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6日早上七點半——袁瑞良，你真要走了？”葉飛靠著沙發，語氣平淡，卻帶著不易察覺的感慨。

那一刻，袁瑞良手上正捧著新下發的調令，指尖發熱。他點點頭，“首長，組織安排，我得去。”話音落下，空氣安靜了三秒鐘，像舊式落地鐘漏掉的一次擺動。

事情的緣起并不復雜。五年前，袁瑞良被抽調進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處，等同于半只腳踏進“核心圈”。36個月后，他正式成為葉飛的秘書。對外不過“秘書”兩個字，對內卻是一整套保密、禮儀、文稿、行程的繁瑣細節。

進入葉公館第一周，袁瑞良就吃了“下馬威”。香港寄來的吸痰器被誤當作禮物塞進家屬區，引得葉飛勃然大怒。“以后誰敢借我名字討便宜，別怪我不客氣！”將軍嗓音洪亮，當著家人訓話，連夫人王于畊也沒能幸免。袁瑞良心里咯噔一下：原來傳聞不假，老將軍碰不得半點俗氣。

也正是那次戒尺般的訓誡，讓他在往后的幾年里逢請必拒——奔馳轎車、純金剪刀、剪彩紅包，統統回絕。他用一句簡短的注解對外解釋：“首長有規矩。”別人以為是推辭，他心里明白，那是底線。

1990年春，有一回在人民大會堂，萬里委員長談到反腐。話說到一半，葉飛騰地起身，手掌拍桌，沉聲補刀：“腐敗不除，國無寧日！”掌聲夾著驚訝在會場炸開。脫若男局長上前勸阻，葉飛反手一句“不要你管！”場面尷尬。第二天一早，他又讓袁瑞良帶話去道歉：“我太激動，請她見諒。”袁瑞良才發現，葉飛的厲害不在“爆”，而在“收”。

五年里，秘書與首長的相處多是清晨與深夜交錯。1992年冬夜的南京賓館，葉飛提前熄燈。凌晨一點，他卻披衣坐在窗前寫提綱。袁瑞良提議代勞，葉飛擺手，“你睡，我寫。”第二天清晨，十幾頁密密麻麻的手稿遞到袁瑞良手里。“看看，缺什么補什么。”那幾行字里沒有華麗辭藻，卻句句有力量。袁瑞良自愧——原來真正的領導，不依賴秘書抄錄思想。

葉飛的興趣愛好簡單：讀報、魯迅、圍棋。他每天必翻《人民日報》《參考消息》，連《中國老年報》這樣的邊角料也不落下；圍棋更是至樂。袁瑞良偏不會下，葉飛偶爾調侃：“這個秘書啥都好，就是不會陪我殺兩盤。”說完哈哈大笑。

轉眼到了1992年春，北京某實驗小學想上電視。校長找到袁瑞良，請他牽線一位國家領導露面。原本他已聯系好另一位副國級長者，臨到頭一天對方突然生病。騎虎難下，他只得硬著頭皮去找葉飛。老將軍聽完來龍去脈，反問一句：“支持教育，你怕什么？”第二天，他披上灰色中山裝出現在校園。紅領巾簇擁中，他說：“跟著共產黨，才有前途。”鏡頭被中央臺截了一小段，孩子們卻歡呼了整整十分鐘。

時間推回到1995年4月。福建省需要熟悉中央流程、又懂工程基建的人，組織點名袁瑞良下到莆田任副市長，并兼任高速公路建設指揮部總指揮。這是一塊大蛋糕：46公里路面、14億元投資、上百家工程隊圍獵。許多雙眼睛盯著他。

臨行前夜，葉飛把袁瑞良叫進書房，燈光昏暖，墻上一幅“慎獨”二字墨跡顯得越發潑辣。將軍沒說長篇大論，只抬手示意他坐下，然后緩緩吐出五個字：“記得潔身自好。”

袁瑞良愣住，一瞬間竟有些鼻酸。他以為首長會念工作要點、會送一大筐人脈資源，卻沒想到只剩這句。也正是這句，讓他在莆田的三年像頂著盔甲——投標書一摞摞送來，他淡淡一句：“本人無價，不賣。”有人試探、有人軟磨、有人發誓兄弟情深。都沒用。結果，福建省紀委寫報告時專門點名表揚：“未見一分一厘不明資金流入個人賬戶。”

1996年，他被評為全省廳級干部廉政勤政典型。消息傳到北京，葉飛正在復印魯迅手稿，他合上復印機蓋，轉頭對工作人員笑道：“好啊。”僅此一句。旁人不懂，其實那是將軍最滿足的點評。

1999年4月18日，葉飛將軍心臟驟停，與世長辭。噩耗抵達莆田市政府，袁瑞良站在辦公桌前，久久無言。傍晚，他乘最早一班航班趕回北京，守在臨時靈堂。祭拜完畢，他輕聲念道：“首長，我做到了。”再無他語。

不久之后，袁瑞良把當年那張調令、葉飛寫下的“潔身自好”五字條幅一并裱起，掛在書房門口。有人問他，為何不用更大的字幅？他笑說：“字大易忘，小字常看。”說完，抬手摸了摸那塊玻璃，像在確認一種分量。

歲月繼續向前。高速公路通車、福建外向型經濟騰飛、反腐制度步步完善……這些宏大敘事與一個父親對兒子般的囑托并排，仿佛兩條平行線。線條不交，卻在歷史深處相互映照。

葉飛用一生證明，英雄可以握槍，也可以握筆，還可以空手而立；袁瑞良則用三十年告訴后來者：離開中央，也能守得住初心——哪怕一句“潔身自好”，也足夠在人事浮沉中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