節以較為拗口的文言體呈現：

河曲有智叟笑之曰：“甚矣，汝之愚也。山如是高，汝年已老，恐山未毀，汝力已疲憊。”公曰：“不然，我身有子，我子有孫，旦旦而為之，永久不息，山雖高，何患不能平乎？”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易讀性和趣味性成為教材編撰的重要標準，許多教科書將文言原文進行了白話直譯，使其成為“富有趣味而切合兒童心理的淺易短文”，培養兒童閱讀的能力與興趣。以沈百英編著的國語教材為例，智愚爭論的情節被描繪為：

這時候奇聞傳到村中去，村中男女笑相評，都說愚公行徑異，要想移山未免欠聰明。河東智叟親來看，要把愚公早喚醒。他說道：“先生這樣老年齡，就是山上毛草怕也難除凈。如今妄想把高山移豈不是自尋煩惱將老命拼？”那愚公聽了滿臉堆笑容，向著智叟稱老兄，他說道：“老兄看我一蓑翁，那知道我心還是像兒童。多謝你一片好心來勸告，只可惜區區意見不相同，要知道我便死了有兒子，兒子繼續能做工；兒子生孫孫有子，子孫代代把山攻，山不見增只見削，子孫工作卻無窮，只要志堅工夫深，哪怕移山不成功！”

正如胡適所言，白話的重要作用是令人聽懂，“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朗朗上口、淺顯易懂的白話版本便推動了其為大眾理解與接受。

其四，藝術化的呈現。近代以來，許多“愚公移山”相關文藝作品問世，包括豐子愷、徐悲鴻等大家畫作，左翼作家杜談創作的同名散文，還有一些短篇小說、諧文、書法和歌曲作品。這些文藝作品都以愚公故事為主題或原型，通過二度創作推動該故事深入大眾生活。如《浙江道路雜志》于1924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愚公移山記》在文中將作者列御寇塑造為“御風日報社編輯”。新增加的“愚公做壽”情節也與民國社會的摩登生活有所對比：“不比如今人家做壽有大世界新世界里的女校書萬人迷，抖葫蘆耍盤子新魔術等戲法，可以叫來堂會”。時人賦予該故事“時髦”的情節，使其符合時下社會現狀，貼近百姓生活，易于大眾傳播。

愚公形象在圖像中的變化也表現出該故事的平民化傳播趨勢。五四時期，教材插圖（圖1—圖2）中主角愚公并未實際參與移山，而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與智叟論道。愚公長衣寬袖、頭戴冠飾、坐而論道的形象與親友身著方便短褲束衣、繁忙勞碌的身影形成了鮮明對比，其形象不似山村中的年邁農夫，更像一位身居高位、學識淵博的士人。這反映出此時愚公課文的傳播受眾依舊是社會精英階層。至20世紀30年代，在文藝大眾化和教育平民化的社會思潮下，圖像（圖3—圖6）中的愚公不再是穿戴整齊、“坐而論道”的“上位者”，而是與后方忙碌的親友一樣衣著輕便、手拿耙子簸箕。可見這一時期教材中的愚公不再是“說教者”形象，而是以身作則的移山民眾之一。這也體現出愚公故事的受業者從上層精英轉向平民大眾。作為視覺性、非文字的材料，圖畫中愚公形象的變化更為直觀立體地展現出該故事的基層化傳播趨勢。

總之，愚公故事的傳播方式在近代突破了古代時期精英階層的個體化傳播：報刊行業的興起為其提供傳播媒介，以教科書為載體的學校教育為其提供傳播受眾，白話體和藝術化的表達則令其以大眾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現。由此，愚公故事不再沉睡于故紙堆中，而是以大眾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內容活躍于時下社會日常生活。

