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清洗”高潮中所有這些行動的打擊對象，真正屬于“反革命”的，少而又少，最大量的是農民、市民群眾、少數(shù)民族和知識分子?？墒?，在各次行動中，葉若夫領導的肅反機構，卻是硬性給各級各單位下達分配逮捕和槍斃的數(shù)額指標，勒令必須完成。有些政治領導人和肅反人員，為邀功請賞，對分配指標層層加碼，致使冤捕、冤殺事件層出不窮。這是“肅清反革命”，還是對各個階層的大清洗、大鎮(zhèn)壓，是不言自明的。

本文轉自《探索與爭鳴》，原題為《也論“大清洗”的是非和性質》

發(fā)生在蘇聯(lián)上世紀30年代，在1936年到1939年期間開展的、以1937—1938年為高潮的“大清洗”運動，從蘇共二十大以后其基本歷史事實變得清晰起來。從1980年代以來，包括蘇聯(lián)和中國學術界在內的國際學術界，其大多數(shù)、其主流對“大清洗”是加以否定的，盡管對這場運動處死和受迫害人數(shù)的認知上有很大分歧。特別自從蘇聯(lián)“大清洗”檔案公布以后，對受迫害人數(shù)和被處死人數(shù)的分歧在明顯縮小。

大清洗

但無論如何，學術界否定“大清洗”運動的是主流，是多數(shù)。打開這些年權威性的蘇聯(lián)史著作，包括俄羅斯教科書中帶左翼共產主義色彩的，對“大清洗”也是徹底否定的，就別說其他派別的著作了。在我國學術界也基本如此，凡涉及蘇聯(lián)“大清洗”運動這段歷史的著作，除極端者外，這些年來，基本上沒有什么學者去肯定“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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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來卻有人以過去西方或蘇聯(lián)有人夸大了“大清洗”受害人數(shù)為由，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以此來肯定“大清洗”運動。

鑒于過去蘇聯(lián)不曾公布“大清洗”檔案，人們就以各種方法推測、計算“大清洗”的規(guī)模和人數(shù)，加上確有西方不懷好意者的夸大、渲染，使死難3000萬、5000萬之類的說法廣為流傳，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但即使在那個時期，蘇聯(lián)持不同政見者著名歷史學家羅·亞·麥德維杰夫，仍然通過艱苦的努力，做出了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研究。

不過，就是按蘇聯(lián)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jù)蘇聯(lián)中央檔案館統(tǒng)計提供的最低數(shù)字，在1937—1938年遭逮捕的共有1344923人，其中有681692人被槍斃。即使這個數(shù)目也是相當大的。要知道，蘇聯(lián)的人口基數(shù)較小，當時全蘇只有1.5億人口，這個數(shù)目在其全部人口中，特別是在成年人口或工作人口中，比例是很大的。如果放在各種專業(yè)或群體人口中加以比較，其比例更為驚人。

可是，劉著（《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xiàn)實》，劉書林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卻提出缺乏檔案根據(jù)的推測，用“可能”“也許”“據(jù)說”等等可疑的說法，甚至翻出以法西斯德國間諜機關離間蘇聯(lián)軍隊領導層的“反間計”材料為基礎的說法和論據(jù)，為“第五縱隊”的存在作證，為“大清洗”運動辯解。這種治學態(tài)度是值得商榷的。

對于“大清洗”這樣嚴肅、這樣重大的學術問題，我們應該表現(xiàn)出鮮明的態(tài)度，對攪混的問題予以澄清。

首先，要對這個運動的名稱加以澄清。發(fā)生在蘇聯(lián)上世紀30年代中后期的這場運動，恰當?shù)拿Q應該是稱作“大清洗”運動，而不是什么“肅反運動”或者“肅反擴大化”。名稱反映對這場運動是非和性質的認識，馬虎不得。“大清洗”是一個中性詞，為目前學術界所通用，一般被認為是確當?shù)姆Q謂。“肅反運動”或“肅反擴大化”的稱謂，是肯定這場運動的名稱，學術界主流是棄而不用的，現(xiàn)在又有人撿起了這一稱謂，其學術論據(jù)是極不充分的。

