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王齊洲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5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2024年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25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王齊洲教授入選《文庫》的第二部專著，第一部《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2013年入選。《文庫》由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設立，旨在集中推出反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成果，體現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前沿，代表相關學科領域最高水準的標志性學術力作。

《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

小說觀念是小說思想的核心，它回答小說是什么（本體論）和做什么（功用論），并指導小說怎么做（創作論）和怎么讀（批評論）。而小說思想則是小說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樣的小說存在就會有什么樣的小說思想。因此，是小說存在決定著小說觀念而不是小說觀念決定著小說存在。

由于現實的小說存在不斷地發展著變化著，人們的小說觀念也會隨之發展變化，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當然，小說觀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穩定性，會反作用于小說存在，制約或影響小說的發展變化。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古代小說的發生、發展、演變與小說觀念的發生、發展、演變有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構成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整體面貌。

然而，近百年來，我們習慣了運用西方現代小說觀念來研究和評論中國古代小說，以為“有一定長度的虛構的故事”才是小說，不承認中國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著錄的小說都是小說，不承認中國古人談論的小說就是小說，以致無法講清楚中國古代小說歷史和小說思想，自愿放棄了中國古代小說的話語權。

因此，清理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建構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便成為中國當代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該書從中國文化本位出發，根據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實際，客觀地探討各個時代的小說作者、小說文體、小說觀念的存在形態，具體學者對于小說概念的實際見解，不同歷史時期小說觀念之間的傳承、演進、變異和重組，使我們對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發生、發展和演變有比較接近歷史真實的理解。

《漢書藝文志及兩漢書補志著錄小說資料集》

中國古代小說觀念有多種呈現形態：既有小說作品所體現的小說觀念，也有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所表達的小說觀念。在眾多小說觀念中，既有官方的小說觀念，也有民間的小說觀念。

一般來說，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所著錄的子部文言小說及其所表達的小說觀念是代表官方立場的正統小說觀念，屬于“大傳統”范疇；而不被正統文化所接納的民間文藝和通俗小說則屬于非正統文學，其小說觀念則反映著民間小說觀念，屬于“小傳統”范疇。

當然，官方的正統小說觀念始終是占社會主導地位的小說觀念，而民間小說觀念或轉述或闡釋或補充或修正官方的小說觀念，從而豐富了古代小說觀念的內涵，促進著中國小說觀念的發展。

例如，“大傳統”不承認通俗小說的文化地位，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從來不著錄它們，以便維護其正統教育；而“小傳統”則擁抱一切民間說唱藝術，以休閑娛樂為目的，試圖掙脫正統的羈絆。只有將官方與民間、“大傳統”與“小傳統”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才能看清楚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真實面目。

《隋書經籍志著錄小說資料集》，王齊洲、湯江浩、黑金福編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該書選擇從事實出發，以問題為導向來探討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發生、發展和演變，觀察的視野盡量開闊，討論的問題盡量具體，文獻證據務必確切充分，研究結論力求平實可靠。全書分為四編二十五章，從不同方面討論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史的有關問題。

每編圍繞一個主題思想或觀念類型，按照中國小說觀念發展的客觀實際，清理出其基本的歷史線索；每章則圍繞一個具體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窮原竟委的研討，以便準確地了解小說觀念發展中各個歷史時期各種不同表達的真實內涵，真正解決相關問題。

第一至第七章為第一編，主要討論先秦小說家和小說觀念的發生，以厘清其源頭。

本編圍繞古代小說觀念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稱名與釋義、發生與演變、作家與作品來進行。其中有對小說概念的“定義”，對“說體文”的討論，對“小說之祖”的描述，對“古優”的探討，對莊子、荀子小說觀念的分析，以及對《宋玉子》文體性質的辨證，目的是對先秦小說家和小說觀念做一全景式的探討，以奠定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研究的基礎。這時的小說觀念雖然有些模糊，但卻是后來小說觀念的濫觴，且具備成熟小說觀念內涵的各種重要因子，故需要深入細致地加以辨析。

第八至第十六章為第二編，主要討論占據傳統小說觀念統治地位的士人小說觀念，以明確其主體。

本編圍繞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著錄小說的理念、原則與方法并結合具體作品來進行。其中重點討論《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對“小說家”或“小說”的定義，尤以“小說家出于稗官”說為主腦，因為這種定義實際上是傳統小說觀念的圭臬，規范和制約了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兩千多年的發展。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小說集解》