二、祛神化的認知與詮釋

如前文所言，古代時期愚公故事多被《事文類聚》《群書通要》《群書類編故事》等傳說、故事集匯編輯錄。唐代官員丘鴻漸曾評斷：“艮為山以設險，人體道以通神”。顯然，古時學界對《愚公移山》的定位是神話傳說。在《列子》原文中，愚公感悟了“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的真理，求得了時空無限循環之道，最終以“誠”感動“帝”，得到夸娥氏二子的助力，成功移走太行、王屋兩座大山。“誠”是愚公成功移山的關鍵，也是該故事的核心精神。正如北宋詩人范致虛注解，愚公“篤強行之志，無期效于俄頃之間，持不息之誠，無要功于歲時之近”，也如南宋理學家林希逸、清代佛學家楊文會批語“意堅行力”“不存退志”，在古代傳播過程中《愚公移山》始終是寓意著堅持和克難精神的神話。

隨著多樣社會文化思潮的崛起，近代知識界關于愚公故事的認知與評斷不再單一。一方面，贊成其“誠”之核心精神依舊是社會主流觀點。教科書始終以不怕困難、立志堅定的人生價值觀為教授主旨。世界書局編寫出版的國文讀本就曾在文尾述評：“是文以堅韌不撓為主旨。人果存堅決成事之心，一時不就，累代傾心為之，無不就者”。中華書局編輯屠元禮、劉傳厚點明愚公寓言主旨為“有志者事竟成”，希望學生感悟“愚公明知其難，曾不少退，可見其立志之堅卓”的道理。通過學校教育，許多中小學生紛紛在報刊發表讀后感，認為無論是做人做事還是做學問，都要學習愚公立志堅定、不屈不撓、不怕困難的精神，一心一意地苦干，不達目的不止。具有勵志意義的愚公精神依舊為近代時期社會主流所認同，并通過學校教育普及大眾。

另一方面，則出現不少質疑之聲。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賽先生”便旗幟鮮明。胡適更感嘆“近三十年來，科學在國內已經取得無上尊嚴的地位，不管是守舊派還是維新派，不管是懂科學還是不懂科學的人，都不敢貿貿然或者公開輕視和戲侮”，并描述為“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與此同時，民間對神鬼、宗教類的非理性信仰現象也被知識界斥責，稱之為“迷信”。有些人否定愚公故事的積極意義，認為：“不能以科學的眼光來看它，無論如何不合科學”，愚公是“熱昏的老翁”。還有學人強調要全面、辯證地看待移山行為。如梁啟超曾表示，愚公般的努力要“在分限圈制前提之下”，即看到“許多不可抗抵的權威、不可解除的束縛、不可脫離的范圍”之“命”。另有部分觀點則嘗試提出科學、現實的方法解決移山難題，如曾任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的周憲文便提出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愚公精神：“愚公可以移山，我也可以填海。不過細細想來，這話卻只有半是真理”，即“遇事不怕辛苦”，“其另一半真理，必須此人所為之事，合乎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因此“‘事在人為’這一成語，是有條件的，不是絕對的”。漫畫家豐子愷曾在聽聞美國人用科學方法遷移石屋的新聞時，回憶起少時求學時的疑問：“愚公何不到大人國里去請幾個大人來搬一搬？”而為人師表的他再次提及此故事時，內心的疑問已變為愚公“何不發明一種良好的方法，使自己的身大起來，力增加起來”以“科學地抵抗自然”呢？《學海》也曾刊登一文認為移山是“說夢話”的“笨事”，并從勞動力成本和效益等層面解讀移山行為的“吃力不討好”，認為“他們只是搬山而無生產，試問他們的衣、食從何而來呢？或者說搬山，作工，同時并進，那末他的子孫真也夠苦了。不如將房子搬開了，來得爽快”。

這些多維討論標志著此前一直被定位于神話屬性的愚公故事被時人以科學、辯證主義等現代化思維重新認知，這來自中國落后世界之時學人的自覺反思。他們重新評判愚公故事之時，也在相應地調整、重釋愚公故事的內容呈現與精神內涵以開啟民智。

