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給一個地方命名，最基礎、最普遍的原則是以地形地貌來確定，如果一地遍布沙丘，其名字很大概率可能就叫“沙丘”了。今天以“沙丘”為名的地方已經不見，但是歷史上有幾個“沙丘”知名度卻非常高。

河北南部相距比較近的兩處”沙丘“

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位于今天河北省廣宗縣的“沙丘宮”或“沙丘平臺”，它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有三大赫赫“戰績”：1、商紂王在這里筑臺，蓄養禽獸、“大聚樂戲”，以至于身亡并失國；2、公元前295年，趙武靈王被公子成及李兌所圍，餓死在了這里；3、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視途中病死于這里。所以它成為后世歷代帝王避之不及的“困龍之地”。

商、趙、秦時期地圖上均有“沙丘”或“沙丘平臺”

此外，在歷史上還曾出現過“沙丘縣”，在《舊唐書》《新唐書》中均有記載?！杜f唐書》：“武德五年，置毛州，割魏州之館陶、冠氏、堂邑，貝州之臨清、清水。又分置沙丘縣。貞觀元年，廢毛州，省沙丘、清水二縣……”《新唐書》：“武德五年，以館陶、冠氏及博州之堂邑，貝州之臨清、清水置毛州，并析臨清置沙丘縣。貞觀元年州廢，省清水入冠氏，省沙丘入臨清，余縣皆還故屬?！?/p>

2025年6月，臨西縣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新見唐〈萬仁則墓志〉與沙丘城研究》，文中表明在上世紀90年代于河北省邯鄲市邱縣香城固村北的一處土坑中出土了唐《萬仁則墓志》，墓志提到“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三里”，由墓志出土位置與墓志所載，可證明今天邱縣香城固就是唐朝曾作為沙丘縣治所的沙丘城。

唐《萬仁則墓志》（圖片來自于網絡上相關文章），紅框內為“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句，紅線所標為李白詩

墓志的末尾，還引用了唐朝著名詩人李白的《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濟水，浩蕩寄南征。

有意思的事情來了，墓志里這首詩中“思君若濟水”句與大家所熟知的、諸多古籍中所記載的《沙丘城下寄杜甫》“思君若汶水”句，有“濟水”與“汶水”的差異。

從墓志中記載的“大歷元年（766年）十一月十日，與夫人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三里”，可以推斷該墓志銘撰寫時間，這個時間與天寶四載（745年）創作的《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詩中間僅相隔21年，可以說墓志里的這首詩，或許就是作者原詩最初的模樣。

那么，既然由墓志可以得出邱縣香城固就是唐朝沙丘縣治所沙丘城的結論，是不是也說明詩里的“沙丘”就是這里呢？

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需要慎重：雖然唐朝的沙丘城與李白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同時出現在了同一塊墓志銘碑文上，但就這么說《沙丘城下寄杜甫》中的“沙丘”就是今天的邱縣香城固，有些牽強和武斷了。

理由有以下四點：

一、從詩中提到的幾個元素來看，李白詩里的“沙丘”顯然不是在說香城固及其周邊。

詩中“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的“魯酒”與“齊歌”兩個元素，表明“沙丘”應該位于有著濃厚的、春秋戰國時期魯地、齊地文化交匯氣息的地方。也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李白詩歌才能以“魯酒”“齊歌”來作為自己對杜甫思念之情輸出的替代品。地理位置稍偏一點、受這種文化氛圍影響少一點的地方就無法替代，這種情緒都無法得到圓滿表達和釋放。那么，香城固一帶能達到這個條件嗎？

不同的詩集，從左至右分別是《唐詩別裁集》《李太白文集》《李太白全集》《御選唐宋詩醇》

有人說，今天的山東省往往稱“齊魯大地”，顯然說齊魯就是說山東省。邱縣在明清曾屬于山東省，沙丘縣是也是由在明清同屬山東省的臨清析置而來，難道香城固和“魯酒”“齊歌”兩個元素不能夠聯系起來嗎？

其實，臨清、邱縣一帶屬于今天山東區域內管轄是在元朝之后了，距今還不到1000年的時間，在那之前一直屬于燕趙文化圈。就連編修于清朝的《邱縣志》《臨清州志》中對兩地所處的地理及人文環境的描述里，涉及山東或者齊魯的因素也是偏少。