不過，這一小說觀念在《新唐書·藝文志》中有所變異，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得到發展，故設“歐陽修的小說觀念”和“從《山海經》歸類看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演變”二章加以說明。此外，小說文體是認識小說觀念時容易被忽視的內容，故設“《漢書·藝文志》小說的文體類型”和“劉知幾與胡應麟小說分類思想之比較”二章進行探討。

第十七至第二十三章為第三編，主要討論與士人小說觀念相伴而生的通俗小說觀念，以豐滿其羽翼。

本編圍繞“俳優小說”、“說話”、“演義”、“新小說”等小說種類及其小說觀念來進行。其中重點討論“曹植誦俳優小說”的文體類型、“說話四家”的具體含義、《三國演義》與明人小說觀念，以及近代“新小說”與小說觀念，對代表性作家如金圣嘆、梁啟超等的小說思想進行深入剖析，并系統梳理了通俗小說觀念的歷史發展，以期揭示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民間“小傳統”，豐富讀者對中國小說觀念的認識。

《補三國兩晉南北朝史藝文志著錄小說資料集》

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兩章為第四編，主要是對前三編進行歸納，以總結其思想。

第二十四章從社會結構變遷與小說觀念演進這一獨特視角來觀察中國小說觀念的發展演變，以便為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發展演變尋找到一種可能的規律和內在的邏輯，使我們對小說觀念的認識更為理性和科學。第二十五章從學術之小說和文體之小說的角度切入，探討人們使用小說概念和闡釋小說觀念時所采用的不同視角，借以說明研究小說觀念時會因視角不同而產生分歧與爭執，從而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的思想方法，以促進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研究的發展。

結語部分是對全書的總結，既包括研究方法和思維路徑，也包括論證邏輯和基本結論，供讀者做進一步的思考和批判。

該書所進行的上述專題研究，對于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發生、發展和演變來說，都只是景點式觀察，而非全景式描述。當然，這些景點不是隨意安排的，而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它們是全景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最能體現這一片段特色的景點，通過對這些景點的觀察和描述，是可以大體了解全景的基本面貌的。書中各編各章的設計，也遵循著歷史的脈絡，體現出小說觀念循序漸進和階段式發展的邏輯特點。

該書的學術創新主要有三點：

一是區分小說觀念類型，提供了小說觀念史研究的新思路，開拓出小說觀念史研究的新局面。

該書將小說觀念分為三種類型。先秦時期為萌芽型，此型小說觀念雖然模糊，但它包含了成熟小說觀念的基本因子，所有觀念要素均可從這里找到源頭，弄清楚它可以正本清源，奠定小說觀念史研究的基礎。

《古典小說新探》

兩漢以降的小說觀念分為主導型和羽翼型兩類。主導型小說觀念其實是士人小說觀念，盡管這種觀念也有發展變異，但自漢代開始便總體穩定，成為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圭臬，清理它可以抓住小說觀念史的要害，幫助我們了解古代小說觀念發展的整體走向。羽翼型小說觀念即民間通俗小說觀念，這種小說觀念是主導型小說觀念的重要補充，至宋代發展成熟，促成明清通俗小說創作高潮，也為中國小說觀念的現代化鋪平了道路，研究它可以豐富我們對小說觀念史的認知，以便完整準確地理解中國古代小說觀念。

二是還原歷史文化場景，準確描述和正確揭示了古代小說觀念的真實內涵。

為了還原歷史文化場景，該書不得不對先秦時期辯說風氣的形成和說體文的產生及其特征進行深入細致的討論，細致清理古代小說家的身份與思想，對各種小說形態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推翻了耆宿和時賢的一些研究結論。如“稗官”之詮、“古優”之解、“《宋玉子》”之證、“曹植誦俳優小說”之辨、“說話四家”之分，“新小說”之論等，該書都進行了認真探討和深入剖析，結論與前人多有不同。這些認識也許還有爭議，但提出新思路和新認識，可以推進研究深入，促進小說觀念史研究的發展。