在故事內容方面，一則基于科學思維和“反迷信”主義刪改其中神話情節。如前所述，在盛行科學主義與反迷信思潮的推動下，民國許多報刊文集都刪去了原文最后一段“操蛇之神告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幫忙搬山”等具有神話色彩的情節。其中一些在刪除時，對故事結局有所修改。如《大公報》所刊登版本的故事結尾為：“自此愚公日日移山。后數年，愚公將死，謂其子曰：‘吾將死矣，命汝繼續移此山。’既死，其子孫果然繼續不已，后此山遂盡。以此觀之，凡宇宙間雖極難之事，只要人有恒心未有作不成者。”將原文愚公借助神力成功的結局改為愚公子孫經過努力將山移走，以突出恒心的關鍵作用。

而教科書也曾出現類似情況。新聞界名流胡懷琛指出：“在教科書里所讀過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或是在中國寓言里所讀過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和神話里所說的，都略有不同。因為他們把關于神話的一部分刪去了。”與報刊書籍不同的是，教科書一般是直接刪減神話情節，并未對其余內容有所改編。在此情況下，課文中的故事結局停留在愚公、智叟的對話場景，以強調“智”與“愚”的觀點論辯，引導學生對比思考，樹立愚公的正面形象。正如中華書局所編教材之釋：“愚公之言，自有至理。蓋事之成否，無所謂難易也，亦無所謂智愚也。明知其難，而愈難愈奮，人皆以為愚矣，然事無不成者也。深知其難，而困難而退，人皆以為智矣，然事無能成者也。諸生之求學，一愚公之移山也。愿諸生不為智叟之知難而退，而為愚公之愈難愈奮也。”教科書刪去神話情節、強調智愚論辯的方式，既淡化了其中的科學性爭議，又凸顯了核心的勵志精神。

在精神內涵方面，愚公精神被時人自覺升華，成為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之一。著名編輯出版家章錫琛曾節譯日本雜志《中央公論》的觀點，指出中國人的特性除“卑弱”“務實”外，便是愚公移山之“忍耐”：“蓋中國民族，實以異常之耐久性為基礎，故其執著力、彈力、乃至民族之蕃殖力，莫不有效也。”時任中央大學教授、近代著名社會學家孫本文也借“愚公移山”詮釋“耐久”，將其與“刻苦、勤勞、專一、盡瘁”并列為中國人之五種原素與精神。《中央日報》還稱贊愚公為大智若愚、不計較一己私利、志向遠大、與命運搏斗之人，將愚公精神譽為“中國民族之最高精神”，“愿中國多愚公，而無智叟，無論是學術方面，還是事業方面，能本此民族之最高精神，以預備長久不斷之努力，則大陸之上，狂洋之中，無壟斷矣。”在近代學人的認知中，愚公精神不僅僅是“誠”，還代表了國人肩負重擔下恒久忍耐之品格，已成為中華民族得以生存綿延的基礎乃至最高精神。

二則知識界基于現代公民意識進行觀念詮釋。正如嚴復在其著名的《論世變之亟》一文中所總結，西方現代化之命脈在“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在“求真”的科學邏輯思維之外，“為公”的社會倫理觀念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先進的知識分子便將《愚公移山》與現代公民觀念相關聯。民國初年，蔡元培辭任教育總長游學歐美期間，就曾引用該故事表達“重視群利”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認為“人類之義務，為群倫不為小己，為將來不為現在，為精神之愉快而非為體魄之享受”，希望國人“同舟共濟”。傅斯年也曾于《新潮》發文將愚公故事解讀出“努力為公”的意蘊，認為要像愚公一樣“自由發展個人”，謀“公眾的福利”，為社會而努力。

