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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見：貧困的唐朝與歷史的辨析『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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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唐朝，文化繁榮值得稱道。但是提起經濟，倒是令人遺憾。

較為豐富的唐朝歷史信息，往往給人以雍容華貴、民生富庶的印象，甚至歷史人士也簡單地認為唐代處于集權社會的一個興旺時期。

其實不然。從氣象學的角度來看，唐朝以前和以后，華夏大地的氣溫均偏低約5攝氏度，也就是說，唐朝時期比其前后時期，平均氣溫高約5攝氏度。

任見先生的《中國茶史》以充足的證據分析了隋朝以前和唐朝以后華夏產茶區域的變化。

其《第十二章 登峰造極看兩宋》中第32節“顧渚建甌，重心變遷”說：“在天文方面，宋代的氣候和唐朝及五代十國時期相比，出現了降溫趨勢且持續較久，茶葉產區的北域界線緩慢南移，產區相對以前愈加集中。”

至于茶葉產區的北域界線南移的情況，第32節說：“唐朝中期，在顧渚設立貢茶院，具體位置在湖州長興和常州義興今之宜興交界處。據《長興縣志》載，顧渚貢茶院規模很大，‘役工三萬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場‘三十間’，烘焙工場‘百余所’，每歲生產貢茶萬串以上。茶葉生產的最高技術團隊，顯然已在東移，處于贛東北和浙西地區了。

“從五代末季到北宋初期，氣候由暖轉寒幅度較大，一度比唐朝時期要低3℃，在地理位置上偏北的地區，接近長江的地區，大批茶樹被凍死，存活的也推遲萌發，這樣，宋代的貢茶生產中心就不得不再向南方移動，設在了建甌，今之福建南平。

“唐朝的貢茶院在顧渚，每年清明前要按時將貢奉的茶葉送到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運力要求本就不低，建甌比顧渚偏向西南約一千二百里，即便宋都汴京今之河南開封跟長安、洛陽在同一緯度，貢茶路程還是多出來千里之多，要在清明前把新茶運到汴京，難度可想而知。”

唐代氣溫處于氣象學上的“暖期”，農作物自然易于生長和豐收，人們的飲食較之其他朝代會好一些，服裝也袒胸露臂地開敞許多以適應暖期的氣候狀況。當然，朝廷、官府和惡劣的官吏剝削百姓，也造成白居易《賣炭翁》中所狀摩的窮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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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相對溫暖的氣候，較利于農業，農業發展了，糧食和農副物質的貿易也會好起來。不過在整個唐朝不到300年的時間跨度中，各種動亂因素并不比其他王朝更少，災荒連年也是難免的，導致市場物價的升降也非常劇烈，據資料顯示，唐朝時期氣象災害竟會使糧食價格出現相差一萬倍的惡劣現象。

唐朝也有所有集權王朝的弊病，朝廷的人，官場的人，朱門酒肉臭，一般人眾，底層社會，路有凍死骨。貧富天淵，即便在他們吹噓的“開元盛世”“天寶盛世”也是常態。

在落后的農耕經濟中，糧食是最重要的商品，糧價直接反映社會的繁榮穩定狀態。氣象不僅影響糧食收成的豐歉，天災使百姓生活困難，為饑寒所迫鋌而走險的人會成為盜賊，影響社會治安狀況，從而影響官員的政績。

唐朝有過富庶和繁榮的年頭，但都持續時間有限，共有三次，最長的約有三十年，其余年頭均是物價失控，或過高或過低，其調整機制缺失，人們流離逃荒或拋棄田土。所以說概觀言之，唐朝所謂“盛世”，盡在瞬間而已。

唐朝之初，物價畸高，原因是隋朝皇帝楊廣在其執政末期揮霍無度，大規模出兵討伐高句麗，對境外所來人員無論商旅還是流氓，只要冒充官方使者便得到楊廣的巨額賞賜，而對隋朝內部百姓，則盤剝極為嚴重。

楊廣征伐遼東，在表面上治下全境糧草、兵器充足，但是運轉不力。糧米從南方經過運河到達華中，換為一人一架獨輪小車裝運一百余斤向東北運輸，駕車人一路食用，到了遼東即將一車糧米食盡棄車逃跑。