《稗官與才人：中國古代小說考論》

三是創新小說基本理論，深入闡釋了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理論特色。

為了深入闡釋古代小說觀念，該書提出了一些具有創新性的概念，以具體描述古代小說的現狀和整合古人的小說思想，如提出“古小說三音三義”、“古優的分化”、“小說家之祖”、“說體文的產生”、“小說的名與實”、“學術之小說與文體之小說”、“士人小說觀念”、“市民小說觀念”、“公民小說觀念”等，以歸納筆者對中國小說觀念史的一些重要認識，推進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的提出，不僅具有學術創新價值，而且對于中國古代小說史和小說思想史研究也具有啟發意義。

該書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1年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發表的《金圣嘆小說理論初探》是其濫觴，1985年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的《中國小說起源探跡》算是正式開啟這項研究。40多年來，筆者及團隊對二十五史《藝文志》或《經籍志》著錄的1000余種小說進行資料搜集整理，編纂《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著錄小說資料集》（九卷35冊1800萬字），撰寫成《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著錄小說總目提要》（200萬字），全面閱讀和研究中國通俗小說，撰寫成《中國通俗小說史》（78萬字），發表小說觀念論文40余篇，產生了廣泛影響。

該書出版后，將調動人們閱讀和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興趣，推動相關課題的研究，對重建中國古代小說史、小說思想史、小說批評史起到積極作用，并為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小說理論做出貢獻。

《圖說四大奇書》

目 錄

前言

第一編 先秦小說家與小說觀念的發生

第一章 說體文的產生與小說觀念的濫觴

第一節 “說”與說體文的產生

第二節 說體文產生的社會背景

第三節 說體文的文體特征

第四節 說體文對小說觀念的影響

第二章 中國古代小說的三音三義

第一節 作為“辯說”活動的“小說”

第二節 作為“辯說”效果的“小說”

第三節 作為“辯說”文本的“小說”

第三章 中國小說家之祖師曠探論

第一節 師曠的身份地位

第二節 師曠的言論立場

第三節 師曠的言說特點

第四節 師曠小說的影響

第四章 古優的來歷及其分化

第一節 古優的來歷

第二節 古優的分化

第三節 結論與余論

第五章 小說家《宋玉子》試探

第一節 作為小說集的《宋玉子》

第二節 作為小說家的宋玉

第六章 莊子的小說觀念

第一節 莊子對言說活動的認知與突破

第二節 《莊子?外物》中“小說”之含義

第三節 莊子小說觀念對后世的影響

第七章 荀子的小說觀念

第一節 《荀子?正名篇》的論述主旨

第二節 荀子論“小家珍說”之成因

第三節 荀子論“小家珍說”之內涵

第二編 史志小說觀念的確立與發展

第八章 漢人的小說觀念

第一節 《漢志》的基本體例和著錄原則

第二節 《漢志》關于“小說家”的定義

第三節 漢人對小說性質和特點的認識

第九章 “小說家出于稗官”新說

第一節 百年爭議的簡要回顧

第二節 稗官之讀音與釋義

第三節 稗官命名之由來

第四節 稗官小說之濫觴

第十章 《漢志》小說的文體類型

第一節 說體文與《漢志》說體小說

第二節 秦漢子書與《漢志》子體小說

第三節 《漢志》術體小說、事體小說和言體小說

第十一章 《漢志》與《隋志》小說觀念之比較

第一節 《漢志》對“小說家”的定義

第二節 《隋志》對“小說”的定義

第三節 《漢志》與《隋志》小說觀念之比較

第十二章 正史藝文經籍志著錄小說名實辨

第一節 正史藝文經籍志著錄小說的原則與方法

第二節 《漢志》諸子略小說家著錄的作品都是小說

第三節 正史藝文經籍志為什么不拋棄“小說家”觀念

第十三章 史志著錄所反映的小說觀念

第一節 漢人以小說為子書的原因及其意義

第二節 魏晉以后史書的繁榮與小說觀念的調整

第三節 古代小說觀念發展的基本趨向

第十四章 劉知幾與胡應麟小說分類思想之比較

第一節 劉知幾的小說分類思想

第二節 胡應麟的小說分類思想

第三節 劉知幾與胡應麟小說分類思想比較

第十五章 歐陽修的小說觀念

第一節 《新唐志》與《舊唐志》小說著錄之比較

第二節 歐陽修對傳統小說觀念的變革

第三節 歐陽修小說觀念的思想價值

第十六章 從《山海經》歸類看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演變

第一節 《漢志》和《隋志》對《山海經》的認識與歸類

第二節 宋以后對《山海經》認識的發展與歸類變化

第三節 《山海經》歸類變化反映著古代小說觀念的發展

第三編 通俗小說觀念的發生與演變

第十七章 曹植“誦俳優小說”發覆

第一節 有關記載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 俳優與俳優表演

第三節 “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與“俳優小說”

