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賑，就是國家層面大量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工程，受賑濟者參加工程建設獲得勞務報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濟的一種扶持政策。

具體到我們利用專項資金開展以工代賑的項目，比如在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就會廣泛用到以工代賑，在城市的政府重點投資工程中也可以推行以工代賑。

現在已經發展到強調把以工代賑作為穩就業、穩經濟的重要工具之一，按照7月8日發改委公布的信息，已經新增下達100億元中央預算內投資，開展以工代賑加力擴圍促進重點群體就業增收行動。

目前已經開始支持26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施1975個項目，預計發放勞務報酬45.9億元，助力31萬名重點群體穩就業促增收。

或許會有朋友想起20世紀20-30年代（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期間的以工代賑，但實際上，這是我們早在春秋時期就用到的方法，唐宋時期更是達到頂峰！

以工代賑的事例最早出現在《晏子春秋》中，當年齊景公（春秋時期齊國君主，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在位）的時候“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

晏子（即晏嬰，春秋時期齊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以“以工代賑”的形式在為君王修筑好游樂場地的同時，饑民從中得到了救助的糧食，這是文獻記載中工賑的最早實例。

而且“以工代賑”的思路理清、具體方法等等在先秦時期管仲的思想中也有提及，比如“若歲兇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后來就形成更加可具操作的工賑辦法。

在我國古代，“以工代賑”其實具有一石三鳥的效果，在災荒賑濟或公共事務中具有節省政府財政支出，防止兇年流民、盜賊產生等諸多社會效應，所以歷代封建王朝也多采用這種辦法。

以唐代為例，李頻擔任武功令時，“有六門堰廞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廥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灌田，谷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擢侍御史”。

也就是說，在唐代的水利工程方面，“以工代賑”的現象就已經比較多了，尤其是中唐之后，水利工程修筑的普遍化趨勢，更讓“以工代賑”越來越普遍。

進入北宋時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以工代賑“的明確記載開始在文獻中大量出現，這實際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北宋特殊的社會經濟狀況。

如所周知，北宋時期最嚴重的就是三冗問題——冗官、冗兵、冗費，這三個難題一直貫穿于北宋王朝的始終，成為北宋政治與經濟的基本特性，所以北宋給我們的印象更多表現為怯懦、懼戰；尚文、排武等等。

如果加上向周邊少數民族勢力議和，比如“以歲幣求和平”，而“歲幣”就成為了北宋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再加上大量官吏機構的設置，以及養兵政策等內容，對于政府財政而言無疑又是一筆巨大的開銷。

由于，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范仲淹（公元989年10月-公元1052年6月），是北宋最早提出“以工代賑”思路和具體方案的人。

范仲淹把這個思路結合北宋的實際國情具體表述為：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

在范仲淹看來，如果能夠將“以工代賑”作為一項國策長期執行，國庫雖然要支出萬余石糧食作為招工賑災的手段，但比有災時單純耗費數十萬石米谷要有利得多，而且政治和社會都會相對穩定，這才是無法用錢糧衡量的。

因此，范仲淹在他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竭力主張相關的思路和做法，比如“以有余之財以惠貧民”、比如“募民興利…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等等。

平心而論，這樣做確實可以讓北宋用消極維持農業勞動力的賑濟性支出，忽然可以變成積極的、主動的、可以讓普通民眾尤其是災民樂于接受的方式方法，既可以賑恤饑民，又可以興修水利，還可以避免流民甚至叛亂的產生。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即“惠而不費”——“以工代賑”的實際支出，是以維持基本生存為標準的，不是以生活得很好為標準，所以實際產生的財政負擔并不重，報酬也不一定會是錢財，糧食及生活用品都會受到民眾的歡迎，比起被動救災甚至放任不管而產生的巨大破壞，要便宜得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