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大衛·林奇說，自己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從空氣中感覺到恐懼的存在。不是家庭生活不幸福，而是形而上的感受，他認識到：“在表象下面總有另一個世界存在，你再往下深挖還有不同的世界存在。……藍天、鮮花固然很好，但另一股勢力——一股痛苦、腐爛的勢力也如影隨形。”

比如說在一個花園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有太多東西在侵害著一個小花園。有大量屠戮和死亡，有病害、蠕蟲、蠐螬、螞蟻。有非常多這類活動在進行著。”每一棵樹長大，都會經歷無數磨難。這個美麗的世界，是由距離制造出來的，湊近觀察，“總能在底下找到紅螞蟻。”

大衛·林奇講到紅螞蟻的時候，讓我想起張愛玲關于袍子和蚤子的名言。她的原話是這樣說的：“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夜雨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真是天才的早慧，讓我們這些少時只惦記吃喝玩樂的凡夫俗子，既感慚愧也感到慶幸。這個表象之下的世界，這些痛苦與屠戮，你覺察不到，它們就不會日日夜夜咬你的心。要是我們不能忘卻死神的鐮刀隨時可能奪走我們的性命，我們又怎能快活得起來。

不過愚笨如我，隨著年歲的增長，挫折的積累，也漸漸體會到，生活有兩個面，陰面和陽面，它們總是在同步運行。柳暗花明和晴天霹靂都是人生常態，也就是說，陰面和陽面的翻轉往往是非線性、非邏輯的。

當生活突然從陽面跌入陰面之后，從前的種種歡愉都像一場夢，甚至覺得自己像個自鳴得意不知災禍降至的小丑。你會抱怨命運，會忍不住跟別人比較，我并不比別人更惡劣更蠢笨，為什么攤上這樣救贖無望的生活。不過也沒人會傾聽你的訴苦，你就這樣忍著，忍著。

可是突然有一天，生活又回到陽面上來了。你在黑暗中獨自品味的痛苦，并未得到紓解。你分析出來的那些結構性原因，也沒有消除。但身體就是突然輕松了，陽光就是突然明媚了，說不出原因。

或許陰面和陽面都不足以概括生活的本質，它們反映的只是我們的認知與習性。無論置身陰面和陽面，我們都會放大某些元素而忽略另外一些元素。無論放大還是忽略，都是所謂生活技藝的必須。但不知道哪一天，閃電降臨，再也沒有調整的必要。

生活的邏輯，在復雜度上總比我們頭腦可以駕馭的邏輯高出一層，你再努力都沒有用。但如果不努力，陰面可能會持續得更久，更難擺脫。

假如人世間真的有智慧可言，智慧的燈塔所要指引我們的便是，在一切靜好之際，我們該向哪里做努力。趁一切還來得及。

艾·弗洛姆說，人一生下來就被推到一個不確定的、完全開放的環境中去，除了知道要以死亡告終外，一無所知。當人覺悟到生命的短暫，死的必然，和自己對社會對自然的無能為力之后，他就會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監禁，他要想辦法同他人和周圍世界結合在一起。

我們成年之后，做的很多努力，都是在逃避面對作為有死凡人的根本處境。昆德拉說，媚俗是遮蓋死亡的一道披風。

弗洛姆總結了人為了逃避孤寂，與世界結合的幾種常見方式。

第一種是縱欲，不同形式的縱欲。通過縱欲來結合的方式有三個特征，首先都很強烈，甚至和激烈；其次需要把整個身心投入進去；第三，縱欲的效果很短，需要不斷重復。

第二種是同一化，也就是與他人保持一致。這種結合方式，只需要投入腦子，不需要投入身體，可以更持久。代價就是，參加者為了使自己屬于這一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個性，我得永遠跟這組人看齊，才能得救。

第三種結合方式，是創造性勞動，無論藝術家還是手工業者都屬此類。在創造性勞動中，勞動者和對象合二為一，人在創造的過程中同世界一致。但辦公室里的職員，流水線上的工人，從事都不是這種勞動。

不難發現，這三種人與世界結合的方式，都有弊端。弗洛姆由此點出他的主題：“對人類存在問題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愛中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統一。”

弗洛姆所談的“愛的藝術”是可以從男女之愛推廣到朋友之愛的。他說愛首先是給而不是得。在愛里面的“給”，不是犧牲，不是交易。對有創造性的人來說，“給”是力量的最高表現，我通過“給”，體驗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我僅僅是通過在“給”的過程中體驗到生命力的勃發，而欣喜萬分。

我們經常忘了這個世界有多么恐怖，直到被本不該意外的意外打斷。比如今天，一位年僅48歲的女明星去世。

但是這樣的意外，也總會引發同樣不該意外的喧囂。透過那些一文不值的話語浮沫，我總會猜想，這些喧囂者究竟過著怎樣一種生活。而我覺得，在這樣的時候，讀一讀大衛·林奇，讀一讀張愛玲，讀一讀弗洛姆，會更體面一些。或者隨便讀一部合格的文學作品，沒有哪個創作者不是被死神驅策著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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