唐朝時期的臨清與平恩縣，紅圈處大約為沙丘城位置

比如《邱縣志》的《星野》《序》里分別說邱縣：“……邱古乾侯，屬晉趙，總隸冀州域……”“邱邑僻處東省西陲”。

而《臨清州志》《序》《風俗》《星野》分別說臨清：“北控燕趙、東接齊魯、南界魏博、河運直抵京師，水陸交沖，畿南一大都會”“……今之郡縣古之列國也，披閱輿圖，州于列國為趙為衛，故其人多慷慨好義……”“……臨清古兗冀之交……”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在行政區劃上已歸屬于山東管轄數百年之后的清朝，在描述它們所處地理文化環境時，齊、魯元素仍然不算太多，更不論比元朝要早500多年的唐朝了。

雖然不知道在唐朝以什么樣的詞匯來稱呼香城固一帶的風土人情，但絕不應該是“魯酒”“齊歌”。

二、《沙丘城下寄杜甫》詩中所說的“濟水”是永濟渠嗎？

網絡搜索關鍵詞《萬仁則墓志》，發現與之相關的除了本文開篇時所說文章之外，還有其他兩篇，在這三篇文章內或以確定的語氣、或以不確定語氣，均指出“思君若濟水”一句中的“濟水”就是流經沙丘城東部、開鑿于隋朝的大運河“永濟渠”，并且稱永濟渠是唐朝的南北大動脈、高速公路……

隋代運河圖

其實，今天的人們認識到永濟渠的重要，是在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之后，朝廷依托隋唐永濟渠構建了黃河以北的漕運大動脈才形成的。而在唐朝，隋朝開鑿的大運河諸段，僅是黃河以南的通濟渠等河段，因聯系京城與江南富庶之地，人員物資往來絡繹不絕，其重要性和影響力才能夠凸顯出來的，白居易所寫的《長相思》中“汴水流、泗水流”中的“汴水”就是指的是通濟渠。特別是皮日休對隋煬帝及大運河的評論詩《汴河懷古》也是說的是汴河：“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唐朝的主要通道”通濟渠“也即”汴水“

而永濟渠，僅在唐初用來向北方邊境地區運送軍用物資，有限的與經濟相關動作也就是高宗、玄宗朝在沙丘城以南近二百里的魏州，疏通渠道、開魏州西渠“控引商旅”“貯江淮之貨”，根本輻射不到沙丘。安史之亂后，永濟渠近乎全河段陷入藩鎮割據之下，運道斷絕、商旅不興。也正是由于這種情況，唐朝詩人幾乎無人創作有關描寫“永濟渠”的詩歌，這一情況經過deepseek的搜索分析得以驗證。

相對于名聲沉寂的永濟渠，“濟水”的名字卻可以說是相當的響亮！

“濟水”是在古人認知里同長江、黃河、淮河并列的四條大河“四瀆”之一，雖然到了唐朝因流量減小、實際河道已萎縮，但仍改變不了其重要地位。

《唐會要》記載了一件事，唐太宗李世民曾問“濟水甚細而尊四瀆，何也？”許敬宗答：“瀆之為言獨也，不因余水獨能赴?！瓭鷿摿鲗医^，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李世民迷惑為何濟水流量小卻能成為四瀆，許敬宗回答因其能夠獨立赴海，有“至清遠濁”的獨立品格。詩人李頎、白居易都創作詩歌歌頌“濟水”的這一士大夫節操，成為了文人精神圖騰。

古代的”九州“與河水、濟水、淮水、江水”四瀆“

從這一點看，“永濟渠”與“濟水”在詩人們中有著極為懸殊的地位，作為詩仙的李白，其創作的詩歌中“思君若濟水”一句，“濟水”絕非“永濟渠”，而是“四瀆”之一的“濟水”。

如果詩里非得要提“永濟渠”的話，從古人創作時引用典故、運用簡稱等習慣來看，也很大概率也不會用“濟水”，而是“永濟”“白渠”“御河”中的任意一個名字：因為如果用“永濟渠”的簡稱，肯定不會是“濟水”，因為這兩個字代表的并不是永濟渠，其簡稱只能是“永濟”。至于“白渠”“御河”，可參見編修于唐朝的《元和郡縣志》《通典》，這兩部典籍中記載永濟渠均為：“白溝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為永濟渠，亦名御河。”