其一，采用“肅反運動”或“肅反擴大化”這一名稱，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用語，當這一運動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應以“大清洗”相稱。采用以前那個陳舊名稱，是在把蘇聯(lián)1936—1938年的所有審判案——主要針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托－季反蘇聯(lián)合中心”案、矛頭主要指向工業(yè)管理領導者皮達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科夫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打擊對象為布哈林、李可夫反對派的“右派陰謀集團”案（見《斯大林為什么不放過書生布哈林》），以及針對軍內圖哈切夫斯基等高級將領的“反蘇軍事中心”案（見《“紅色拿破侖”之死》），作為反革命案和反蘇反革命分子看待的情況下，所使用的一個稱謂。蘇共中央到上世紀80年代下半期為止，將上述案件及其涉案人員都一一做了甄別平反，證明當初這一切全系冤假錯案。這表明，受迫害者基本是蘇聯(lián)公民、革命同志，有些還是優(yōu)秀的布爾什維克，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把這個以打擊這些反對派人物為主要目標的運動稱作“肅反運動”嗎？或者進一步，僅僅用一個“肅反擴大化”的簡單名目，就可以輕飄飄地結案了嗎？

布哈林

這四個重大案件及其所包括的幾乎所有案犯，大都涉及蘇維埃國家的開國元勛和重要黨政軍領袖人物，關涉列寧與之并肩戰(zhàn)斗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們都一一含冤被殺，還都是在被稱為“肅反運動”中死去的。實際上，按照列寧的黨內斗爭原則，對這些人即使罷官撤職，也應按黨內同志對待，而不能隨便關押、逮捕，更不能槍斃處決；而斯大林親自發(fā)動的這場運動，卻把他們一一處以極刑。其規(guī)模之大、手段之殘酷，在近現(xiàn)代各國的政治史上是罕見的。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大清洗，是對凡持不同意見的政敵，一律掃除之、一律清洗之的暴力鎮(zhèn)壓。

“清洗”“清黨”這兩個詞，本來就是聯(lián)共（布）黨自十月革命后以來的傳統(tǒng)用語；由于1930年代中后期發(fā)生的這場清洗是大規(guī)模的清洗，是集過去所有清洗之大成的清洗，所以將其稱為“大清洗”，是合乎邏輯的，也是順理成章的。這是個中性用語，并不含褒貶色彩。

如果有人懷疑蘇共中央1980年代的平反，那是他們的學術自由，但須知，在當前拿不出足夠證據(jù)的情況下，在國內外學術界基本否定這一運動的情況下，仍沿用“肅反運動”或“肅反擴大化”名稱，一般會被學術界視為一種不尊重最新學術成果而表現(xiàn)出的保守落后行為。

其二，應該從“大清洗”運動部署的幾個戰(zhàn)役出發(fā)，對被作為打擊對象的幾個主要群體的人員成分加以分析，來評判這一運動究竟是打擊、“肅清”了什么人。這些被打擊、肅清的對象究竟是真正的“反革命”，還是絕大部分是干部、黨員、知識分子和各階層的群眾？這是判斷這場運動之是非、性質的一個根本標準。

我們知道，發(fā)生在蘇聯(lián)1930年代的這場“大清洗”運動，整個過程是由若干階段、分幾個“戰(zhàn)役”構成的。起碼可分為醞釀準備階段、發(fā)動階段，以及高潮和收尾四個階段。對應于這各個階段，曾分別通過“清查黨證”，對全體黨員進行了審查；通過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大審判，進行了一系列大清洗的動員。接著，在1937年2～3月中央全會上，由斯大林、葉若夫的講話做了全面發(fā)動、部署，使運動開足了馬力，直到1938年3月莫斯科第三次大審判，即對布哈林、李可夫“右派陰謀集團”案審判結束，方剎住運動高潮的快車。此后，大體直到1939年底，在清洗葉若夫內務人民委員部干部時，該運動以葉若夫1940年被處決而結束。（見《葉若夫：“血腥的侏儒”》）