與此同時，學校教育也開始強調移山的“利公”屬性。民國初期的國文教材曾點明移山“為一家計耳”的基礎上，亦要“為地方除害，為國家造福”。上海實驗小學與北師大附屬小學的國語教材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理解讀該故事，將愚公號召親友移山的話語改編為：“人力戰勝自然，是進化的原理。我們做人，應該改良自然的環境，使他適合自己的生活。這兩座大山，既然對于我們的生活，很有妨礙，我們便得設法除去它；倘然聽它妨礙我們，不設法除去，那么我們便不配做人！”這是將移山之舉視為人類與自然抗爭下的集體事業。時任上海滬南區第二工人補習學校校長的吳伯匡編寫國語教授書引導學生具備愚公式的社會關懷。課文指出愚公開通道路是“自利利他”“利益均沾”的公益行為，率領子孫是“通力合作”的表現。在其時的社會觀念中，“自利”是以“利他”為前提的。時人希望通過宣傳愚公造福一方的公益之舉，宣傳“為公”的現代社會倫理價值觀。

概而論之，隨著科學主義的盛行，傳承千載的愚公精神被重新評判。近代學人在肯定其堅持與克難精神的同時，質疑其中的非科學情節，強調要全面、客觀地看待移山行為。在認知轉變的基礎上，知識界刪改其中神話情節并重新詮釋精神內涵，將其升華為中華民族精神、賦予現代公民觀念以開啟民智。

三、社會角色的政治化

與古時“束之高閣”不同，隨著大眾媒體的傳播與知識界的重新詮釋，愚公故事開始被時人自覺、自發地與時局危亡、民族興衰相關聯，成為具有政治意象的話語文本。晚清以來，先進的知識分子便呼吁以愚公移山精神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圖富強。如圖5所示，《益世報》曾繪制一幅名為《愚公移山》的簡圖以反映其時的社會危機。圖中象征著中國及中國人民的愚公衣衫襤褸、肌骨瘦弱，正在費盡全力地推移著名為“美歐強列”的大山。這形象地反映出中國落后于世界、遭受列強侵略蹂躪的艱難境況。許多有識之士提出“師夷長技”以充實自身、提高國力。在工業方面，《申報》呼吁以愚公“大巧若拙”的方式“徒其精誠一也”。在開礦方面，則希望以愚公“風氣以歷練而愈開，精華以積久而愈辟”的精神學習西方“富厚之基、立強之本”。在技藝方面，言及專利制度，認為此靠“智巧聰明之士無不孤詣冥心，孑孑獨造”，希望“守愚公移山之志，歷世相繼，父以詔子，子以詔孫”以求其成。在商務方面，《大公報》曾發文表示擔憂，認為“中國之商務延至今日疲斯壞斯，衰極敝極”，“恐盡女媧補天，愚公移山之力逆難補救”。在交通方面，談及西方強國“興筑道路”的盛景，認為沒有“頃刻都成平坦之途”的道理，必須得像愚公“力移北山”一樣“全力赴之”，“集無量之愚公，合力圍之”才能“路成道平”。國民黨軍官何樹蕃中學時期便曾反思：“我們中國人做一件什么事，多半總是畏難，不肯去堅決進行。所以國內的實業學術都不發達”，他希望學人做研究能如愚公般狠下功夫，“一代沒有研究出來，又傳把他的子孫去研究，總是不畏難”，以此振興實業，發展學術。在救亡團體的集體反思下，愚公精神成為近代中國振興實業的倡導精神。在救亡團體的集體反思下，愚公精神成為清末時期振興實業的倡導精神。

辛亥革命前后，“愚公移山”被賦予抨擊時政的意象。如圖6所示，晚清時期，時人曾創作同名簡畫，將愚公描繪為官府人員形象，以諷刺北京政府將電報企業“商股移作官股”的昏庸腐敗。還有時人借愚公故事表達《北山移文》的主旨，抨擊諷刺袁世凱復辟帝制、尊孔復古的倒行逆施。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交火之時，主戰派自喻為愚公移山，“欲劃除異己”，“恐千秋萬歲之后，必有人秉筆大書曰，愚公主戰”。時人或借愚公故事表達對北京政府的不滿；或以愚公自喻、堅持主戰，已然賦予其針砭時政之功能。