第四節 俳優小說的小說史地位

第十八章 宋代“說話”家數再探

第一節 學界認識的分歧

第二節 兩宋“說話”的實際

第三節 宋人“說話四家”新釋

第十九章 《三國演義》與明人小說觀念

第一節 從“羽翼信史”到“并傳不朽”

第二節 從“裨益風教”到“療俗圣藥”

第三節 明后期小說虛構觀念的茁長

第二十章 金圣嘆的小說思想與小說觀念

第一節 塑造人物形象是通俗小說的本質特點

第二節 典型化是通俗小說人物塑造的成功關鍵

第三節 “因緣生法”是通俗小說創作的基本方法

第四節 “動心”是作者刻畫人物的理想狀態

第二十一章 中國通俗小說觀念的成熟與發展

第一節 宋代是通俗小說觀念的成熟期

第二節 宋以前通俗小說觀念的孕育

第三節 通俗小說觀念在明清的發展（上）

第四節 通俗小說觀念在明清的發展（下）

第二十二章 中國小說觀念在近代的演變

第一節 由“閑書”提升為“教科書”

第二節 從子部類別轉移到文學學科

第三節 由“羽翼信史”到觀照社會人生

第四節 從大類統說到小類分解

第五節 結論與余論

第二十三章 重評梁啟超的小說理論

第一節 “小說界革命”是為政治改良服務的

第二節 “熏浸刺提”不全指藝術感染力

第三節 梁啟超小說理論的得與失

第四編 小說觀念的演進之跡與觀察之維

第二十四章 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傳統小說觀念之演進

第一節 士人階層崛起與士人小說觀念

第二節 市民階層獨立與通俗小說觀念

第三節 公民社會成長與近現代小說觀念

第二十五章 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兩種視角

第一節 古代小說和古典學術之關系

第二節 古代小說與古代文體之關系

第三節 觀察古代小說觀念的兩種視角

結語：方法、路徑、邏輯與結論

參考文獻

后記

后 記

這是我第二部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的專著。第一部《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2013年入選《文庫》，201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15年入選《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首批推薦目錄》，當年獲得韓語外譯立項，2020年獲教育部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2022年韓國寶庫社出版韓文全譯本。

《裸學存稿：王齊洲自選集》

然而，就我個人研究的時間進程而言，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的研究卻遠晚于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的研究。前者是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當時我在湖北大學工作，標志性成果是發表在《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的《論孔子的文學觀念——兼釋孔門四科與孔門四教》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的《中國文學觀念發生的符號學探原》；而后者則起始于改革開放初期，距今已近半個世紀，我當時還是荊州師范專科學校（今長江大學）中文系的青年教師。

1978年2月，我作為荊州師范?？茖W校青年教師到武漢師范學院中文系（今湖北大學文學院）進修，參加了中文系青年教師培訓班，聽張國光老師講莊子、講《水滸》、講金圣嘆，聽郁沅老師講文藝理論，后來又旁聽了中文系首屆元明清文學研究生班的一些課程，聽朱祖延老師講文字學和《楚辭》、嚴學宭老師講音韻學、王陸才老師講戲曲、李悔吾老師講小說。這些學習，不僅增長了知識，擴大了視野，也讓我的學習欲望空前高漲。

在此期間，我每個星期天都陪張國光老師到湖北省圖書館古籍庫專家服務部看書，很少例外。古籍庫專家服務部向高校講師以上教師開放。當時湖北高校教授、副教授甚少，講師享受專家待遇，可以借閱館藏一切古籍，包括善本書，只是不準借走。