唐《元和郡縣志》”館陶縣“條記載的白溝、永濟渠、御河

此外再多說一下?！皾睆氐紫в跉v史長河中是在宋朝晚期，由于黃河改道的影響，“濟水”上游入于黃河，下游河道則成為了“清河”，也就是今天的黃河山東段。“汶水”在宋末是大清河的上游，到了元明清時期，汶水又成為京杭大運河山東段的主要水源，其水流在汶上縣南旺鎮一分為二，“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南下北上。其中北上水流在張秋鎮仍與大清河也就是古濟水河道發生聯系，或許也由此明清時人們把“濟水”和“汶水”認為同一條河了，也就造成文人在集撰唐朝李白詩集時，把原本的“思君若濟水”訛為“思君若汶水”了。

北宋時的汶水是濟水、清河的上游

明朝時的汶河與運河、大清河位置示意圖

三、李白還有一首詩里有“沙丘”，那就是《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這首詩創作之時，李白正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旅居，這時他離開“沙丘”已有三年之久，因為想念仍在“沙丘”的孩子“伯禽”，當聽說“蕭三十一”要回“魯中”，便托其到“沙丘”看望一下稚子伯禽，送行時創作了這首詩“……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p>

《李太白全集》中《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詩，可見也有沙丘

很明顯，“蕭三十一”去的地方是“魯中”，去這里的時候會經過“沙丘”，看一下李白的孩子是順路而為。雖然我們不確定李白詩中所說的“魯中”究竟是哪個地方，但我們或許可以暫且推斷位于春秋戰國時魯國的首都曲阜一帶。

如果說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中的“沙丘”是在今天邱縣香城固，那么從曲阜到這里的距離足有6、700里，這樣的距離在古代算得上是一個極其遙遠的距離，李白讓人家“蕭三十一“跑這么遠去看他的孩子，顯然是不符合情理的。

由此可以推斷出，《沙丘城下寄杜甫》《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兩首詩中的“沙丘”并非是邱縣香城固，而更接近于“魯中”，究竟在哪？這就是下一個問題了。

四、李白詩里的“沙丘”，其實已有明確記載。

按照上述推斷的“魯中”在今天山東省曲阜市一帶，其西部15公里的地方是濟寧市兗州區，明清時為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無論是在清朝的《兗州府志》，還是《滋陽縣志》，《古跡》中均記載有“沙丘”：

府志：沙丘，城東二里黑風口西。……至今地名沙堆社。
縣志：沙丘城，唐李白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庇帧端褪捜恢斨小吩娫疲骸拔壹壹脑谏城鹋浴薄Ｌ启斂ぶ舞η?，白（指李白）久客魯，據詩則沙丘城應在境內。

另外，1993年在兗州城東南泗河還出土了《北齊沙丘城造像殘碑》，也稱《北齊河清三年造像記》，簡稱《沙丘碑》，碑文有“以大齊河清三年（564年），歲次實沉，于沙丘東城之內”。

《北齊沙丘城造像殘碑》中的”沙丘“

前有北齊“沙丘碑”，后有府志、縣志，均明確表明了山東濟寧兗州區曾經存在過“沙丘”，其位置位于“魯中”附近，正是“蕭三十一”能夠順路、力所能及、輕而易舉能夠訪問到的、李白的居所“沙丘”。

綜上所述，邱縣香城固出土的唐《萬仁則墓志》中所記載的沙丘城，是隋唐沙丘縣治所無誤，但卻并非李白詩《沙丘城下寄杜甫》中的沙丘城，此沙丘應該在山東省濟寧市兗州區。

為什么在唐《萬仁則墓志》中出現都是在說沙丘城，但實際上卻并非是同一“沙丘”的情況呢？

這個原因或許可以從墓志撰寫者耿湋身上找到。大歷元年（766年），耿湋受托給萬仁則撰寫墓志時，是他于寶應二年（763年）進士及第后任盩屋縣尉的第三年，作為朝廷命官的他，顯然不可能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到已被藩鎮割據下的沙丘城了解情況之后才開始撰寫。

盩屋縣在西安以西，距離河北之地極其遙遠

由于他并未到過河北，再加上缺乏精確地圖指引的古人普遍性對各地地理位置不明白、不清楚（這一點從《三國演義》《水滸傳》對地名、路程描寫的混亂程度可見一斑），而詩仙李白的《沙丘城下寄杜甫》此時也已傳播開來，對于在關中盆地里盩屋縣的耿湋來說，可能就會想當然的把作為縣治的沙丘城與與著名詩人李白所居的“沙丘”劃歸在一起，認為就是同一個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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