隨著抗日戰爭爆發，愚公故事成為呼吁“抗戰救國”的話語文本。豐子愷曾創作漫畫《愚公》，將所移之山命名為“國恥山”，抵抗侵略的寓意明顯。徐悲鴻也曾創作油畫《愚公移山》，通過人物刻畫與色彩運用表達民眾抗戰之艱苦，呼吁大眾齊心協力共度時艱。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所言：“欲抒國難，須學愚公”，《新聞報》也呼吁青年人面對“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快些培養‘高尚純潔的人格，俠義勇為的氣節，刻苦耐勞的習慣’，立定‘積極向上的人生觀’，抱著‘愚公移山’的堅強意志，埋頭干去！爭得我們民族的生存”，爭取最后的勝利。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進犯，許多學人都主動、自覺地運用愚公故事喚醒青年志氣以抵御外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立后，時人多運用該故事表達全民族抗戰之眾志成城。1939年的報文《愚公移山的故事：什么是民族統一戰線》詳細地引用愚公故事闡述全民族統一戰線對于抗戰的重要性。作者認為，民族統一戰線“對內”要有愚公一家精誠團結的精神，“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地壯大統一戰線；“對外”則要爭取國際援助以發揮神力盡快地平掉大山，打倒日本侵略者，獲得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這是將愚公故事與抗戰理論相結合的最初表達。

可以說，有關“愚公移山”的自覺性政治表達在清末就已出現，并延伸至抗戰時期。而真正實現其革命化的建構者是毛澤東。中共七大閉幕式上，毛澤東闡述了對于“愚公移山”的創造性理解：“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此次講話中，他將愚公故事與中共革命觀相結合，是歷次有關愚公故事發言中完整度、成熟度最高的一次。該闡述與1939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報文類似，關于愚公故事的運用不僅停留于精神層面的宣導，而是借其闡釋抗戰的路線與理論。不同之處在于“愚公”“山”“帝”的形象寓意不同。在毛澤東的論述中，要移走的兩座大山是革命的目標——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帶領親友進行挖山的愚公是中國共產黨；具有神力、肩負移山關鍵性作用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毛澤東創造性地將該故事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相結合以動員抗戰，標志著其近代政治化轉型的完成。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國革命的領袖，這些思想和言行對推動該故事政治化轉型與傳播貢獻最大。這一點在教科書場域體現得尤為明顯。民國時期其他政權的愚公課文主要以人格培育為核心。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提出“在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健全之人格”，孫中山也主張“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作為基礎教育階段語文教科書的經典篇目，愚公課文的教學重點即培育學生“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個人品性。而在毛澤東發表相關革命化闡述后，該故事在解放區教科書中開始呈現鮮明的政治化傾向。

一是在教學內容方面，緊跟革命形勢，及時調整“挖掉兩座大山”為“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觀。在毛澤東的闡釋中，“挖山”象征著“革命”，“愚公”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愚公移山”則是一項偉大的“革命事業”。這項革命事業在全面抗戰時期是毛澤東所述的“挖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隨著解放戰爭的爆發，毛澤東在1948年晉綏干部會議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任何別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將全面抗戰時期讓位于民族革命的階級革命任務納入“移山”范疇。原來的“挖掉兩座大山”改為“推翻三座大山”，愚公課文的內容也隨之變化。1947年東北政委會編寫的高小國語教材曾對“兩座大山”作界定：“帝國主義在中國最兇惡的，以前主要是日本，現在主要是美國；封建勢力就是蔣家那些反對派，以及大買辦大地主。”這個界定雖然混淆了“兩座大山”與“三座大山”，沒有區分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但符合解放戰爭時期的局勢需求。毛澤東“三座大山”講話發表后，上海勞工教育工作者協會編寫的《工人課本》隨之改變，并強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的領導地位：“一百多年來人民都在努力搬去擋住我們出路的大山，直到最近，由于毛主席的領導，這三座大山快要鏟平了”。面對接下來的移山任務，號召大家繼續發揚愚公精神“堅忍耐勞的干下去！還要在平地上蓋起高樓大廈來！”可見愚公故事在解放區教材的呈現，緊跟革命形勢而變化。