每次到館，張老師就將準備好的書單交給圖書管理員，管理員依據書目將這些書從書庫里取出摞在書桌上，我可以任意閱讀，有不懂的就向張老師請教。如果我有要看的書，也可以通過張老師向管理員索要。中午我和張老師輪流外出吃飯，留一人看守，下午下班時將圖書清點還回。

這樣的讀書生活堅持了一年有余，直到1979年7月我進修期滿離開武漢為止。通過這樣的讀書，我知道了不同書籍、不同版本承載著不同文化信息，有不同文化內涵，什么樣的書才是好書，自己應該讀什么書以及如何讀書。

張國光先生與學生合影

那時的張老師，忙于籌備成立中國《水滸》學會、組織全國性的《水滸》研討會和創辦《水滸爭鳴》刊物，我也自覺地參與其中，生活緊張而充實。而張老師對《水滸》和金圣嘆的看法則深刻地影響了我，使我對研究《水滸》和金圣嘆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離開武漢時，我對《水滸》和金圣嘆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看法，雖不同于張老師，卻得到了張老師的大力支持，還鼓勵我將自己的想法寫成文章發表出來。

回到荊州，我把在武漢寫出的初稿進行修改加工完善，撰寫成《宋江是地主階級的革新派》、《〈水滸傳〉是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嗎？》、《明代對〈水滸傳〉的推崇與禁毀》、《金圣嘆小說理論初探》、《論“動心說——金圣嘆小說理論再探》等文，分別發表于《文學評論叢刊》第五輯（1981）、《水滸爭鳴》第一輯（1982）、《江漢論壇》1983年第2期、《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5期、《爭鳴》1983年第2期。

張老師對我的研究一直非常關注，不時來信勉勵。1991年我的第一部專著《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出版，張老師贊賞有加；1993年我的第一本論文集《古典小說新探》出版，張老師親自作序，以為“通過這本書可以使讀者和老一代的古典小說和古代小說理論研究家由此看出一位青年研究家如何通過自己的刻苦鉆研，在這樣一個能夠充分展示自己才華的學術領域脫穎而出的過程，看出他成長的軌跡和發展的前景。還可以由一斑而窺全豹，通過本書看出我國古典小說和古代小說理論研究今后只會加強不會削弱的大趨勢”。

《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

序言中提到我與他的學術觀點“不盡一致，甚至還有彼此矛盾者”，尤其是關于《水滸》主旨和宋江形象，但他仍然“為它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興”，因為他“十分欣賞儒家的‘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治學態度”。

張老師對學術的執著和敬畏，對晚輩的關照與提攜，體現了老一代學者的博大胸襟和無私情懷，今天想來，仍然令我感動。張老師早已仙去，每念及此，不禁泫然！

《金圣嘆小說理論初探》發表后，我和《社會科學研究》雜志的胡邦煒編輯聯系多了，發現彼此有相同的學術夢想，通過反復切磋，我們決定合作編撰一本《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史》。

我自告奮勇地答應草擬一份編寫提綱，作為討論的基礎，然后再商量下一步如何合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搜索、閱讀和思考，我發現面前有一座需要逾越的大山，不逾越這座大山，就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更難以追溯歷史的走向。

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史，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古代小說，哪些理論是小說理論，哪些批評是小說批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固然為我們勾畫了一幅簡明的中國小說歷史圖景，但細繹文獻，卻發現這幅圖景多有殘缺，不盡完美，有些地方還留下了拼接的痕跡，不能全面反映中國古代小說的歷史原貌。

《〈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以〈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為中心》，王齊洲、王麗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

例如，魏晉志怪、志人和唐宋傳奇之后，接以宋元話本、擬話本，再接以明清章回體通俗小說，似乎體現著小說的發展進化，然而，唐宋以降，歷代都有志怪、志人、傳奇之作，其中不乏佳作，明清時期的志怪、志人、傳奇作品體量更是遠超魏晉，其成就也不輸魏晉，盡管《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對此有所補救，但僅此一篇，如何能夠反映一千三百多年古體小說的發展歷史？

更為重要的是，話本、擬話本、章回小說并不是由志怪、志人、傳奇等發展而來，它們自有來源，其源頭并不晚于志怪、志人、傳奇的源頭。

魯迅將小說源頭追溯到神話與傳說，并在《史略》中專門列為一篇，這與他接受將小說等同于“虛構的故事”的西方近代小說觀念有關。他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的演講中也提到，小說“倒是起于休息的”，因為先民勞動間歇會彼此談論故事，“而這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