楊廣明顯高估自身實力，反而低估反對力量在各地醞釀的速度。發動大規模遠征，既毀掉了農業生產積極性，也脅迫、捆綁了眾多男性勞動力，留在內地的軍隊又失去掌控，最終只有王朝覆滅的命運。

隋朝末年，戰亂頻繁，唐朝替代隋朝，也是經歷了比較廣泛的戰爭的，所以唐朝之初，直到皇帝李世民的貞觀初年，各地由于饑餓爆發大規模的流民起義，唐廷不得不用兵鎮壓和管制地方。“與民休息”的新政策在社會狀況較為安定的地區緩慢推開，也經歷了多年的光陰，隋末唐初糧價高漲的局面才得以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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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做皇帝的時候，被鼓吹為“盛世”，其實差強人意，單看人口，直到李世民駕崩，都沒有超過隋朝末年。《通典》載：“大業初有八百馀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馀萬戶。”“大業”是隋帝楊廣的年號，“武德”是唐帝李淵的年號。李淵執政時間甚短，到李世民時期，戶數變化并不明顯。

公元639年，李世民貞觀十三年，唐朝戶部統計境內全部為304，1871戶，折合1235，1681人。公元652年，李治永徽三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歲進戶一十五萬。”李治“以天下進戶既多”， 謂長孫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高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

這是多么令人吃驚的戶數對比啊。隋朝楊廣時戶數為八百七十萬，經過李世民的“開元盛世”，到了李治的唐朝“青春期”，戶數僅有三百八十萬，連楊廣時期的一半還不到。

《劍橋中國隋唐史·經濟和社會變化》云：“在隋代擁有總人口一半以上的河北和河南（今河北、山東和河南三省）一落千丈。在隋亡后的內戰中，河北首當其沖，晚至726年，它擁有的人口仍少于其609年人口的一半。河南喪失的人口幾乎一樣多；在742年，整個東北只有它的隋代人口的70%左右。

“作為中國文明最古老的定居中心和漢以來帝國政治中心的西北也相對地衰落了。河東（今山西）的人口在609至742年期間減少了20%，到11世紀末降到了隋代水平的一半多一點。關中（今陜西）在609至742年期間也喪失人口的10%。”

唐廷自李世民起進行幣制改革，直到其子李治執政晚期、皇后武則天攝朝之前，糧食價格才趨于穩定。

李治和武則天時期，遠東地區大氣溫度漸漸升高，風調雨順，朝廷在東都洛陽治政，也利于控制東部和南部產糧區，農業生產得到發展。到了“武周”后期，多種因素疊加，糧價才又再度上漲。

據記載，從關中地區到洛陽西郊均出現“人相食”的慘景。

《資治通鑒》載：“四月，關中饑饉，斗米三百，將幸東都洛陽，留太子監國。”“五月，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居民千余家。關中先水后早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這年是公元682年，李治永淳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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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經濟困境長期得不到改善，任見先生的十卷《大唐上陽》和十五卷《洛陽城》，分別從皇家內部和天地之間兩個視角，對此有具體而翔實的描述。高糧價長期持續不降，逼迫唐朝尋找對策，找到了夏秋“兩稅法”。

“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但兩稅法并未促進生產力的增長，也沒有增加貨幣投放，而是將征糧收物變成了納取貨幣。

農民按時向官府繳納銅錢，市面上銅錢變少，抑制了通貨膨脹。在大面上看來，經濟好了，但在微觀層面，每一個唐朝人并沒有得到什么財富，銅錢反而由于緊缺而升值，拉大了貧富差距，民眾覺得生活更加沉重了。

此外，與民人生計直接相關的食鹽價格在唐朝也十分夸張，甚至比糧食價格上漲更烈。

食鹽這種物品，歷來被華夏統治者用作征斂民財的工具。食鹽產量極高，成本及其低廉，但是人人離不開食鹽，家家離不開食鹽，統治者就設計食鹽“專賣”制度來控制流通和價格，從中謀取暴利。歷朝歷代統治者都對這種低級食用品抓住不放，向整個社會“薅羊毛”，所有人都得貢獻暗藏的“鹽稅”，誰也逃脫不了。

唐廷為了斂財，同其他朝代一樣在食鹽方面入手，操縱其價格和買賣，鹽業為朝廷帶來的收入竟然占到了每年稅收收入的二分之一，當然，民眾深受其害，苦不堪當，一些地方，一石糧食才能換取三升食鹽，偏遠地區的窮人，數十年都吃不到鹽。