讓我們看看這幾個階段，其中包含的所有戰(zhàn)役，都打擊、鎮(zhèn)壓了哪些人，真正的“反革命”究竟占了多少。“清查黨證”：“審查了81％的黨員，其中9％被開除出黨”；沒收黨證幾乎達25萬張。根據(jù)我們起碼的政治經(jīng)驗判斷，這個階段的運動，打擊的主要是普通黨員及其干部，充其量還有一些被打成“反對派”成員或消極、不起作用者，而確屬黨內“反革命”的，微乎其微。

莫斯科三次大審判的案子，蘇共中央已給甄別、平反。需要指出，其中第一次、第三次大審判，打擊、鎮(zhèn)壓最大量的是黨內“反對派”成員、黨員干部和老布爾什維克；第二次大審判，打擊的主要是經(jīng)濟管理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多以所謂“怠工者”“破壞者”加以判罪、逮捕。這里面的所謂“罪行”多是在趕指標、搞競賽，大干蠻上或工人文化技術差、違反操作規(guī)程、廢品不斷、事故頻繁所造成的；而這一切“罪行”，都統(tǒng)統(tǒng)扣到了管理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的頭上。這里遭受打擊、鎮(zhèn)壓的人，充其量多是責任事故者，真正的“反革命”“暗害者”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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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判斷，在“大清洗”高潮的幾個戰(zhàn)役中究竟打擊了什么人。

首先，是對“前富農”“刑事犯”等所謂“反蘇分子”采取的行動。近幾十年學術界大量的研究表明，蘇聯(lián)集體化時期劃定并加以消滅的“富農”，大多是在蘇維埃政權下，特別是在新經(jīng)濟政策時期富裕起來的富裕中農和貧農；真正的富農是在十月革命初期、國內戰(zhàn)爭年代劃定的，而這種真正的富農在十七八年以后的“大清洗”年代已經(jīng)很少了，主要存在的是他們的子弟。所以，蘇聯(lián)學術界主流認為，集體化期間所謂的“消滅富農”，對他們的驅趕、流放，實際上主要是對農民階級的消滅。（見《暗無天日：讀肖洛霍夫給斯大林的信》）

“大清洗”期間對所謂“前富農”的行動，是對他們的再次整治和打擊。“大清洗”針對的所謂“刑事犯”，實際上大多數(shù)是“小偷小摸者”“順手牽羊者”：那些年，曾按1930年代初制定出的“麥穗法”治罪，規(guī)定只要“侵犯公共財產”，哪怕是集體農莊莊員，包括12～16歲的未成年者，在青黃不接時順手牽羊，捋了幾穗麥子，或者摘了幾根黃瓜，就可重判十年八年的罪；甚至12歲以下的兒童有如此行為者，還要判其父母的罪。研究證實，按這種條律判罪的人數(shù)是相當多的。這樣的過失，根本稱不上是什么“刑事犯”。在這一針對“反蘇分子”的行動中，真正的“刑事犯”“反蘇分子”，微乎其微，其卻反證了蘇共當局的非人道行徑。

其次，是對邊疆地區(qū)“不可靠分子”、少數(shù)民族的行動。其中包括把遠東邊區(qū)約17萬朝鮮族人強制遷徙中亞，還粉碎包括諸多少數(shù)民族的所謂“反革命民族分子”（其中有波蘭人、拉脫維亞人、德意志人、愛沙尼亞人、芬蘭人、希臘族人、伊朗人、中國人、羅馬尼亞人）。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反蘇”“反革命”，都是值得懷疑的。

第三，運動發(fā)展到最后，通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審判，經(jīng)過媒體的虛造聲勢，加上懷疑氣氛和告密活動的不斷發(fā)展，直至發(fā)展到對歷史上有過這樣那樣問題的人，都拉出來整肅，并作為逮捕、流放和鎮(zhèn)壓的理由：革命前有過不潔經(jīng)歷的，國內戰(zhàn)爭參加過白軍的，有過其他政黨背景的，或同聯(lián)共（布）反對派沾親帶故的，從1920年代末以來歷次運動中挨過整的，出于各種原因以前被開除出黨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蘭人、朝鮮人等），以前參加過被解散的各類社團的，凡與上述各類人有親朋關系或交往的，——所有這些人，都成了被牽連、受整治的對象。