然而，在以筆記為代表的中國古體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中，“故事”并非中心話語，因為有許多筆記小說根本就沒有“故事”，而“虛構”則常常被一些小說理論家和批評家所抨擊，那么，這些理論和批評算不算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中國古代本有“故事”一詞，人們為何要稱志怪、志人、傳奇等為“小說”而不稱其為“故事”？我們為何要用今人的標準去規范古人，而不能站在古人的立場去理解他們？難道歷代正史藝文經籍志所著錄的小說書目都是錯誤的，只有今人按照西方的小說觀念確定的小說書目才是正確的？難道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就不是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只有今人按照西方標準認可的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才算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

《中國小說史略》

這樣的問題，指不勝屈。我自然不贊成今人的這些判斷，于是，決定放棄編撰《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史》的想法，先去弄清楚中國古代小說是如何發生的，歷代專家學者以什么為小說，有哪些代表性小說作品，各個歷史時期主流的小說觀念是什么，又有哪些發展變化，相互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如此等等。

總之一句話，我們要將中國小說的歷史還給中國小說，將古代的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的圖景真實地呈現在今人面前，不能墨守成規，固步自封，更不能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只有這樣，才會有我們的學術貢獻，才不辜負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我將這些想法報告給胡邦煒編輯，得到了他的理解，決定放棄合作編撰《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史》的計劃。

經過兩三年的探索、思考、寫作、修改，我終于完成近兩萬字的長文《中國小說起源探跡》，投給《文學遺產》，算是對前幾年學術經驗的一次總結。

當時老一代學者有不少健在，學術刊物又很少，期刊版面十分緊張，《文學遺產》不僅接受了拙稿，而且很快將全文刊登在1985年第1期上。一個?？茖W校的青年教師能夠在《文學遺產》發表長文，且放在顯著位置，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氛圍，是老一輩期刊編輯的職業堅守，也是我一直難以忘懷的溫馨記憶。

在此文中，我明確將中國古代小說分為文言筆記小說和白話通俗小說兩大系列，認為它們各有自己的發生源頭和發展進程，雖然時有交叉，互有影響，但不應該故意混淆或強行歸并。

并且強調，神話傳說不是小說的起源，“神話是一種獨立的體裁，它必然產生并只能產生于一定的歷史階段。我們并不否認神話對于后來小說的影響，甚至可以把它視為小說產生的一個來源。

《中國通俗小說史》

然而，來源并不等于起源，因為這里有著本質的區別：起源標示著某一事物的誕生，而來源卻只表明構成這種事物的某種因素，這種因素完全可以來自不同性質的別一事物”。我在這段話下面特地加上重點號，以期引起學界重視。

此文雖然不是直接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史，卻為研究小說觀念史打下了基礎，因為小說起源問題是小說觀念史研究必須突破的瓶頸。我后面幾十年的研究，其實都是圍繞這一思路展開的，只是更加深入、更加細致、更加具體而已。

當然，我后來的研究也對此文中那些表述不夠嚴謹不夠完善的地方做了補充修正，除了對兩類小說起源的文獻進行更加嚴謹細致的考察，對兩類小說觀念的具體內涵進行更為科學合理的界定之外，將研究重點放在探討兩類小說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歷史，以及探討這兩類小說所反映的兩種小說觀念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歷史。

四十多年來，古代小說觀念成為我反復思考探索的重要課題。我將此課題按照兩類小說和小說觀念發展的實際分解為幾個大的時段，其中有分有合，每個時段中又分出若干具體問題，或以人為主，或以事為主，緊緊圍繞小說觀念做窮根究底的研討，以期真正能夠揭示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的歷史。

這樣研究，即使達不到自己預定的目標，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前人未曾探討過的話題，發現一些前人未曾發現的問題，補充一些前人探討得不夠充分的材料，揭示一些學界尚未楬橥的觀念內涵，以完成我們這代學人的歷史使命，供后人做進一步研究時參考。

我之所以選擇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這樣一個課題開展研究，幾十年堅持不懈，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要向讀者交代。