二是在教學思想方面，普及依靠人民群眾的革命觀與方法論。《共產黨宣言》曾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毛澤東也多次提到依靠群眾的重要性，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因此，中國共產黨愚公課文中的移山主體不是王侯將相，也不是知識精英，而是人民群眾。東北行政委員會所編教材在課后附文中指出：“我們的革命精誠，必能像北山愚公一樣感動上帝，來幫助我們把這兩座大山鏟平。不過我們的上帝，不是迷信神話里的神仙，而是中國的老百姓。人民的力量比任何大力士都要偉大過不知幾萬倍，只要我們感動得人民起來了，就一定能把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一齊粉碎！”并在文后附討論題：“為什么毛主席說，要感動得老百姓起來才能把兩座大山鏟平？我們全國人民應該怎樣？”教材一方面通過課后題引導人民意識到自身的主體性和關鍵性，即“人民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另一方面則希望借愚公故事最大限度地動員民眾，達成“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目的。

三是在教學形式方面，體現出深入群眾生活與實際的辯證唯物主義觀。曾負責陜甘寧邊區教材編寫的董純才指出：“我們注意政治教育，固不必一定要增加政治課的時間，而是要善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來編制課程與教材，分析問題，說明問題，使得全部課程與教材都貫穿著唯物主義的精神。”這種辯證唯物主義精神即“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自1942年整風運動以來，中共教材編寫十分注意避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強調聯系民眾實際情況，通過開放討論等形式進行教學。如收錄愚公故事的《工人課本》要求“教學時應根據課程內容適當地與工人生活，思想，切身經驗聯系起來”，“除仍應適當的講解讀法、寫法、用法之外，并應在散學或自習時間內，根據課文內容進行討論，加強學習效果”。華東新華總店出版的國語教材和東北政委會編審委員會編著的課本也曾要求根據愚公寓言中的教訓，在課后“把事實學一學、舉一舉”，“聯系自己的實際”寫感想。這樣的教學設計在方便學生理解的同時，還將“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辯證唯物主義觀念深植于學生的思維之中。

綜上觀之，自晚清起，便已有“愚公移山”相關的政治性表達，時人運用該故事振興實業、針砭時政、動員抗戰，但該故事真正實現政治化傳播依舊在毛澤東中共七大的相關論述之后。在中共與中國革命的政治需求下，愚公故事的社會功能完成了從人格塑形到革命動員的近代轉型。

四、結語

現代化理論家布萊克曾言，現代化不是一個全面西方化的過程，而是“傳統的制度與價值觀念在功能上對現代性的要求不斷適應的過程”，“本質是傳統性在功能上對現代性要求的適應”。上述研究說明，《愚公移山》這則傳統神話故事之所以能流傳千年仍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特別是政治革命與動員中發揮了引人矚目的作用，就筆者來看，其關鍵因素有四：其一，普世性的內在價值是根本動因。作為《列子》中的一則寓言，該故事所傳遞的堅持、克難、勇氣與實干精神在歷朝歷代始終具有積極意義。其二，符合社會需求。近代中國政治上飽受內憂外患之苦，經濟上正追趕工業浪潮，民眾的心態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轉變，所有的社會力量都迫切需要一種正面能量以引導方向、團結大眾、共渡難關。《愚公移山》恰好符合了其時中國社會的這種精神需求。其三，新理論的闡釋。近代以來該故事被一代代知識分子重新解讀，特別是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的闡釋與宣傳下，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相結合，具備了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的新內涵，顯著地推動了其政治化。其四，新技術的加持。隨著媒介科技的進步，它被報刊等新興媒體面向大眾廣泛傳播，成為了個人、集體乃至國家都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這也啟發我們，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與上述四個層面高度結合。只有具備卓越的文化學識和深厚的社會洞察力，及時理解、把握與嫻熟運用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才能更好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俱進、煥發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