紅色屠夫葉若夫

“大清洗”高潮中所有這些行動的打擊對象，真正屬于“反革命”的，少而又少，最大量的是農民、市民群眾、少數(shù)民族和知識分子?？墒牵诟鞔涡袆又?，葉若夫領導的肅反機構，卻是硬性給各級各單位下達分配逮捕和槍斃的數(shù)額指標，勒令必須完成。有些政治領導人和肅反人員，為邀功請賞，對分配指標層層加碼，致使冤捕、冤殺事件層出不窮。這是“肅清反革命”，還是對各個階層的大清洗、大鎮(zhèn)壓，是不言自明的。

第四，對于“大清洗”運動定性的另一關鍵，是在對“第五縱隊”確實存在與否的認定上。劉著引用1937年6月2日《斯大林在國防人民委員部下屬的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速記稿），還引用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言論，來證明“第五縱隊”的存在。

斯大林的發(fā)言，是在德國法西斯間諜機關散布假造的有關圖哈切夫斯基（見《“紅色拿破侖”之死》）等蘇軍高級將領與他們聯(lián)系的“反間計”材料，故意通過捷克總統(tǒng)貝奈斯知會斯大林之后，在“大清洗”的高潮中，在敵特、間諜滿天飛的一片濃重懷疑氣氛中做出的，完全是羅織罪名，編造冤案。從斯大林發(fā)言來看，他完全中了希特勒間諜機構精心策劃的“反間計”。這是近些年俄羅斯學術界的共識。但劉著卻全部將其作為確證材料加以引用；同時，還用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言論加以支持。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這三個人物，在整個1930年代和“大清洗”運動中，是蘇聯(lián)當時黨政三巨頭，斯大林是運動的決策、發(fā)動者，一切大案、要案的決策、處理都由他決定；卡岡諾維奇從反“右傾”斗爭后就一直是黨內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把手，從“大清洗”醞釀準備到結束，整個過程，他都處在協(xié)助斯大林決策的地位；莫洛托夫是當時的蘇聯(lián)人民委員會主席、政府首腦，幾乎一切有關懲治犯罪的法令法規(guī)，都是由斯大林和他聯(lián)名發(fā)布的；加上當時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可以說他們四人是“大清洗”的最高決策共同體。他們幾乎是所有大案、要案的定案者，是“大清洗”的最高決策者。

劉著僅僅用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三個人的言論，來論證“第五縱隊”的存在，這無非是借他們的話老調重彈，怎么能視之為證據(jù)呢？這樣的研究，能說明什么問題，能有什么新的學術價值呢？作者表面上引證的是“蘇聯(lián)歷史檔案”，其實是借“檔案”二字嚇人，引證的全是斯大林和卡岡諾維奇早就講過的話；而引證《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一書，又用莫洛托夫的談話論證這一問題，這些陳舊的材料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其中，唯一引用近年出現(xiàn)的材料，是《蘇維埃俄羅斯報》記者對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采訪錄。理·伊·科索拉波夫是《斯大林全集》第14卷、第15卷的編輯者，可以說是目前俄羅斯學術界推崇斯大林的第一人，他集1980年代改革前蘇聯(lián)官方理論之大成，進一步替斯大林的“大清洗”辯護。但他并沒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證據(jù)來說明“第五縱隊”的存在，只是十分模糊籠統(tǒng)地說：“1961年4月26日什維爾尼克就甄別1937年提出的對一批軍事領導人的指控，向赫魯曉夫提交的一份調查報告給人的印象是奇怪的”，“明顯的漏洞和破綻比比皆是”。但究竟“漏洞和破綻比比皆是”在何處？又是什么？在這個本可借助大眾媒體宣傳一下的大好時機，竟一無披露，這又是為什么？而這些話語到了中國這些作者的筆下，用一些“可能”“也許”等等的字樣，就大膽地肯定了“第五縱隊”的存在，并以此肯定這場運動就是“肅反運動”。這是嚴肅的學術研究嗎？