除了糧食和食鹽以外，唐朝幾乎所有的物品價格也都在逐年走高。不論是絲綢還是各種相對貴重的生活材料，在非常時期都被統治者當作貨幣使用。盡管宣召并實施他們能夠想到的各種方法，依然控制不了通貨膨脹，反而物資價格的暴漲暴跌極為常見，每一輪暴漲暴跌都加深一重經濟危機。

唐朝的黃金價格和酒價，也都在持續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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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葉，佛教盛行，各地廣修寺院，塑造佛像，耗費黃金，加之唐朝后期對外貿易分量增加，黃金用來向外支付，向西域商人購買奇珍異寶，需要大量的黃金，這樣導致黃金的基本存貨日益減少，價格日益上漲。

很多人認為，硬通貨價格上行是好事，利于投資市場。但在唐朝，完全沒有金融市場意識，黃金價格上漲只會導致物價走壞。

唐朝士族每天必酒。酒價在唐朝也是逐年上漲的，它不會因為鼓吹所謂“盛世”就照顧市場，下跌價格。當時釀造技術落后，水平低下，所謂“濁酒”又需要大量糧食釀造，導致糧價上漲。

商人眼邪，看到酒的保值增值效果，紛紛參與釀酒，獲取暴利。在糧食本就剛剛夠全社會煳口的情況下，大量的糧食被用來釀酒牟利，滿足貴族豪門的奢華生活，滿足詩人騷客的附庸風雅，因此被戕殺的底層民眾的生活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將大量的糧食用于釀酒，唐朝的糧食供給不會成問題。其糧食生產能力即便不能有較大剩余，起碼也不可能造成大范圍饑荒。可是，釀酒作坊太多，燒煮糧食太多，唐朝的糧食基本上總在缺少狀態。

唐朝的交通運輸成本并不很高，其初年戰亂之后，道路河道損壞嚴重。隨后多年致力修繕，能夠正常使用。然而泥土道路、泥土河堤畢竟難以耐久，時日一長，便行進不易了。若有地方戰亂，交通基礎設施遭受破壞，或者搶道劫奪者出沒，就更不好說了。

南方輸送北方的糧米，以及運輸費用，需要南方貨主自行承擔。通往北方的漫長道路，唐廷總是無力維修，將其下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修路的費用都在當地民眾上繳的賦稅中抽取。朝廷對抽取有限制，官府操作有暗箱吞吃，因而交通維修用度不夠，就向民眾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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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有唐一朝，經濟基本面問題多多，雖說朝廷的每一次改革差不多都能在短期內有效，但維持的時間長度有限。經濟繁榮期一過，隨后漫長的時間就得為積累下的弊病還債。加上唐朝不斷西征和北伐，龐大的軍費最終也只能通過加稅來解決。所謂財稅改革雖然可以救一時之急，維持政體運轉，但全都是建立在民眾血汗付出的基礎上的。

大唐盛世僅是一瞬、一瞬、又一瞬，唐朝普通人眾，一代、一代、又一代，日子過得很苦。

同任何一個集權朝代一樣，唐朝統治集團腐朽荒淫，痼疾難除，各級地方官府巧立名目，橫征暴斂，社會矛盾總在激化，流民起義也彼伏此起，連綿不斷。

唐朝的經濟狀況在其末季的李隆基時期即其天寶年間得以好轉。“開元”和“天寶”又被鼓吹為盛世，氣溫繼續緩慢上升，李隆基和其貴妃楊玉環終年以洗澡為樂，經濟由于氣溫上升而發達，糧食等物品供應充足，物價水平十分低下。但李隆基是個昏君，也是個“無為而治”的庸君，所謂經濟繁盛、“谷賤傷農”的狀況持續了約二十年，便發生了“安史之變”， 物價飛漲，民生涂炭。

“安史之變”，戰事磅礴，洛陽和長安淪陷，李隆基夾著尾巴西逃，在馬嵬坡失去楊貴妃，中原大地體系完整的農業和手工業完全崩潰，糧價一飛沖天，中原和華北人眾開始了又一輪向南的大逃亡。

節選自任見《客家史記》上卷第二章“第二批北方人南遷”第10節“經濟繁榮的假象”。

2011.12，于瑞歐村

《帝都傳奇》