《湖北文學通史》

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是一個基礎性研究，既涉及理論，也涉及文獻。搞理論研究的學者以思維見長，邏輯嚴密，常常能夠揭示事物的某些本質規律，其論證也注意自洽，卻往往容易忽視基本文獻，或者對相關文獻本來就不熟，雖然談得頭頭是道，總難免隔靴搔癢，郢書燕說。

弄文獻的學者則以嚴謹見長，字斟句酌，錙銖必較，注重文獻的可靠性，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強調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無根據，卻往往容易忽視自身理論修養，難以發現文獻中掩藏的思想文化信息，以及不同文獻之間的學術聯系。

我自知沒有理論家的聰穎，也缺乏文獻學家的執著，但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學術優勢，卻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我在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帶古典文獻學碩士生和博士生，和他們一起讀胡克家本《文選》，讀十三經注疏本《禮記》，咬文嚼字，一字一句地摳，連標點也不放過，既訓練學生也訓練我自己；同時也帶古代文學碩士生和博士生，和他們討論文學的生產與消費、傳播與接受、審美與教化，分析作品的意象與情感、意境與比興、能指與所指，鼓勵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在同門例會上，我常常引導他們向對方靠攏，也從他們身上學習如何讓二者融通的方法和途徑。

因此，在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的研究中，我既不做沒有文獻支撐的純理論研究，也不做沒有思想內涵的純文獻考辨，但又絕不拋棄理論，也絕不忽視文獻，而是在充分掌握文獻的基礎上扎實地推進理論研究，以期找到解決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徑。

《裸學與樂學：王齊洲教授從教五十年紀念文集》

為此，我前后帶領數十名碩士生、博士生，花了近二十年時間，對二十五史藝文志或經籍志所著錄的小說進行資料搜集整理，定期召開讀書報告會，討論小說文獻和小說觀念中碰到的棘手問題，最終編纂成9卷35冊1800萬字的《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著錄小說資料集》，現正在分卷陸續出版中。

在此基礎上，撰寫了200萬字的《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著錄小說總目提要》，2024年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即將出版。

為了全面了解中國通俗小說和通俗小說觀念，我又花了數年時間，清理以前閱讀通俗小說的筆記，檢討已經出版的通俗小說研究著作，思考通俗小說和通俗小說觀念的發展與演變，撰成78萬字的《中國通俗小說史》，此書已經再版，其英文版已由武漢大學出版社轉讓到施普林格·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將由其旗下的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公司（Palgrave Macmillan）出版英文版。

在梳理兩類小說文獻的基礎上，我將有關小說觀念的材料進行清理并撰寫成論文，在一些重要期刊上先后發表了40多篇，2021年在《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上發表的《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傳統小說觀念的演進》一文上網后，數據顯示，點擊閱讀人數接近100萬，同年在《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的《中國小說觀念在近代的發展》上網后，點擊閱讀量也超過60萬人，說明即使在經濟大潮的裹挾下，仍然有不少人關注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發展變化，希望從中得到一些啟示，這對我是巨大的鼓舞。

《四大奇書縱橫談》

我真誠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給讀者以信心，要求自己在書中所描述的小說觀念發展的具體場景是符合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的歷史實際的，所下的每一個結論都是有充分的歷史文獻依據的。我也真誠地希望讀者諸君參與到這一問題的討論中來，以促進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展史的研究，推動當下中國小說的發展與進步。

拙著申報《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葛云波編審的大力支持，并給予了許多指導；拙著的學術質量也得到《文庫》九位匿名評審專家們的一致認可，并提出了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具體建議；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決定將第二部拙著收入《文庫》，也體現了對這一研究成果的重視和對我本人的信任；人民文學出版社責任編輯張夢筆女生精心編校，保證了本書的出版質量。

此外，江西師范大學期刊社副編審劉伏玲博士審校了英文目錄并校對了部分書稿清樣。參加校對的還有昆明師范學院教授孔德明博士、興義民族師范學院教授李平博士、湘潭大學副教授谷文彬博士、紹興師范學院副教授李曉華博士、黃岡師范學院副教授潘志剛博士、廣東筠誠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室副主任李情女生。

作者近照

對于這些為本書默默做出奉獻的人們，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王齊洲謹記

2024年小雪前三日于武昌桂子山華中師大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