莫洛托夫在《秘談錄》中一口咬定存在“第五縱隊”，他說：“文件尚未披露，將來會弄清楚的?！边@是在1970年12月18日說的話；時間過去了整整40年（本文寫于2010年——編者注），如今蘇聯(lián)“大清洗”運動的檔案大都解密了，蘇共中央和后來的葉利欽政府對重大案件已調查多次，學者們近些年也大量反復查閱了案卷，至今沒有揭露蘇聯(lián)“第五縱隊”存在的事實。連一部帶左派共產主義色彩的俄羅斯史教科書，由莫斯科大學以庫庫什金院士為首的20世紀俄羅斯史教研室評論審定的一種高校教本，在涉及斯大林在戰(zhàn)爭臨近時搞鎮(zhèn)壓是為了消滅“第五縱隊”這一說法時，也認為，“斯大林的忠實戰(zhàn)友莫洛托夫向詩人楚耶夫提出這一說法，是為了替鎮(zhèn)壓做辯護”?？梢?，這個教本對“第五縱隊存在”的說法是徹底否定的。

在此情況下，還仍然能用“可能”“也許”來論證“第五縱隊”的存在，繼續(xù)論證“大清洗”運動就是“肅反運動”或“肅反擴大化”嗎？

至于“大清洗”運動的責任問題，由于“大清洗”的動因是相當復雜的，復雜的動因也關聯(lián)到復雜的責任，自然不能簡單對待。但無論如何，斯大林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lián)黨政實際的領導人，從1930年代中期起是全權獨斷者，是“大清洗”運動的親自策劃者、發(fā)動者和最高決策者。

有關發(fā)動“大清洗”的理論和關鍵步驟，都是屬于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斗爭越尖銳”，是他的名言；是他不經(jīng)嚴格調查，先入為主地借基洛夫被暗殺案（見《基洛夫遇刺：一個血腥的陰謀》），首先把打擊矛頭指向所有反對派；是他在亞戈達與葉若夫的沖突中站在后者一邊，主張擴大打擊面；是他不經(jīng)政治局集體討論，與日丹諾夫兩人共同決定罷免亞戈達，而任命葉若夫為內務人民委員（見《亞戈達：流水的“紅人”》《葉若夫：“血腥的侏儒”》）；有關“大清洗”的幾乎所有重要指令、法規(guī)和行動步驟，都是斯大林親自批準的。固然，最高決策圈子、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員，在“大清洗”中各有各的責任，特別是葉若夫，是“大清洗”的罪大惡極者，是最大的劊子手，但嚴格地說，也是“大清洗”理論、方針的具體執(zhí)行者。所以，所有這些責任，不是二一添作五，平分的，而是各有輕重。

而劉著卻折衷主義地說：“斯大林與其他領導人一起應當為此承擔責任?！边@是否定斯大林作為運動親自發(fā)動者、最高決策者和領導者的責任，是明顯為斯大林開脫歷史責任，進行毫無說服力的辯護。關于斯大林對“大清洗”所應負的責任，俄羅斯學者和領導人已說得很清楚。俄總統(tǒng)梅德韋杰夫和總理普京（本文寫于2010年——編者注）多次說過，斯大林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其中，“大清洗”是他們所指的主要“罪行”之一。

最后，還要質疑劉著對“30年代大清洗”這一說法的質疑。作者質疑這一說法，說明他們的蘇聯(lián)史知識比較貧乏：他們大概不知道蘇聯(lián)除1930年代中后期這一次“大清洗”之外，還存在1920年代的“清洗”、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清洗”；更不知道，戰(zhàn)后從1946年到1952年，發(fā)生了幾乎堪與1930年代相比肩的大規(guī)?！扒逑础?。有些學者正是為了把1930年代中后期的這次“大清洗”與上述幾次“清洗”相區(qū)別，有時為行文方便，簡而稱為“30年代的大清洗”，而這樣稱呼的同時，他們對其發(fā)生時間的限定是明確的，并不能理解為是從1930年直到1939年的、貫穿整個1930年代的“大清洗”。

其實，熟悉蘇聯(lián)歷史的人們，一見到這樣的短語，就立即明白是指發(fā)生在蘇聯(lián)1930年代、系在1936年到1939年期間開展的、以1937—1938年為高潮的“大清洗”運動。這是不言而喻的，實在是個常識問題。筆者認為，治史的前提是弄清史實，再出觀點，庶幾才符歷史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